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今，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都把加速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新经济条件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变动必然导致国际分工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今后我国产业结构格局的变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全新格局”[1],这为我国今后产业的结构调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时代赋予的有利机遇，借助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积极推进自身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就一定能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健康、高速发展。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一直是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国内学者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概念与成因的讨论往往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剪刀差’所表现的是一种价格情形，它是以一定时间点为基期，当农产品价格上升速度低于工业品上升速度时，农产品价格相对越来越低，而工业品价格越来越高，在统计图里呈现张开的剪刀状”[2]。大多数观点认为“剪刀差”纯粹只是一种价格现象。因而，对于价格剪刀差的成因及其内涵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价格层面。

关于价格“剪刀差”现象的内涵，如果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价格现象或将其应用局限于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未免有失偏颇。我们认为，价格“剪刀差”不单纯是一种价格现象，其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间由于技术进步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增长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产业间的调整。价格“剪刀差”不过是这种利益调整的表现形式。只要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生产组织效率等存在差异，这种产业间产品价格的“剪刀状”离散过程就必然存在。引申来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生产组织效率有高有低，价格“剪刀差”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工农两大产业的产品之间，而且普遍存在于国民经济任何两种不同的高低端产业之间。高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高，低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低，低端产业的资本不断地流入到高端产业，从而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不断发展，并引发国民收入的分配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地区倾斜。我们将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这里所说的高端产品泛指那些具有较高科技含量、较高附加值、资本或技术集约型产业的产品——高科技产品，而非我们平常意义上的高档品或奢侈品；相反，低端产品就是那些科技含量较低、低附加值、资源或劳动集约型产业的产品——初级产品。

    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知道，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所生产的不同种类的商品价值量上是通过“各种劳动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 [3]来实现的，即把一定量的复杂劳动化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可以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可以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4]。资本或技术集约型产业由于科学技术含量高，因此它们的产品必然所含复杂劳动较多，与初级产品相比较而言，所含商品价值量也相对高。另外，由于资源或劳动集约型产业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产业进入壁垒低，产品供给量往往大于市场需求量。“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根本卖不出去”[5]。这样，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不但商品价值本身较低，且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这就为高低端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提供了初始条件。

    另外，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技术壁垒）较低，导致价格供给弹性较大，而其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资本或技术集约型产业则恰恰相反，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弹性较大。根据需求定理我们不难推断：低端产品的供给曲线不断向右偏移，导致均衡价格逐渐下降，而高端产品价格维持不变或上升。此外，由于低端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高端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低端产品需求增长要小于高端产品需求的增长，由于需求增长速度的差异必然导致两类产品价格上升速度的差异，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高低端产品的价格差距，形成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过是这种规律的一个特例。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高低端产业间技术进步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上个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全球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正如摩尔定律所述：微电子产业的CPU处理能力每18个月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而集成度和成本却成等比例的递减。这就使得IT产业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的其他产业的产品，在性能价格比上远远超出传统的农业、机械、建筑等产业。高端产品在刚刚推向市场时其价格往往很高，尽管随着市场的扩大，价格会逐渐走低，甚至会大幅下降，但价格下降的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生产出的高端产品的总价格会不断的大幅度提高。正是由于高低端产品在劳动生产率上不断扩大的差距，使两者之间经济收益的“剪刀差”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传统产业利益被逐渐“侵蚀”，形成“强者恒强，弱者统吃”的竞争格局。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生产效率等有所差别，产业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差异反映在价格上就形成价格“剪刀差”。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部门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些产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就越来越快，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上升；相反，那些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部门增长就会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应当指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它的日益扩大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很多传统产业部门都是基础行业，其过分落后势必会在诸如粮食、原料、资金、市场等许多方面限制高科技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传统产业部门同高科技产业在技术和效率上的差距过分悬殊，势必造成传统产业用越来越多的低附加值产品去换取少量高科技产业的高附加值产品的趋势，这不但不利于提高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还会削弱传统产业的积累能力，陷入“马太效应” [6]，阻碍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目标。从国际间经济竞争的视角看，如果发展中国不能尽快推进本国的产业高度化，长时间处于产业落后状态，就会沦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信息殖民地”。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今后研究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既然价格“剪刀差”反映了产业间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差异，那么要平抑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过渡扩张就必须从产业结构入手，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克服过大的“剪刀差”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平衡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和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相辅相成、交织互动的过程。没有高水平或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就不会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这一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样，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也不会形成高水平或高层次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然有力地促进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迄今为止，学术界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在威廉.配弟（William.Petty）研究成果上建立的“配弟—克拉克定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中曾经指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 [7]。同时，配弟还指出由于人们向趋向于获利更多的行业转移，其结果必然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是最早的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间效益差异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克拉克进一步发展了配弟的理论，他把全部经济活动分成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和采掘业）、第二次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和第三次产业（服务业），并搜集和整理了二十几个国家总产出和部门劳动投入的时间数据，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8]。“配弟—克拉克定理”只说明了三大产业之间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变化规律，并未直接说明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在三大产业间的变动趋势，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的研究成果弥补了这一不足。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库兹涅茨仔细研究了各国的历史资料，不仅验证了“配弟—克拉克定理”的正确性，而且还进一步发现了国民收入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部门之间相对比重的变化规律：“农业部门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还是在总劳动中所占份额都显著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份额却趋于上升”[9]。库兹涅茨还提出并使用了“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即：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于某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与该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的比值，通过分析得出了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越是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就越低的结论。“这意味着不发达国家要由穷变富，首要的问题是尽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以加快其发展” [8]-18。

