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上，吴敬琏教授作了“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分析”的主题发言。吴教授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增长方式和理论，强调了效率提高对於经济增长的意义重於投入增加，进而对中国当前“片面重化工业化”的倾向提出警惕。

    吴教授指出，中国发展重化工制造业正面临许多问题如土地不足、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不足等，因此，中国不可能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多搞研发和品牌，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

    龙永图先生第一个对吴教授的讲话作了评论，他着重讲了不同於吴教授的一些观点：制造业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一没有技术，二没有品牌，三没有现代服务业；中国应该以韬光养晦的态度参与国际贸易，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要有再为外国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工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

    厉以宁也回应吴敬琏说，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他指出，“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日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我基本上赞同龙永图，但我喜欢用数据说话，五点简要的分析和阐述如下。第一，我们不仅要谈论“应当如何”的问题，还要谈论“实际上如何”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演变看，中国当前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重化工业，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据笔者计算，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其中，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力度很猛，而工业的投资增长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最为引人注目。例如，2003年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作用就是缓解就业压力。由於经济高速增长，2003年一举解决了新增800万人的就业。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就业问题。不发展重化工业，今后1.5亿农村劳动力以及城市新增就业人口如何解决？事实上，眼下还没有任何增长力量可以替代重化工业的增长，研发和品牌都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第二，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头，因此必须往服务业上走了？不是的。以数据为证，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区区3825亿美元(当然这样的简单对比没有考虑购买力平价的问题)。

    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在此期间，存在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并且惟有随着制造业的大发展，科技研发等制造业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业的下游才有最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如何能够放弃“世界工厂”这一大好的发展空间，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事实上，中国尚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当前仍是加快完成工业化的时期。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目前只有40％，估计到2020年以后才有可能达到60％以上。另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看法，工业化前期农业产值约占10％－20％，工业化中期农业产值可降至5％－10％，后工业化时期农业产值将进一步降至5％以下。

    以此而论，中国目前属非典型性工业化中期，前景仍然十分广阔。2020年中国有望真正实现工业化，而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在必行。

    事实上，中国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总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发和品牌，而是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

    第三，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长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来自於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础上。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不断升级，目前已进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产品以及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周期。例如2003年，轿车、移动电话机、照相机、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电热水器等增长速度在30％以上，一些产品的增长达到了50％，甚至更高。

    良好的市场消费导致了机械重工业生产的效益日益改善，一举改变了过去长期难以赢利的局面。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机械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31亿元，比上年增长48.71％，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当前重工业产品的需求旺盛，但消费的最高峰其实还远没有到来。以最为人关注的钢铁业为例，尽管中国钢铁产量已是全球之冠，但麦肯锡的报告认为，中国的需求仍处於迅速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人均钢材消耗为92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人均消耗达450公斤。

    显然，在重化工业产品上，中国正面临巨大的消费需求的压力。中国人要改善住房，要添置汽车，就得发展工业。如果中国自己不发展重化工业，那就只有进口，这是否可能、是否合算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四，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主体已不同於当初计划经济时期，由不计成本的政府转变成了民营企业、外资和国企这三大部分，其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看好重化工业的发展。所谓的2003年“投资热”中，中国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是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

    因此，即使除去地方政府的鼓动因素，并且将当前低估的生产要素和环境的成本也增加进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并不会根本改变，因为民间投资有动力根本上还是在於市场驱动，在於有非常高的重工业产品的资本回报率(目前建一个钢厂，两三年就可收回全部资本)。

    第五，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最大的问题是在当前引起了国内煤电油运的紧张，并引发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升。这个矛盾从长期来看，则是中国13亿人口要加入到目前总量才7亿人口的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紧张。

    但这一发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过中国人“自废武功”来解决，并且不能用现在的静态眼光来看，而是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依笔者之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可能停下来的，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寻求新的技术革命。

    当然，吴教授的分析有许多引人深思的地方，他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加入重化工业发展的比赛的担忧也是非常现实和睿智的。至少有三点，我是完全赞同吴教授的：一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二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应该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要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

    为此需要通过政府政绩考核目标、财政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办法来促使政府退出；三是应该将扭曲的生产要素成本低估的环境成本打足，并加入到企业的发展考虑中去。但是笔者认为，在上述三个条件下，如果发展重化工业的回报依然丰富，而民营企业仍有积极性发展重化工业，则应听其自然，千万不要通过政府干预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