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寿先生论文“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越南案例”是世界银行研究院关于东亚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将越南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案例，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越南在东亚地区中是一个晚近吸引外资比较突出的经济体，而且也因为越南正处于由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显然，在越南也存在着外资进入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交互作用。就此而言，越南可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东南亚邻国的情况，并有着与中国类似的情形。发生在越南的事情也许也值得中国读者去有所了解。

    陈先生这篇论文首先回顾了越南经济转轨的主要情况。文中指出，越南经济体制转轨从1980年代开始，在1990年代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总体进程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一些。与中国相类似，越南经济体制转轨伴随着许多经济摩擦和内部矛盾。同时，越南开始吸引外资进入与它所提倡的革新运动（doi moi）也几乎是结伴而行，尽管时间上比中国稍晚几年。例如，中国在1979年通过了这方面最早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越南则是在1987年通过其《外商投资法》。尽管立法时间上有这个显著差别，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时间进程似乎差别不大。在中国，大量外商投资进入（或者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起飞”）主要出现在1992和    1993年，而在越南 – 从陈论文提供的材料来看，类似情形出现在1993和1994年，仅比中国晚一两年。

    陈先生论文概括了越南外资流入的基本情况。有几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在越南国内经济中很快成为一个突出因素。例如，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1995年占越南国内资本形成的32.3%，此后有下降，在2002年为18.8%，也是很高的比例。外商投资企业在越南全部工业产出中所贡献的份额在1998年为33.2%，2000年为39.2%，不可不说相当突出。在越南全部出口中（不包括原油），外商企业贡献份额在1995年仅为8.1%，2000年上升到23.2%，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30%（在中国近年来这一数字在50%以上）。大多数这些比例数都明显高于中国。这也使得越南国民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增高。例如，2002年时越南国内生产总值中13.9%由外商投资所贡献。

    第二，在越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相对比较集中。论文指出，2002年在越南制造业中，来自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五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的比重高达73.5%，也就是说，来源地相对集中。外商投资来源地的相对集中通常出现在外资流入的早期阶段，是外资流入过程中常见的一个其长短不一的暂时性现象。

    第三，在越南工业部门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行业主要纺织品、鞋帽、电子产品、摩托车和部分金属制造。论文未涉及制造业以外行业，例如各种服务业。这很可能也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早期阶段常见情形，即进入制造业在先、服务业在后，而且所进入的制造业部门也是高度选择性的（这不完全是由外商企业选择的结果，也可能同时反映了东道国政府政策偏向的作用）。

    第四，论文分析了越南制造业部门中外资企业分布的经济特征。论文指出，这些特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外商企业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二是外商投资企业许多是出口外向型，即外商投资进入较多的行业往往是其出口占全行业产出中较大份额的工业部门。由此，可以推论说，越南政府的外资政策很可能有着强烈的推动本国产品出口增长的动机。这一点，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直到1990年代中期实行的外资政策有接近的地方。

    第五，论文还指出，在所有权安排方面，如果外商投资项目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独资控制比较流行；如果外商投资是以越南国内市场为目的，那么独资不一定是流行形式，合资形式也常见。作者认为前一种形式可能体现了外商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控制的要求。类似地，也可以推论说，采取合资途径也许更多地体现了外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的一种策略。

论文重点研究了在越南外资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的关系。论文区分了两种技术转让的情形——企业内部转让（垂直转让）和水平转让。内部转让指发生在过母公司与当地子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或技术扩散。水平转让是当地外资企业与所在行业及所在地区之间所发生的技术扩散的情形。论文在分析技术转让效应时，特别联系到各行业的企业类型情况及各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同非国有本国企业）之间的相对构成问题。论文重点调查研究了纺织，服装和摩托车行业。纺织业案例研究的结论是：外商投资企业在训练当地工人以及高级职位本土化方面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企业内技术转让效应明显。但这个行业中垂直技术转让效应比较微弱，因为很多外资企业都依赖进口原材料，因而没有相应带来对当地供给环节的促进作用。作者认为，这个特点与外资企业所在行业有关，因为在这个行业中存在许多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它们未能发挥国内供给环节本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另一个案例行业即摩托车制造业中，外资占有显著份额。摩托车制造业是在近年来越南发展非常迅猛。越南城乡居民对摩托车都有巨大需求。论文指出，在外资进入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内摩托车企业出现。论文分析的结论是，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后向联系（即通过原材料等的订货采购而形成的供给关系）也是比较微弱的。作者再次认为，这与大量国有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市场化倾向不足、经营效率低下有关系。

