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提高国民经济效益为优先目标，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一政策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阶层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贫富和收入差距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成因

    ㈠ 城乡居民的不平等机遇和政策不公平

    第一，我国农村人口量大，人均占有耕地量决定了难于采用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技术，否则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从而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第二，农村现行财税体制强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它主要表现在：①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由农民承担。供给公共物品，本是政府的—项重要职能，但政府只承担了城市公共物品的提供。②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农民自己承担。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实际上具备公共产品的性质，应由国家来承担。这也导致农村受教育水平低下，失学率高，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③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对农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第三，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由于农村知识水平低下，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之类的组织，国内价格形成惯例中，农民在价格制定中缺乏知情、监督和参与的权利和能力，一般是被动接受着已经制定的不利于自己的价格，而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下讨价还价，造成农村收入低。此外农产品在销售流通环节中，各级的经销商也获得非常高的利润，使农民应当得到的利益被不合理分割。第四，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也相对不足，而农民显然缺乏自己科研的能力，造成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缓慢。第五，政府和农民对教育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教育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的事业。从教育中提拔并且培养的精英(包括农村的)大多数是就业于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能够创造很高价值的精英都是流向城市，农村很少会得到教育的回报，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第六，在转移支付方面表现为，长期以来对农村实行净税收，对城市实行净福利政策。在城市实行的住房、采暖、医疗、保健、通信和交通等福利性补贴政策等，都具有逆调节的特征。这些政策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七，现代城市工业与乡村传统农业之间生产力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经济部门的不断扩张，愈来愈多的就业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现代部门，使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面前，得以参与工业化的过程并分享工业化成果。但是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参与工业化过程的权利，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由于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存在限制，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虽然有少部分农民工流入城市打工，但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城市可凭借户籍壁垒构建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社会福利。

    ㈡ 灰色和黑色收入的存在

    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和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法制真空。相当一部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或进行非法操作牟取利益，政府部门又缺乏监督与控制，导致了少部分党政官员、国有企业领导利用权利寻租，进而导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此外还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经营黄色产业、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动用公款炒股票和房地产、利用职权和公款经商办厂、卖官买爵、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宅、医生为了钱财欺骗病人或者要红包、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当中也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㈢ 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其局限性

    市场经济带来了效率大幅度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主要有：第一，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投资初期主要是投入会增加内需，经济表现良好，投资后期则主要是积累和产出导致需求下降，利润上升，使贫富差距加大，压制需求。第二，商品(服务)在市场上能够流通不代表是对社会和个人是有益和有贡献的，如毒品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另外在医疗服务中，有些医生为了能够多开处方和获得动手术依据，采取欺骗病人的方式，不仅对就医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直接损害就医者的身心健康。虽然法律对于毒品有规定，但是有些商品则是介于对有益和有害之间的，但是仍然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第三，市场行为中，有许多生产、销售、消费都是对整个社会有着复杂影响的行为，不仅仅是生产、交易、使用中参与者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比如环境污染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其它影响广泛的行为并没有象环境污染一样受到法律法规以及涉及利益个人团体的约束，因此需要辩证看待市场行为的自由，需要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干预，大众需要有合理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第四，对社会有贡献未必会得到经济的回报，如爱因斯坦的学说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没有办法在他生前转化为生产力，也无法申请专利，他并没有从商业和经济中获得报酬。第五，许多法规的制定是考虑到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局限性，但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是一刀切的，许多经济活动却在和法律打擦边球，有待于政府更加有力的调控与引导。市场经济中，企业或者个人一方面在生产中致力于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也试图在竞争中，去夺取较大份额的蛋糕。前者带来了效率，后者则在竞争中消耗着资源，且带来矛盾的加深。另外，企业或者个人在做蛋糕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其它企业和个人做蛋糕的资源和条件。另外企业和个人更加重视短暂的和自己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第六，市场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许多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商品、服务和行为，无法来收取回报，比如环境保护，它的受益面非常广泛，价值难于衡量，即使衡量出来，如果是小额费用也难于收取。虽然环保可以由政府来出资，但是还有许多是政府无法投资的。可见政府的合理干预不仅仅在保证社会公平中非常必要的，要真正提高经济效率，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七，市场经济中，由于有实力、有长期行业经验的企业造就的优势和形成的排除异己的壁垒，无法达到完美的自由竞争，使这些企业介于垄断和完美自由竞争之间，因而垄断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这一利润会加强他们的盈利能力，形成“马太效应”。

