今天我讲的题目其实跟大会的主题是一致的，就是要讲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十五届五中全会在2000年提出来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来支持信息化。实际的发展好像进入21世纪以后没有像原来预想那样发展，我们听到的关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另外一种选择，我们提出来了，各地都认为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特点就是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进入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各个地方都在大力地发展重化工业，钢铁、冶金、汽车、大石油化工等，在全国走一走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很快就显现了我们资源的支撑能力不足，不但是中国的资源不足，全世界的资源支持都发生了问题，以至于去年因为中国的大量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等等价格都飞涨，石油价格也飞涨，而且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到去年上半年又出现了过热。这引起了一种思考，到底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是怎么走？

    照我们在21世纪许多地方所走的这条道路，主张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期的人们引以为惧的理论是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这是所谓的霍夫曼定理。霍夫曼把工业化分成四个时期，越到了后期重化工业就变成支撑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了，它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这件事情引起一定的思考，到底我们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就要回到这个理论的源头，对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历史重新做一个回顾。

    我就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代经济学对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和增长模式，对于近代经济发展历程作出的分析，最先是由萨谬尔森根据许多经济发展国家作出研究的总结。这是一个主流性的意见，其他的经济学家比如说迈克普鲁特把竞争力的发展也分成三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根据萨谬尔森总结的三个阶段是完全吻合的。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从英国来说大致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后期，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发展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土地投入，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发展的前景作出了一个很悲观的估计，因为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当土地都被占用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很快就会出现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在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很难得到提高，陷入了马尔萨斯的陷井。所以当时一种叫成阴郁的科学，这种说法对当时发展前景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的前景不好有关。可是到了18世纪后期，当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后发现并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井，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生活水平还在不断地提高，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的使用，机器的使用开辟了新的前景。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是按照第二个模式、第二种道路、第二个类型发展的，主要是依靠资本的积累。通过资本的积累用更多的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经济就发展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提高资本和劳动力，靠资本的积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第二个模式的经验提出了他的理论，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工业化越到了后期阶段重工业的比重就越高。这时英国、美国的经济发展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霍夫曼用工业化中期以前的经验来推到后期阶段，所谓的霍夫曼定理，也叫霍夫曼经验，因为它是不完全经验的归纳。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对于这个时期的第二种模式工业发展的发展前景作出了一个不好的估计，也是一个悲观的估计，而且在社会增值方面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估计。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叫做资本有机构成，列宁把它引申为生产第一部类的有限增长，从马克思来说他得出两个结论，因为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依靠资本积累，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就得出两条规律性的东西，一条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竞争加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形成垄断，另外一条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话，工人的平均工资会下降，这样两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按照第二种模式发展，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剥夺者。也有没有做出悲观估计的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从第二个模式出发的，他认为重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会有什么区别呢？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计划经济可以动用资源和规定用途这样一个优势自觉地实现霍夫曼定理的发展路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化路线。可是真正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情况的发展并不像霍夫曼所说的那样，也没有出现马克思说的平均利润下降的趋势，也没有出现实业大量增加和无产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下降的趋势，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就是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打开了新的前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实际的经济发展是按照第三个模式进行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中期，实践工业化，这个时期经济发展，注意不是靠模式一的自然资源的投入，也不是靠模式二第二个阶段资本的投入、资本的积累，而是靠人力资本，靠人的支持、能力的积累，靠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模式一和模式二用现在的语言说是外延增长、粗放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更多的投入，而模式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主要是靠效率提高，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集约增长或者是内涵增长。在这个阶段有很多数据说明19世纪末期以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的。