    理论界对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前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多数国家中以农、牧、渔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均占绝对优势。此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加速，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不仅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而且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上升迅速。“从发达国家20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农业部门的产值从40%以上下降到10%以下，工业部门的产值则从22-25%上升到40-50%，服务部门的产值也有上升。如果从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变动来看，结构变动更为明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在一个多世纪内下降了35-50%” [9]-330。不但如此，一些学者还研究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颇不一样的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而处于技术相同阶段的国家，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则比较类似”[10]。产业结构的这种演变过程充分显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必然随着经济发展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演进，并逐渐向深加工化、高附加值化、高科技化方向发展，即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预见，将来的发达国家中，以知识、技术密集为特征的高新科技产业必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产业结构继续沿着“配弟—克拉克定理”表示的方向演进，三次产业比重趋向协调，产业结构开始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表现出良好的结构升级特征。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包括部门失衡和地区失衡两方面）、主导产业技术升级缓慢、产业结构层次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直接表现为产品结构性过剩、生产能力闲置、企业效益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等问题接踵而来。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由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高新科技含量不高，不能适应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变化造成的。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局面。

顺应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今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战略选择上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并举的原则，最终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全新格局。

（一）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蓬勃发展，正逐渐由先导产业变为主导产业，逐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为了取得更为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纷纷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其产业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科技领域，而将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陆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为了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实现产业化，尽快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规模较大的高科技产业，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及其产业领域占领一席之地。

如何规划产业发展序列，即专注发展自己的传统产业，还是跳过或缩短传统产业的充分发展阶段，转而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产业升级战略的难题，经济理论界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相当一部分学者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坚持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资本和技术，而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应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然后逐步进入高科技产业领域，而不能直接跨越这个阶段。按照这样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贸易格局：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高新科技产品；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

    我们认为，原封不动地接受这种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未免有些狭隘。首先，如果发达国家将其发展重点放在信息、电子等高附加值的高新科技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只发展农产品、服装等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国际间的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就会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以越来越多的低附加值产品来换取发达国家少量的高附加值产品，长期下去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和国民财富大量流失，最终只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11]，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甚至有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其次，“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范畴。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步伐加快，技术对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性越来越强，现今的发达国家把高新科技渗入到本国包括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部门中，极大的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样下去必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原有“比较优势”；再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关键高新科技领域不掌握核心技术，那么只能处于相关产业分工链条最末环节——成为发达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加工厂”或“受制于人”成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附庸”和“肢体国家”，这样大的代价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例如：我国的DVD机生产企业，每生产一台就必须向6家开发该技术的日本公司支付技术专利使用费4.50美元[12]。最后，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占主导向技术依赖型产业占主导转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多数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发展都是以高投入、高能耗为增长代价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资源和环境条件所不容许的，如果不尽快转变就必然陷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深渊。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每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可以为抓住机会的后发展国家带来赶超的机遇，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例如，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产业结构迅速重型化，后起的美国和德国抓住了这次机遇，从而超越了英国，走在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因为将高新科技产业从先导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不仅是高新科技产业本身的高增长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且由于高新技术的渗透性强、产业关联性高、辐射面大等特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如罗斯托所说：“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阶段中，前进冲击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为数有限的主要部门（即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13]。

                            （二）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步伐

    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跳过或缩短传统产业充分发展的阶段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从国内范围来看，传统产业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下去。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传统产业的发展，使其发展速度减慢或产业萎缩，而高新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又难以即刻形成，那么近期内势必要减缓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传统产业绝非“夕阳”产业，只是由于创新能力弱，技术装备落后,不能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品。如果我们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仅可以解决传统工业化质量不高，工艺技术落后，市场需求强度不大的状况，也可以使传统产业升级对高新科技的强大需求和高新科技产业对其他传统产业的带动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国民经济产业间的良性循环。

再次，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还应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机械化和现代化[14]。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还必须依赖大量的传统基础产业为其提供大量的原材料、能源等物质保障，而基础产业的薄弱势必会许多方面阻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所以某些重要传统产业非但不能放手不管，反而应下大力气去把这些工业化道路上的“瓶颈”产业不断壮大。

最后，如前文所述，高新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差距过大，势必引起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进一步扩大，加剧产业发展不平衡，既不利于提高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基础和第三产业都比较发达，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而西部地区则多以农业、矿业为主，基础工业薄弱，过大的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必然在国内贸易中使西部地区利益受损，有悖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原则。

    发展知识经济绝不是要抛弃传统产业，而是要用信息化、知识化的高科技手段去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今天的传统产业经过高新技术的注入完全可能培育成为明天的高新技术产业。按国际工业园区的规范,在传统产业所应用的技术中,当70%以上被高新技术所取代后,它就转变为高技术,相应地该产业也就成为高新技术产业[15]。高新技术的创新是无止境的, 由于不断有更先进的高新技术问世和投入使用,原来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也可能变为传统产业。例如：通讯业是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产业,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网络化、数字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它的一部分又降为传统通讯业,面临着进一步提升和改造的任务。因此，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就成为一个动态的和持续不断的过程。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正在进行，这为我们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供了难得的好机遇。应该看到，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承接的客观趋势看，我国的一些支柱和主导产业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今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不在于减少上述传统支柱和主导产业，而应依托原有的产业构架，以高新技术为辐射源，在充分利用传统产业原有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高新技术的注入，激活传统产业存量资本，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继续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马洪，孙尚清：《现代中国经济大事典》，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25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页。

[4]张维达：《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

[6]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原文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7]威廉.配弟：《政治算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20页。

[8]纪玉山：《网络经济》，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9]西蒙. 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207页。

[10]张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1988年8月，第78页。

[11]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6期,20-26页。

[12]参见《参考消息》，2004年5月31日，第7版。

[13]W.W.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3页。

[14]纪玉山，常忠诚：《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91-96页。

[15]杜传忠，马武强：《信息化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6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