    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在价格形成和制定中，存在着一定不合理的现象，如书籍的价格是出版社制定的，而不是在买卖交易中双方讨价还价，根据市场行情决定的，而且书籍的定价高的出奇，不仅造成出版社和书商的暴利，而且对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形成障碍。许多商品价格即使不合理也并不代表无法销售和盈利，消费者对于价格也有一定的承受的幅度，这导致了企业的净利润变化空间可能很大，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在人力资源的待遇报酬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购买除了价格以外，还会考虑效用和成本，而这些对于消费者往往是不知情的，因此有一定的盲目性，无法达到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化。公众有必要拥有更多的产品效用和生产成本的知情权、价格制定的参与权、产品质量的监督权，政府也有必要根据成本对部分产品制定价格上限，防止出现暴利、经济紊乱和价格扭曲。另外市场竞争中，还存在强买强卖、送回扣和红包等有损于公平竞争的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形成暴利。

    ㈣ 政策倾斜和行业垄断

    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超过内地，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远高于内地居民，而东部收入的资本化又使得他们能够吸引人才和其它资源，造成“马太效应”，加剧着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垄断造成了不同行业职工收入的长期性差异，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和电信等行业长期处于独家垄断地位。这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利益又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最终全部或部分变成了这些单位、企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

    ㈤ 可利用资源和条件的差距

    经济的发展与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劣、交通、人口素质、基础设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我国各个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历史的因素、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别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中，效益的获得是以对资源的利用为基础的。按劳分配与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的因素是要排除在外的，但我国对于资源的税收还是很狭隘和不全面的。资源从现行的税收理论研究的角度，有广义资源和狭义资源两种解释。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了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而狭义的资源，就是指土地、矿藏、水利、森林等现代人类正在进行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财富，即自然存在的劳动对象。科技在飞速发展，由以前一些有形资源、显性资源起决定作用变为高科技、经营方式等隐性资源起作用，如现在频谱也被当作一种资源。在本文中，则更加深入的推广了广义资源的概念，认为不仅仅上述的是资源，经营方式、市场、职位、个人禀赋、地域优势、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等能带来经济、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和损失的都是模糊的广义资源，为了与已有的广义资源的概念相区别，不妨称为超广义资源。从一些角度分析，可以认为上述的超广义资源是资源，从而具有公有性，应当交纳税赋；从另外一些角度，可以认为不是资源，是私有的，不应当交纳税赋，因而它是介于资源和非资源之间的，资源是具有公有性质的，而非资源则是私有的，而超广义资源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因此，对于超广义资源占用是要征收税赋的，而税赋的量与超广义资源对于公有性质(也可以说是资源)的隶属程度有关系。针对不同的对象，超广义资源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之所以要提出超广义资源是因为任何技术和经营方式等的应用都对社会在造成影响，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别人的得以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获取利润的市场等等，而且表现形式非常隐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通过超广义资源税的形式提取部分剩余价值来保证国家财政支出和运转以及社会保障投入也是合情合理的[3]。

    上述超广义资源的观点可以作为征收税赋的一个理论依据，如个人所得税可以作为职位资源等相应简化的税收，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流转税和行为税等税种可以作为利用高科技、土地、经营方式等超广义资源的相应简化的税收，同时也能为社会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相关的税收也有公有性，国民即使不做贡献也都能够分得一份，这一份的分配就可以通过社会保障部分实现。当然税收是一个复杂问题，如何来衡量、定义超广义资源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征收超广义资源税在实践中会有难度，需要在理论上和实现技术上加以研究。它的征收对于排除外在的因素，调动生产投资积极性，保障分配原则的贯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保证社会公平非常有益。它的征收也能够形成对效率的直接激励，调动积极性，防止有些个人和企业一味挑肥拈瘦争夺好的资源和条件，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配置导向。按劳分配和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本身就要排除外在资源和条件的影响，根据个人奉献来进行分配，征收超广义资源税正符合这一宗旨。对于一些唯利是图者利用法规不完善对资源进行杀鸡取卵式的开发的行为，如给予有效征税可以有效抑制。