    是什么因素使得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效率提高呢？大概是有三点因素的，第一个因素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电、电机、内燃机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技术进步就不是依靠经验积累了，这个时候研发就从原来的是生产过程的附属物变成一个独立的部门，研发和加工的分离使得技术进步大大加快。过去的技术进步是靠经验积累的，所以它是附属的加工过程，而到了电的使用以后，很多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是从科学研究直接引出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科学研究科研成果的技术运用，使得技术进一步加快，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领域，这是第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主要还是再生产、加工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第二个因素，是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商业只是农业和工业的附庸，人们还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在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异军突起，在讲稿上有一些数据，从就业来看，全社会的就业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和美国在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就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就大体相当了。到了20世纪就就业而论服务业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从产值来看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就确立了第三产业的概念，现在的产业三分发展是在20世纪中期确立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服务业异军突起超过了整个工业，这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效率的作用的估计，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它的估计都是不足的。为什么估计不足呢？因为在20世纪前面的70年到80年经济学只有生产加工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而服务业主要是处理交易的，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的作用。到了20世纪最后的阶段，从人们承认除了生产加工的成本，还有一个交易成本，这个时候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效率提高的意义才被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这里好像并不是普遍认识的。而且交易成本在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了，这里引用诺斯的估计，在80年代他认为国民收益中用于交易的成分占47％，引用了香港利丰集团的董事长冯国军先生讲的供应链管理意义时有一个数据，从原料到消费者拿到这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里面用于处理流通的占四分之三。宏基的施振荣先生有一个微笑曲线，整个价值链里面附加价值越来越向两端移动，从一端来说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从另外一端来说品牌营销，物流管理、金融这两端都是服务业，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总成本的降低和社会整个效率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三个因素就是信息化，信息化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因为交易成本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信息的成本。不管是消费性的、生产性的，还是社会部门，包括行政部门，交易成本主要是处理信息的成本。当然处理信息成本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信息化可以用信息技术帮助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前我们按照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业路线实际上就是用的早期发展阶段先行工业化国家他们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模式二，它造成严重后果大家都知道，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于执行这么一条路线，用模式二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所造成的后果作出了一些校正、调整，这个过程大家都经历过，但是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主要是对付模式二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弥补，作出调整。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经济调整提高了轻工业、提高了农业、提高了服务业，可是就它的结果进行调整。当然中共中央关于九五的建议提出了两个更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发展的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变。而且在九五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宏观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旧的发展道路、旧的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思维定式，那种制度安排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比如说仍然把GDP的增长、国力增强和赶超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比如说政府保持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经济参数过去为了适应模式二的发展道路是要求各种投入资源、各种要素规定很低的价值，水利资源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到资本的价格，外汇的价格都压到很低。一直到最后人才的政策，因为模式二下面主要起作用的，要求劳动者要服从劳动大军，而模式三依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不是普通的劳动力而是人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就需要依靠专业人员有一个宽松的、能够发挥创造力的环境。这一套管理办法、这一套政策照我看来比较适合于模式二，不大适合于模式三。因为这样旧的发展道路非常容易死灰复燃，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使得老的发展道路非常容易接受。到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口号，它的主线是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但是不明确谁来调整，是市场调整还是官员调整，怎么调整？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调整优化还是用行政手段来调整？所以从世纪之交的经营城市、形象工程，到21世纪初的发展重化工业，它带来的后果我就不想详细地讲了。

    我想介绍一下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中国为什么在价值链里是卖苦力活。刚才讲了微笑曲线，盈利高的在价值链的两头，加工部分的盈利只有毛利率的5％左右，而两头，一头研发设计，另外一头品牌销售毛利率可以到20％、到25％，但是现在主要是体现在最苦、没有什么赚头的方面。有些还不是赚头很小，而是倒赔的。去年大量出口了电解铝，电解铝的出口把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搭进去了，其盈利还很小。如果我们把价格的扭曲校正过来的话，很可能是赔钱的。当然现在看不出来，本企业看不出来，本地方看不出来，可能是全社会在承担，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承担。我认为剖析这种旧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道路，真正要有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路线，这个新还不是新到21世纪，首先是新到了20世纪，我们不能够走西方某些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段时期亦步亦趋地走的道路。怎么办？既然要迎头赶上就有后发优势，不要再重复别人的错误，而且尽量用先进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国家的腾飞和富强。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刚才已经讲了有三个方面，包括信息化，对我们来说有一条是人家所不存在的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基本的实现，所以还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改革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力求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主要依靠效率的地方来实现增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具体说了，大家可以看大会发的会刊。

    我最近这几个月在不同的场合都讲了一些我刚才讲的学习心得，有些同志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我非常简单地回答一下几个主要的疑问。一个疑问是有些同志说没有工业的高速增长是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的，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人员要就业就要提高工业增长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说的正确，在模式二下的经济增长中由于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业状况是趋于恶化的，原来是以小为主、以轻为主、以商为主，转变到以大为主，以重化工业为主以后，就业状况不是改进了，而是落后了。解决就业问题主要是靠什么呢？一个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从企业规模来说要发展小企业，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二个疑问是各国在工业化后期都有一个重化工业产品的高消费阶段，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费最终要受到稀缺资源和可获得性资源的约束，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人应该有志气，应该享受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有权利坐美国人一样大的汽车，住美国人一样大的住房，这种愿望、这种志气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用一些实际的办法来达到。一个是资源的约束，我们不但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比如说要是我们都像美国生活方式这样耗费汽油的话，全世界的油给我们都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这也要做一个现实的选择，我们现在消费水平还很低，还谈不上资源的硬约束，可是我们要注意第二点。消费和自己生产这并不是同一件事。林毅夫教授一再讲他的观点，我们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原则不是自给自足，自己都来生产，办法还是发挥比较优势，就像刚才所说的既然附加值和盈利都在这两头，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得我们的产业向上下两头延伸，赚了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收入我们可以去买别人的资源，这不是同一回事。这样就可以用同样的可以支撑的资源投入取得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消费需要。不要像陈志武教授所批评的卖硬口令。当然了陈志武教授的《中国为什么只能卖硬口令》那篇文章讲到了它的根源，体制性的根源，不能发展服务业，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但是在思路上要换一个思路。第三个提问服务业要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这种论证的历史根据是不足的，因为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服务业发展不是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是在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时发生的。而服务业当时迅速发展使得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能够依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发展、实现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没有单独提出来，所以估计可能会偏低，但是即使把这个因素排除了，现在服务业占GDP的33％（2000年）不但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但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要低的那些国家的水平。而且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我们这里是逐年下降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