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金人庆13日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的“中国财政学会2005年年会”上透露说，“2004年是中国有史以来财政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一年，一年财政增收5300亿元。消息一出，受到众多关注和议论。

    第一是财政增收的原因问题

    按照金人庆的解释说，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内两税收入增加跟去年经济过热有关，这部分大概有600亿元到800亿元。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这部分收入难以持续。此外，还包括因为退税率降了3个点而省下的700亿元。
    但我认为理由还不够充分，因为2003年已经是开始经济过热，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2003年为55566.61 亿元，增长率为27.7%（《中国统计年鉴2004》），而2004年1-11月为49274.32亿元（如果按此平均计算全年也只与去年同平，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不可能说经济过热而使财政收入对比去年有如此之大的增加。
    另外，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连续十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基本均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如国内生产总值由1994年到2003年增加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参考附表），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一直是有关人士难以理解而想寻找答案的问题（下面在税收问题再作简单分析，因为税收增长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
附表：国家财政收支、税收、GDP总额及增长速度

    第二是税负过重和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在1月1日宣布，2004年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25.7%，增收5256亿元，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增收最多的一年。2004年收入比2000年翻了一番，增收额超过了税改初年1994年全年的收入总额，税收收入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04年，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内资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海关代征进口税税收分别增长21.6%、25.4%、34.2%、32.2%、22.5%和32.9%。4个季度税收增幅分别为25.4%、26.9%、25.8%和23.8%（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陈二厚）。
    然而，税收的增长已并非是一年的事，而是连续十年高于GDP的增长，从1994年到2003年，增加了接近300%，而GDP只增长了150%，同样感觉不正常。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增大而使税收增加（也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增长幅度应该是基本同步才合理，不可能税收收入的增长大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是连续多年是这样，因此可以排除了征收和统计的时间差问题。有解释说是由于企业效益连续良好而使到税收增加的，但目前我国的税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如增值税、营业税成为税收的最大部分，这与企业效益无关却只与经济总量有关。而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则只会另所得税增加，但所得税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例不大。以2003年为例，所得税部分只占税收总额不到15%，其它年份则是10%左右，因而可以说与企业效益有关系但影响不大。

    因此，就只能从其它方式来分析。
    1、税负偏重而不公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会低于27-28%这样的水平，甚至还会超过这个水平。因为现在预算内的收入已经占到18%了，而按国际惯例还要加上大概还有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这就已经达到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对于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这些无法搞清楚数据，就超过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税负。另外，在我们国家有大量的非税GDP，如农业和地下工商业（这数字也难以弄清），很难将税收上来，但各地一般也估计计算计入GDP里面，如果不计算这部分的GDP，那么真实的GDP税负就更高。
    另外，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那么中资企业的税负更重。现在是国有重于民营，民营重于外资，是明显存在不平等，有违税负公平及WTO国民待遇的原则，正如金人庆财长所说，在今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现在是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税率的最好时机。
但目前政府却要考虑政府债务、政府风险问题，实际上就是税制改革将影响财政收入（财政安全），因为连续    多年来政府均出现财政赤字，如近五年来平均超过2000亿的财赤，而且在2003年有1936.34亿美元外债余额，发行的政府债务6153.53 亿元，一年的还款付息支出为2952.24亿元，再加上地方政府甚至乡村基层的债务，没有一定的财政收入是很难维持的。而且基层的债务风险更大，还要增加取消农业税后的支出。另外，由于我国金融资源有60%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又有70%流向了国有企业，但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不佳是导致金融财政风险增大，面临金融业2006年全面开放，需要向坏帐巨大、资本金率不足的银行注资等，均对税制改革形成压力。
    2、税收的行政色彩。本来应该是按照税法规定税基是确定的，税率是确定的，乘起来就是税收额。税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经济增长减慢则税收增长也会减慢。但是我国却存在税收指标性问题，即由上级向下下达税收指标，而且全部是增长性指标，一层层往下“摊派”，这在市场经济国家是罕有的。而对于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等，也存在行政色彩的随意性。如地方可以给某些行业或企业减免优惠，出口退税率的反复变化，国家承诺的出口退税不准时，并可临时制定各地的出口退税额度指标等。
    3、征收漏洞。征管漏洞各国均有存在，中国一样存在，或许更大。从上面附表中可以看到，1998、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虽然有下降，但却不是同步下降，这就说明了下面征管漏洞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漏洞，就根本不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而税收没有同步减速的现象，也说明了税收行政指标存在的理由，以及通过不断完善税收机制和手段（如增加人员和实行电子化征税等），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税收仍获得相对高的增长。