    利用超广义资源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看待贫富差距，如城乡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对于高科技、地域优势、已经开拓的市场、历史与文化的积累、有利的国家政策倾斜等来发展起来的。超广义资源也能够给予国家调控和干预理论依据，因为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所以国家进行调控和干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企业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公众和政府的约束。由于我国各个区域、行业、部门、城乡经济发展所利用的超广义资源差距很大，而并没有征收合理税赋加以调节，收入差距自然会加大。

    ㈥ 失业和职位资源分配

    城镇中的贫困群体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近年来人力资源市场依然不景气，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到失业队伍中。对于没有能力进行资本投资的穷人，就业是国民获得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途径，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失业人员无法获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职位成为分配的一种凭据，而且职位显然存在占用性的问题，一定条件下就业空间是有限的，如上所述，可以将职位作为一种超广义资源来考虑。马克思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从而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原因。马克思的就业理论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他的劳动力商品属性的观点及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仍然适用，相对人口过剩的出现必然导致职位资源的短缺，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企业装备水平的提高，人力需求的减少。可见我国对于职位资源的短缺以及应对措施很需要给予研究。是否对于无法就业的人员就不给予任何分配呢？就业机会的获得不仅仅在于能力技能，还有偶然性和外在条件的因素，因此上述假定显然不公平合理。此外工人在自己的职位上付出了劳动，但是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练、培训和学习，也满足了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如有些人没有事情做心里会有不适，退休人员也会有不适。马克思主义预言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劳动将会是一种需要，人们为了健康和其它需要，会自愿参与劳动。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中国，这一点更加明显。可见对于工人而言劳动是付出也是收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收获给予征收职位资源税也是合理的。

    职位资源的量不是以单纯的岗位多少来衡量，而与工作量、工作重要性和复杂度有关系的。在我国存在职位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主要表现在有些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经常存在加班加点和超长工时的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减少了其它人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人身兼数职。应当看到一些超负荷的工作是企业强迫的，一些则是自愿的，根源在于，通过提高工资加长工时，减少雇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利润，而且由于激烈的竞争、生存的压力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一些雇员对于金钱的欲望增加以及需要储备足够的资金来防备不测，愿意拼命工作来获取高工资。另外还有些职业的工作的强度大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造成人才紧缺，工作繁忙。这使一些人无法就业，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

    ㈦ 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

    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是具体怎么来衡量贡献并没有确定的方法，这使得一些私有企业在分配上有很大的变化余地。由于在一个利润一定的企业里面，按照这些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是互相排斥的，造成分配上有很大的变化余地。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供需悬殊，造成雇员在获得合理的报酬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在报酬和工资上没有决定权和参与讨价还价的权利，雇主给予雇员的工资低下、剥削过度，而且工资拖欠、克扣、强迫超工时劳动、限制人身自由现象普遍，以至于温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资。一些民工除了受业主压低报酬外，还要受到包工头的剥削，可见他们报酬的不合理性。收入分配缺乏足够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劳动法规的实施也缺乏力度，导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虽然压低雇员工资和报酬可以增加雇主的积累，用于加大投资，但是在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下无法拉动内需，投资往往只会带来泡沫经济，产品无法销售，压低同行的利润，最终形成产品积压、资源浪费和经济恶性循环。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立法滞后，覆盖范围窄。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和国际相比偏低，其绝大部分都给了城镇职工，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范围。在农村，实行的是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的保障制度。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的生活将变得无依无靠，缺乏基本保障，乃至衣食和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失业人口、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缺乏收入来源，无法缩小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差距加大的不良后果

    一些非法收入造成负效率效应。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假贩假、走私贩毒，以及凭借垄断优势导致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负效率效应：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三是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初衷。

    收入差距加大、市场的竞争和就业的压力给许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一些超负荷的工作也带来了生理上的压力。心理和生理是互相作用的，导致身心负担沉重和疾病增加。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完善，许多人为了防备万一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压低消费，加大积蓄，从而缩小了内需[1]。由于贫穷者没有生存的保障，使得他们为了争取生存而不惜一切手段，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另外，他们更加依附于雇主和就业机会，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出卖人格甚至出卖器官。这也导致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恶性循环。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欲望增加，形成拜金主义。拜金主义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在就业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内需。就业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会压缩内需。

