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入世以后农业面临的情况和事先的预计有非常大的差距。     入世之前有很多人（包括我个人在内）担心农业价格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会迅速增加。当然也有人持乐观的看法，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入世后会较快的扩大出口。

        但是，从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判断都有偏差。实际状况是，农产品进口有适当的减少，出口虽然比上一年有增加，但是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农产品进口适当减少

　　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目前国内农产品供求状况以及去年主要的农业国家面临自然灾害有直接的联系。

　　从国内来看，主要农产品仍然供大于求，去年粮棉都是增产的，粮食虽然增产，但价格有所下降。从国内粮食作物的价格水平来看，国外产品无利可图，因此农产品进口有所减少。当然，我们也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粮食，有两项重要措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个是取消了粮食国内运输的铁路政策，第二个是对出口的粮食全部退费。

　　从国际情况来看，北美和澳大利亚遇到了旱情，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谷物产量比前年减少了一半，造成国际股市价格大幅度上扬，这样就给增加出口创造了机会。

　　农产品出口虽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粮食

　　预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的出口会较快增加”的情况没有出现。我们仅仅依靠产品价格低廉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上是很难占据优势的，因为最近这几年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用质量和技术作为壁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产品在出口中遭遇质量安全指标的限制是很普遍的。

　　对此，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我国不可能长期处于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外农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世界各国采取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作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迅速发展，如果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不能增加科技含量，提高质量标准，其出路会越来越艰难。第一年看起来“风平浪静”，比我们估计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背后隐藏的“惊涛骇浪”没有表现出来，压力还在后面。

　　第二，中国农业发展的压力和农民的压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在国际。现在大家谈的到最多的是从1979年开始农民收入下降，我们入世是在2001年年底，农民收入增长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显然不是入世造成的，而是国内市场还存在问题。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尽管能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2%—5%的幅度），但主要依靠非农产业的支撑，农业的收入是在减少的。农业收入减少主要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根据我们的计算，2001年城镇居民粮油肉菜四种农产品的人均消费比1996年减少了132.1元，这是造成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很难解释“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另外，从国内的实际状况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压力主要在内陆，而不在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村的收入比例最大可达到4：1，也就是说，上海、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是6000元，而甘肃、贵州等地区只有1500元左右。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收入结构上，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来自于农业的部分都差不多，都在1100元到1300元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在6000元的农民人均收入中，即使农业收入减少一半也没有什么影响。而对于内地农村而言，其1500元的收入中有1200—1300元的收入是农业收入的，这部分收入减少产生的影响就非常大。因此，入世后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农民受到的具体压力。

　　以上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要靠国内来缓解压力，入世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第三，入世后在宏观经济方面还会对农业带来不确定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货膨胀下的农产品市场和通货紧缩下的农产品市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通胀率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当年物价指数是21.7％，粮食价格上涨了50％，农民增收是非常容易的。而这几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负的，对农民增收非常不利。

　　另外，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所受到的升值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农业产生的压力就很大。

　　第四，在最近几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的趋势加强，利用质量安全指标来限制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利用绿色壁垒来限制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努力把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提上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要在WTO的框架下，充分运用我们的权利来争取应得的地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其目的就是为了设置贸易壁垒，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科技进步打破壁垒，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便于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