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看来，这就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在一些场合对相关问题发表过意见，引起很多讨论。今天我想对自己的基本观点作一概述。
   
    工业化道路这个话题是从实际经济工作中提出来的。实行集中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短期增长速度可以很高、增长质量却很低的现象，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投入支撑、而不是靠效率提高实现，因而往往不能持续。针对这一问题，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我国也在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的要求。但是，这一任务都完成得不够理想。事实上，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是因，增长方式是果。走传统的（旧式的）工业化道路却想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是绝然做不到的。根据别人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各地当前正在酝酿制定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时刻，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必须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真地加以讨论。
   
    一、工业化道路有新旧之分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表明，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比单纯依靠增加投资更能推动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有的增长模式。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三个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
   
    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基本内容是用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手工劳动。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但是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和制造机器的机器，加之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对大量耗费重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的耐用消费品需求迅速增加，就要求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较之轻工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到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份额已经与轻工业相当。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依靠大量投资发展重化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
   
    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病。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提高，这种方式的工业化一定会产生两个必然结果，其一是“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其二是“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前者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后者则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加剧和垄断的形成。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也有人从不一样的视角去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例如，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特别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论断，提出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能够而且应当自觉运用这一“规律”、运用国家的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斯大林倡议下，苏联在1926～1929年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几乎在苏联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的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旧型工业化的既有经验，论述了生产资料生产（或重工业）优先增长对实现工业化的决定作用。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资本品生产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增长的经验事实，预言到了工业化后期，资本品工业（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改为重工业）将成为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就是所谓的“霍夫曼经验定理”。
   
    在理论经济学中对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作出理论概括的，是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一国的产出增量等于资本增量除以资本产出率，这一公式也可表述为增长率等于投资率除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假定资本产出率固定不变，于是增长率就决定于投资，投资愈多则增长愈快。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由此引申出来的“双缺口模型”，主宰了发展经济学许多年。直到1956～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对此提出严重质疑，E.多马也承认把投资视为增长的唯一源泉是不妥当的。
   
    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并没有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长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其中的缘由。索洛指出，如果增长仅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那么，随着资本总量增加，必然发生资本收益递减，在资本收益递减而投资率不可能无限提高的情况下，增长率就应当持续下降。可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索洛认为，在生产函数中，还有一个投资所不能解释的“余量”。他把这个“余量”命名为“技术进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来度量）。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中占主导的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
   
    诺奖经济学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也以翔实材料证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主要并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顺便说一句，多马在看了索洛1957年的文章后公开表示，他为自己的简单化处理感到内疚，而同意索洛的处理。此后，许多经济学家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诺奖得主T.舒尔兹强调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而P.罗默、R.卢卡斯等的“新增长理论”更是纠正了索洛模型把技术变化当作外生给定的因素来处理的偏颇，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与系统本身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密切联系的内生变量。
   
    二、工业化后期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服务业的异军突起，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成为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体上有三个。
   
    第一，是库兹涅茨所谓“基于以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在此之前，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时，由于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大大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造热情和企业在生产中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源源不断产生并且得到广泛运用，技术进步加速进行。
   
    第二，是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后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当代重要经济史学家A.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后期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主导产业，并不像霍夫曼预言的那样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进行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制造业的一项革命性变化是它与服务业的一体化。所以有人把后期工业化叫做“服务业－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末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为观察服务业的作用提供了新维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根据自己的假设前提，只有生产成本（D.诺斯称之为“转形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20世纪最后20～30年的经济学突破使我们懂得，总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大。而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对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先进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化成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新来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信息化是在工业化实现以后的50年代中期起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就完全不能涉足现代信息技术；既然现在现代信息技术（IT）已经作为一种成熟技术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起国家当然也应当发挥后发优势，在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场合下运用这些技术来提高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总之，在我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说的“新”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主要依靠资本和其它资源投入的早期工业化模式而言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相对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是“新型”的。第二重含义的“新”，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指的是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新”就新在恰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快第一重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即使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在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方面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在于过多强调获得提高效率的“结果”，而没有着重于改变造成粗放增长的“原因”、即与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相配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搬用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增长模式，把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投入重工业建设，希望靠重工业超常增长促成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实现。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改革开放后，国家多次进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结构的扭曲有所缓解。
   