    贫富差距拉大，内需难于增加，除了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外，另外原因在于没有经济来源的人许多必需的消费都无法进行，而富足的人则边际消费倾向和实际消费倾向都很低，消费需求有限，他们有足够的积累，利于进行投资，但是如果在内需不能有效拉动的情况下，他的投资可能是一种泡沫经济，最终转化为资源浪费。一定程度上，失业与内需不足互为因果，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贫富差距很大时，消费的效用和资源利用的效用无法得到最大化，因为穷人进行的消费都是非常必要的，效用高，如必要的衣食住行，但是他们的这些消费往往没有得到满足。富人在满足了必需的消费后，则会利用大量资金进行一些非必需、效用低的消费，甚至有时会进行浪费性消费和不正当消费。可见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整体资源和资金利用效用的下降，社会的福利无法达到最大化，还会导致富人沉迷享受、腐化堕落、丧失进取心。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成为新一轮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恶性循环，导致“马太效应”。

三、解决措施

    完善税制与强化税收征管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从而遏制贫富两极走向趋势。我国税收存在对高收入调节不力，缺乏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收监控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滞后，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相当无力等问题，致使高收人群体的“逃税”、“避税”极为普遍，全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氛围[2]。要强化税收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第一，要严格税收征管，重点打击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逃税。第二，完善税收政策。对财产转移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证券交易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等，其原则是富者多交，贫者少交。第三，改善个人所得税制。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现行的分项税制改为分项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性所得税制，以堵塞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漏洞。将一些高收入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累进税制，对收入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征税标准。第四，完善消费税。对一般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消费的项目，要适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第五，健全税收法制，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实现。第六，完善分税制和税收减免政策。第七，完善资源税，逐步将广义的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第八，前面提到，职位资源是一种超广义资源，具有一定公有性，加上职位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机遇等因素，而且互相影响，对于他人获取利益的职位资源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职位征收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必要的。而直接根据企业效益来征收职位相关的超广义资源税是很方便可行的，也能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进行不应该的裁员或者宁愿招聘廉价的兼职也不招聘正式职工，以及对于应用自动化、智能化等高科技造成的职位资源减少给予弥补。

    长远的来看，要完善税收理论，为了给予税收理论依据，在此提出“谁受益，谁缴税”的税收原则，任何成员因为政策和社会的付出而获得好处，谁为了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损失都应当交纳税赋，比如谁利用超广义资源获得利益就交纳超广义资源税，谁处在良好的、无污染的环境中而受益可以交纳环保税、公益相关税收，谁因为政府的科研投入得益交纳科研税，谁造成环境污染交纳污染税，再如政府教育投资回报大部分发生在城市，应当在税收中予以体现。可以此为理论依据征收税赋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投入到一些创新研究开发工作、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谁都不愿意、产权模糊的行业上或者是对社会的贡献比较隐蔽、广泛的行业。为了保证真正对社会效益最大化，维护社会公平，有效激励效率，排除外在的不公平因素，防止企业为了效率不择手段或者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利用，需要对税率采用综合动态的多维评价指标来确定。

    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增加就业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有效途径。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就业形势持续不景气。提高就业的措施有：第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在扩大内需的情况下鼓励投资，增加就业岗位。第三，采取措施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扩大劳务输出[4]。第四，以就业信息服务以及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提供转业或再就业培训消除失业与职位空缺共存的现象，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人力资源分布和收入均等化。第五，减少有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有人没有工作的悬殊局面。首先，要限制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防止利用童工和未成年人；其次，要限制兼职，兼职不仅带来对于本职工作的不负责任，而且带来就业岗位的短缺和兼职者本人的身心不健康；最后，采取“低强度，低工资，高就业”的措施。经济学界常常把失业归结为消费下降，但是在工资和职位分配均衡的情况下且忽略一些因素(如损失因素)，只要同样比例的降低就业的工资量和工作强度，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可以维持的，并且可以节约一些资源。可见只要分配均衡，工作强度与生活的消费成比例，是可以减少失业的。第六，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中考虑增加就业机会。第七，加大对于创新与研究开发和未来产业的人力投入。第八，限制和规范企业裁员，对于给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奖励与补偿。第九，扩大军事技术研究开发的人力投入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加经济的安全保障和国民自豪感。第十，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在《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一文中，提出把创新(包括研究开发、理论创新等)作为一个新型的产业独立出来，并且由政府或者其它企业对于创新成果直接给予报酬,而对于利用创新成果的企业征税，可以直接减少贫富差距。创新产业的优点是对于未来的投入，有助于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由于创新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只要政府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投入，就可以容纳足够的就业岗位，对于解决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很适用。在技术引进中也要特别注意投入科技人才对国外技术的消化改进。