    陈先生论文总的结论是：外资流入在越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越南国内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尤其突出。但是，另一方面，在越南的外资企业看上去更像是处于孤立地带，它们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互动联系还比较微弱。在摩托车行业，较弱的后向联系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多变政策以及限制性措施有关。这些限制性政策包括对产量、价格、税收等方面的措施。

    论文最后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一是越南政府应该对所有的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尤其对那些提供零部件和其他消费物品的国有企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比较适宜的政策。第二，政府应该设立一些资助和服务计划，促进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并帮助传播市场信息以有利于本地，并促使本地企业方便获得融资。第三，政府应该在外商投资相关行业中促进私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提供一些税收和信贷便利方面的刺激措施。第四，应该在政府与FDI企业之间建立畅通的联系机制。税收政策的不当实施和缺少信息沟通往往是微弱垂直效应的重要原因。越南不久前推行的增值税措施客观上已造成一些新的扭曲问题。

    总的看，这篇论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越南国内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一些政策建议值得借鉴。纺织和摩托车两个案例的选择比较有代表性。

    从进一步推进认识的角度来看，有两个问题似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如何看待在越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水平的变动。从作者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不管是合同投资还是实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越南的高涨时期为1992到1996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到1997年）。此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降。至1998和1999这两年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减少。在2000-2002三年间，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增长，但绝对水平一直未达到1997年历史最高水平。是否可从国际经验对比中提出这个问题，即：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越南外国直接投资自1998年以来的减缓增长或缓慢增长。从上面概括的论文内容来看，作者关注焦点都在越南国内，围绕着越南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这实际上包含一层意思，即这些国内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包括越南政府的外商政策）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越南的变动。如果有这个观点，那么这显然与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有不吻合之处。1997年以来的越南可以说继续处于改革和开放进程中。如果认为越南国内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总的方向是朝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那么，按照“国内因素决定论”，如何又能理解1998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减缓的情况呢？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国内因素决定论”，中国事例似乎是一个证据。图1显示1980年代中期以来各年度外国全球直接投资流出和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年增长率。不难看出，这两组增长率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联系，即外资流入中国的增长情况与全球外资流出的情况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如何承认这个说法，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推论说，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及其增长情况主要由中国国内因素所决定，与外部世界外资流动的总体情况没有什么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1998年以来的减缓增长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越南。这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中。人们至少可以说这里有个“区域性国际共性”问题。由于这个背景，如果分析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国内”，那么，很可能还有一些解释性因素被忽略掉。

     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人们也许可以提出“经济体规模”这个概念。即，相对于一个较大经济体而言，决定外资流入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在于国内，而相对于一个较小经济体而言，国内国际因素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这只是一种猜想，肯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判断。

     最近几年中，中国出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大事件。这样的事件对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影响。在越南乃至整个东南亚，近来似乎没有出现具有类似意义的大事情（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加入，另一些则在谈判过程中）。一些观察家认为，东南亚各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行业上的共同性，即大多以电子业为主。所以，电子行业内的商业周期影响到进出这个地区的外资流动，同时也对有关各国外资流动的总体形势产生明显影响。这个说法，似乎能在较大程度上适用于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但至多只能在有限程度上继续用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因为，随时间进程几乎各国都经历了外资进入行业分布多样化趋势。同时，近年来的电子行业周期复苏似乎也没有带来东南亚地区外资流入的足够大的回升。

    第二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出口导向外资政策。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或多或少采取这个政策方针，而且，都曾力图通过吸引外资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增长（具体表现在为，外资企业必须满足一定的出口目标，满足者可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等等）。显然，正如前已提及的，这个政策与东道国政府所追求的通过外资引进而缩小国际技术差距的目标有很大差别。同时，这种政策也可能与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目的有冲突。既然如此，这样的外资政策就存在一个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条件下应当如何调整的问题。

 

（原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