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可以从两条基本线索加以观察和分析。一条线索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条线索是在开放条件下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上述两条线索观察到的许多经济现象发生了引人瞩目、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有些变化2004年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第一条线索看，新一轮增长中起带头作用的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行业；然后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基础行业，主要是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和港口、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的增长。对于我国是否进入一个新的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的重工业较快增长阶段，尚存在不少争议，但快速增长行业中重工业居多、重工业比重显著上升则是不争的事实。近一年来，经济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通过一个时期国家主动和适时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有所增强。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国际经验看，这一轮增长中以住宅、汽车为龙头的产业架构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如一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从第二条线索看，以往持续多年的开放条件下的要素组合优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且多年少有变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加上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特别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要素条件的组合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持续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自己所缺少的资金、技术、管理、供给和销售网络等要素，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知识。概言之，我们有的别人很难有，我们没有的可以利用别人的，由此形成的要素组合优势，是一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的基础。但近一个时期这种组合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突出表现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据对长三角某些地方的初步调查，近一年来，土地价格上升了一倍左右，劳动力价格上升了20%。近期在这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两条主要原因是“钱太少”和“人不行”。前者是指在要素成本上升和农村收入相对提高的条件下，现有的工资待遇对民工已经缺少吸引力；后者则指现有的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要求。俗话说：“什么地打什么粮食”。要素成本上升后，维持原有产业结构的难度将日益增大。沿海发达地区必须应对由此而产生的挑战，加快产业调整和升级，向主要依靠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

    以上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所带来的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对西部地区来说，可以认为机遇大于挑战。目前应当着重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机遇。

    一是新的产业转移机遇。产业转移讲了多年，实际效果远不及人们的期待。其中有条件和时机问题，也有新形势下的产业转移形态和方式问题。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显著上升，将会逐步给西部带来实质性的产业转移机遇。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就地升级或向外地转移，包括向西部地区转移。向西部转移的产业往往对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容量的低成本有较强依赖。另一种情况是境外原来准备转到沿海地区的产业，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基础设施供给（如能源）缺口的扩大，而将目标转向西部。应当提出的是，对产业转移的期待要适度。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不完全依托于要素的低成本，另一个重要的优势是以产业集群方式出现的配套网络。某个企业转出去了，它身后的配套网络转不出去，这个企业要么运转不了，要么竞争力严重削弱。所以，产业集群成为制约产业转移，从而使传统的“梯度转移”理论部分失灵的重要因素。企业是否转移，将取决于在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集群配套网络节约的成本之间的权衡。对于已经或试图向西部转移的企业，西部地区既要让这些企业过来，也要创造条件吸引配套企业，同时应积极支持本地的配套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与机构的发展，逐步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具备“要素低成本”和“配套细分工”两种优势，使转移过来的产业能扎下根来，而不是成为“飞地投资”。

    二是发挥矿产资源和重工业优势的机遇。过去许多年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区轻型工业居多，而国民经济的需求热点以轻型工业品为主有关。这一轮经济增长中需求热点转向以重工业产品为主，而中西部不少地方重工业有较好的基础。宏观经济的需求条件已经更多地有利于西部的产业基础，为西部的矿产资源和重工业发挥优势提供了难得机遇。近两年来，一些资源产业比重较大地区增长状态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宏观需求条件的改变。继续利用好这一优势，需要解决若干重要的认识、体制和政策问题。例如，以往一些资源产地不愿只进行资源生产和输出，希望多搞一些加工项目，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未能由市场决定。近年来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生产者大概很少有这方面的抱怨了。资源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应当以市场为基础，即使需要国家进行价格规制的产品，也应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又如，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中不少企业改制的步子不大，资源占有上有优势，体制上没有多少优势，当市场需求旺盛时，日子过得还不错，一旦市场条件变化，竞争加剧，便会重陷困境。改革中的一个悖论是，企业日子好过的时候，是改革条件最好的时候，也往往是最不愿意改的时候。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看得远一点，具备战略眼光，不错失改革的有利时机。

    三是发挥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的机遇。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促动产业升级，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持。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既包括研发人才、管理人才，更多的则是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过去西部某些地区一方面为自己在教育、科技资源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自豪，另一方面则为经济落后而焦虑和困惑，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教育和科技资源未能与市场需求衔接。面对新一轮增长中沿海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西部地区应当作出积极反应。例如，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向沿海地区输送技术工人；支持科研机构与拟在研发领域上台阶的沿海企业合作，推动应用技术为主的科研机构产业化；促进沿海地区某些“知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软件生产、电讯的后台服务等向有条件的西部地区外包，等等。

    四是发挥环境资源优势的机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倡导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自然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品”。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居住、休闲、旅游等，正在成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具体形态之一。过去西部一些环境优美的地方未被开发，没有点火办工厂，被认为是“落后”了。时过境迁，在现在大都市中被拥挤、污染、噪声、水泥地所困扰的人们眼中，这些地方成了很有价值的“产品”，愿意为之“付费”。这是一种“未开发的优势”。西部地区应当很好的认识、保护和利用这种优势。在上面提到的产业转移、矿产资源开发、重工业项目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保护以更多的关注，通过加强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加以落实。为了短期的收益而对具有长久价值的“环境产品”造成损害，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期的经济效益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抓好以上几个方面和其他一些机遇，西部开发出现新局面，在某些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是很有希望的。在利用新一轮经济增长诸多机遇的过程中，招商引资仍然是西部地区的重要任务。从多年的实际经验看，招商引资方式和技术的改进颇为重要。对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试行产业对口招商。首先对本地的市场需求、要素供给、企业结构、相关产业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为数不多、具有现实或潜在比较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或项目；然后深入分析国内国际相关产业，对最有可能进入这些产业或项目的投资者进行筛选排队；通过适当的形式，如招商会或产业发展研讨会，请这些可能性较大的潜在投资者参加，以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深度的介绍和沟通。经验表明，在实际招商效果上，这种可称之为“产业对口招商”的方式比“普遍撒网招商”方式有明显改进。

    二是创新东西部之间的政府对口支援方式。据了解，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到西部投资有一些顾虑，如缺少配套条件，不熟悉当地社会网络，害怕受歧视，被“关门打狗”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关的地方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形式是，沿海地区某些有较多企业特别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拟向西部转移的地方，由当地政府出面，与可能成为转移目的地的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促进目的地产业配套条件和“亲商”环境的形成，减少以至消除外地转入企业的后顾之忧，促成产业转出和转入两地“共赢”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