    此外，还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和权益，重要措施有：首先，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保障劳动者权益[5]。其次，完善分配体制，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进行具体化，制定客观的、可行的衡量贡献以及实施分配的标准，防止雇主压低工资。再次，利用社会保障调节劳动力供求与劳动力对于雇主的依赖程度，提高雇员待遇。

    取缔非法收入和限制不合理收入

    垄断、腐败、寻租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是社会反映最强烈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要完善制度和法规，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规，消除制度和法律漏洞和真空，减少不合理却合法现象。第二，政府要排除非自然垄断因素，消除市场准人歧视，同时要考虑将企业的一些没有保密需求的信息，包括盈利情况公开，便于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第三，要规范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及某些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对于垄断性的行业征收特别的税收。第四，要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第五，严格执行公务员和企业经营者个人财产和收入申报、核查制度，严禁行政干部参与商务活动，防止卖官、买官和跑官现象。同时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依法严惩寻租、腐败、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加大惩罚资金外逃的力度。第六，考虑设立勤政廉政金。第七，尽量用公开市场竞争的方式完成各种交易，比如用公开竞价。防止评估、审定中的走过场。第八，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此应组建专门的国有资产监护机构，严密监视国有资产的运作、收益情况，防止各种侵吞行为。第九，对各种黑色收入进行严厉制裁并曝光。第十，加强公众监督，提高行政体制和制度的透明度，打破暗箱操作。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农民在价格制定中的参与和决定能力，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第二，积极扶持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第三，提高农业质量，生产高质量、低农药残留的绿色农产品，加强出口能力。第四，加大对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且以此来解决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第五，实施科教兴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教育对农业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如通过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大农业的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鼓励和引导农业专业性人才进入农村就业和进入农村基层领导岗位服务农业，提高领导的知识水平。第六，构建为农村劳动人口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和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体系，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环境，可以考虑重新建立农会表达广大农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第七，取消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给予国民同等待遇。第八，加快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第九，减轻农民负担，缩减基层组织的冗员，提高基层的服务和效率意识，规范农村税费。

    重视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不仅仅对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表现在：第一，我国存在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是与道德滑坡有着密切关系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使这些收入减少，防止以违背道德伦理的手段致富。第二，有助于富人投资慈善事业和进行各种捐款救助活动，也利于社会团结稳定。第三，有助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抑制不正当竞争。第四，在市场活动中，各个活动主体会自觉考虑道德与社会伦理，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平合理与贫富差距的弥补，比如讨价还价、定工资时会考虑对方的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第五，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减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钻政策空子和法律漏洞，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精神文明的调节作用是自愿的，不需要成本来实施，同时它也是广泛的，法制只能适用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有限情况下。可见，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忽视的。

    强化和规范政府职能

    由于市场行为中，各个主体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未必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且甚至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基础的。可见市场行为不仅仅影响到交易双方或者多方，而且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给予政府、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员一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建立起政府、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员对经济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的法制体系，才能使经济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在注重经济的数量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经济也有质量，如贫富差距，消费对消费者的效益和重要性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或者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经济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考虑根据消费性质给予不同税收或者补贴，如必需的消费给予补贴，奢侈浪费性消费给予高税收，使经济更加能够准确地体现社会效益和大众利益，因此，要从经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一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实现双赢局面。第一，要将贫富差距作为一个指标纳入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和考核指标中。第二，由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和复杂性，需要完善对企业和个人监督和干预相关的法规，在保障隐私权的同时，也要给予公众有合理的知情权、监督权，当企业行为影响到大众利益时，政府和公众有合理的干预权来保障社会利益最大化。适当公开企业收支情况，不仅利于公平自由竞争，而且也能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第三，研究如何进一步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细化法规与税收财政政策。第四，加强中央集权，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五，健全和细化法制，限制政府官员的裁量权和主观决策权。以法制化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防止政府权力越位。第六，建立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通过健全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竞争机会和条件的均等和公平，从而使分配秩序和分配行为合理化、有序化。第七，压力和竞争给经济带来的效益和效率增长是有限度的，过度的压力和竞争反而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副作用乃至破坏（比如犯罪增加、身心健康受损、风险防范资金储备增加都会造成经济的副作用），也给许多人带来精神损失和矛盾增加。可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将竞争程度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第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从扩大资本积累、增加投资转变成拉动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生产能力闲置。邓小平提到的“先富帮后富”已经成为需要，因此，先富裕者应当顾全这一大局，政府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这一政策，控制“马太效应”。第九，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加大科技和军事投入力度，重视提高成员生活质量，为经济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第十，政府强化职能，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成员提供更多服务及创造更多效益和价值。