    第三是财政增收后的支出方向问题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不算透明，相对于财政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低，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的计划经济，纳税主体是国有企业，普通民众对此要求不多，但现在的纳税主体正向个人转移（如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社会公众对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诉求越来越高。下面是一些主要的问题：
    1、“人头”财政支出过高。张木生在《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一文中披露：据统计显示，1995年，中国吃财政饭的城市人口有36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仅一年支付的工资和奖金就有4700亿元，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1978-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1倍，而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增加了17.8倍，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大约三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其中2/3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历史上多次压缩政府编制但又多次反弹，“吃饭财政”成为一直困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大问题。
    2、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大。按照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国家财政收入从1991年的559.6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429.30亿元，增加到六倍，但行政管理费支出却由414.01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加到十一倍多。就算1993年到2003年十年算，行政管理费支出也增加到七倍。
但文教、科学、卫生支出1994-2003年只增加到四倍，低于财政收入增加到六倍的水平，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在2003年是历年最低的。这说明了“人头费”与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压缩了其它的公共福利开支。
    3、积极的财政政策问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另一组数据显示，我国GDP消费率*最高是1981年的67.5%，2003年不到57%，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中国GDP 消费率低于世界水平15个百分点。而2003年的投资增长率接近30%，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增长9.1%，这个数据比正常年份低4-6个百分点。总投资对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22%-23%)，总消费对GDP的比重却降至55.8%(世界平均水平超过70%)。
    实际上，我国多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平均都在两位数以上（2003年为27.7%），但GDP的增长率平均却不到两位数。高投资低消费现象说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问题，一是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效果不明显，国内消费反而没有和GDP同步增长而下降。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做引导的话，可能还会再度下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
    二是从“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指标来看，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投资效率太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5年以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持续上升，最近几年达到5倍以上（即增加5元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而发达国家仅需1～2元）。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产出用于投资，才能维系较高的经济增长。像这样高耗费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是很难长期实行的。
    也说明了多年来由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把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和投资效益低下，相当部分的政府开支（或投资）没有转化为GDP的增长，有相当部分是无效投资（或开支）。而且这样必然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甚至以存款的形式来预防今后的开支，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需求。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居民收入也没有跟上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占最大部分人口比例的农村居民在1997年后的人均收入一直低速增长，连续5年每年增长只有几十元，到2003年的人均收入才是2622元。居民生活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迅速改善，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可投入的竞争性项目，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因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四、几点启示：

    1、现有税负水平如加上隐性收费明显偏高，而且税负不公平，必须改革。并完善征收体制和手段，避免税款流失而影响财政收入。
    2、财政支出中的“人头”费比例过大，也即吃饭财政太高，政府行政成本难以下降，影响对公共产品的支出比例。
    3、政府历来采取的是保证财政的安全的政策，用加大投资来拉动GDP增长，并一次来提高经济增长以稳定社会和稳定财政收入，但导致了消费率过低。
    4、必须改变政府的财政政策，减少竞争领域的投资，增大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真正刺激消费，才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注释：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就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投资率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2、消费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GDP)×100%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消费和投资外，还包括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即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建设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两者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4》。
[2]、张木生：《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3]、杨之刚：《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宏观税收负担和税收制度改革》，来源：http://www.cngds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