    不过，即使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在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方面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在于过多强调获得提高效率的“结果”，而没有着重于改变造成粗放增长的“原因”、即与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相配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仍然拥有许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称的资源配置权力，如土地批租权力，影响贷款发放的权力等等。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所谓“八大指标，总产值挂帅”的做法，仍然在干部考核、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社会各界对政府官员政绩评定时起作用。
   
    第三，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成的财政收入制度仍然起着激励各级政府重工业、轻服务以及热衷于发展价高利大的重化工业的作用。
   
    第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鼓励发展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而形成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外汇等生产要素低价政策和无偿调拨的体制仍然保留。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成本扭曲和社会稀缺资源的滥用。
   
    我国“十五”计划提出了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方针。如果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加以理解，这一提法完全正确。问题是经济结构由谁（市场还是政府）来调整、怎样（通过市场价格变动还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调整以及向何处升级。在前面讲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许多政府官员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发展产值大、收入多的重化工业，于是运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推行产业结构“重型化”，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一，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有效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产业为主要方向。然而在用投资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增长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把稀缺资源投向从社会观点看效率低下的产业部门。这种“扬短避长”的资源误配置必然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第二，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存在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前述制度政策环境和增长模式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
   
    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重工轻商、把服务看作“非生产活动”的思想影响下，我国服务业比重历来严重偏低。1985年世界银行的中国调查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一项重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增加值在GNP中所占比重不但大大低于钱纳里著名的“大国模型”中大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尤其是，在“十五”计划的前三年，服务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相反还逐年下降。
   
    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和加工业的融合，并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而且整个价值链中，表现为一条两端的研究、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中间的加工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的“微笑曲线”（施振荣语）。现在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安于做粗加工，“卖硬苦力”（陈志武语），有时还要搭上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而把高附加价值和高盈利率的机会让给别人。
   
    第四，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例如，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供应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我国过去40年此一系数的平均值也约为0.8，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发展耗能工业，此一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严重缺电，甚至连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电力紧缺导致煤炭紧缺，价格飞涨，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安全操作要求，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极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第五，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华北平原严重缺水，但大量耗水的重化工企业，不仅导致很严重的水资源紧缺，如果持续下去，还会造成永久性灾难。目前华北地区有些地方已经把可以回补的浅层地下水采完，开始抽取不可回补的深层地下水。如果出现“漏斗”，就可能造成大片地区荒漠化。
   
    第六，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我国人口众多，大部分是农民，除了每年城市新增的劳动力，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中，因此，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沉重。世界各国、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增加就业主要要靠发展小型工商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据统计，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部门的三分之一。因而采取以重工业为主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必然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第七，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决不能采取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投资热潮中，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如果投资决策失误或者泡沫破灭，都会使银行坏账大量增加。由于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单伟建语），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极易引起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目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每增产1亿元GDP需要投资5亿元以上，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四、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走一条新型的、节约资源的工业化道路。
   
    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走一条新型的、节约资源的工业化道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针，并且具体指出：“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里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我们应当把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经济当作“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定政策时，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取舍的最终标准。
   
    第二，要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自治的科学共同体，以便依靠共同体的自律树立严格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三，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服务业是直接同人打交道的，而且高度依赖于经济社会体制，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的国家，发展服务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只能知难而进，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制度环境，使服务业得到充分发展，以便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四，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对信息产业，我们有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用传统工业化眼光看待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国际上信息产业中硬件与软件和服务的产值比重大致是3：7，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个比例倒过来了：主要是硬件，其次是软件，信息服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使信息技术成为降低各行各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有力武器，带动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五，要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时，要矫正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最后，要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之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急起直追。

    ——吴敬琏教授在“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的主题讲演（节选）

200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