    扩大内需，鼓励投资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要防止资金外流，减少资金的“失业”闲置，消费和投资是资金“就业”的两种方式。扩大内需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立足点，拉动内需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将从两个方面来拉动内需，首先，它给予没有消费能力的穷人消费的能力，其次，它提供了一种生活保障，使得中等收入者没有后顾之忧，无需积蓄以预防今后的失业和意外事故，可以放心消费。第二，增加强制性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个企业，它可以强制性地给社会提供消费。政府可以一方面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就业和商品流通，也可以加大对于未来和科技的投入，开辟创新产业。在政府投资中，要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管理，保护弱势群体(如农民工)权益，使资金尽可能流向弱势群体。第三，启动消费信贷。第四，刺激富人进行正当消费，只有富人才有着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具有消费潜力和消费空间，要采取措施鼓励富人自己挣钱自己消费。第五，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条件，如更多的黄金周或者灵活的节假日可以提供高消费的机会。第六，设立遗产税也可以鼓励个人自己挣钱自己消费，防止积蓄，不仅符合公平原则，也减少资金闲置。第七，一些重要的产品根据成本核算实行最高价格限制，一些关键行业实行最高利润限制，控制价格，让消费者有消费能力。

    第八，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在拉动内需的情况下，相应鼓励投资，要保证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防止经济泡沫和生产能力闲置。要特别地鼓励投资和发展适销对路的贵族消费的产业，将闲置在富人手中的资金运用起来。根据投资产业的生命周期特点给予宏观调控，主要在企业的投产期给予优惠，在企业的高利润阶段给予高税收，在企业的产品没有销路，被淘汰的夕阳阶段给予抑制使其转向朝阳产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不仅是给社会成员以基本社会保障和分享GDP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它可以从多个方面扩大内需，上面已经提到。第二，它可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和人力资源的价值，减少雇员对于雇主的依赖程度，防止雇主过度压低雇员工资待遇，提高雇员的待遇有助于扩大内需。第三，可以缓解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改善低收入者心理和生理状况，减少由于压力导致的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第四，国家给予一定住房保障也可以平抑过高的住房价格和房租，控制房地产的高利润。第五，减少国民对于金钱的依赖程度，减少拜金主义，从而减小腐败、非法和不合理收入的动机，减小贫富差距。

    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把保障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全国，社会保障制度应着力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值，在社会福利中，要加大对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此外，考虑到我国的住房供给状况，政府可以修建一定数量的廉租房，让低收入者也能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并且也保障了住房的安全，平抑过高的住房价格和房地产高利润。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可以是财政收入，也可以特别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如果保障过度，会导致许多人好逸恶劳，宁愿拿救济款，不愿工作，导致自愿失业率上升。过少就会导致保障不足，人力资源的贬值，社会精神状况恶化以及压力负担增加。

结束语

    贫富差距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将它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政府需要对经济活动的复杂作用给以重视和研究，进行必要合理的干预，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科技发展、军事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而这些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很重要的相互作用。由于经济上也存在物极必反的许多现象(如竞争)和存在需要兼顾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所以始终要综合考虑，把握最佳的量与度，反对走极端，这对于看待和解决贫富差距有着很深远的指导意义。自古经济学众说纷纭，本文提出一些新观点旨在抛砖引玉，诚望专家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1]. 王健.我国需求不足的实质和深层原因的分析.江苏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6(1)：32-35,46
[2]. 陈锋.完善税收体系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1(19)：23-25
[3]. 王勇.开辟中国第四产业—创新产业.  科技和产业，2004  4(8):28-34 
[4]. 华迎放.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保障.经济研究参考，2004(11)：2-18,28
[5]. 邰丽华.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若干理论误区探析.当代经济研究，2004(1)：51-55

    作者简介：王勇，男，1977年3月生，湖北天门人，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密码学、量子信息技术、经济与管理。E-mail:  wang197733yong@sohu.com

    刘敏，女，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监管、资本运作。E-mail: liumin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