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往往以何谓经济学方法论这个问题开头，又往往以这个问题结束，这说明经济学方法论作为一门学科，还远远没有成熟完善，或者说，它才刚刚起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个起步阶段，而每一个学科也都是伴随着关于学科性质的争论，度过充满“骚动”的起步阶段而走向成熟的。 经济学方法论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这样一个“骚动”阶段。正确地界定它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疆界和功用是其起步阶段的主要任务，并且是其步入成熟阶段的前提。

    人们往往试图从“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名称中，得到回答何谓经济学方法论这一问题的启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或者说是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认识惯性。这样做往往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产生错误的认识。让我们追本溯源，考察“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名称的来历，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性质。

    详尽考察经济学方法论文献，我们发现，“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名称的提出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高潮相关，在那个黄金岁月里，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们同样争论着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一个普遍流行的、且被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等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所支持的观点是：“…….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1]。而科学哲学当时也被称为科学方法论。于是，人们把“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或称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简称为经济学方法论。这便是“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名称的由来。

    把科学哲学称为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方法论这一说法带有很不明确的性质。方法论一词有时用作指一门学科的技术程序，不过是代替方法的一个比较动听的同义语。”[2]许多学者，包括许多经济学方法论学者，都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方法论，虽然他们有时会否认，但是从他们的论述中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谓的方法论与方法有什么显著不同。在他们的观念中，方法论就是方法，只是比方法这个名称更动听或者更玄虚罢了。有些学者认为把方法论等同于方法，缺乏认识深度，于是，他们把方法论定义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即方法的方法。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认识里，这种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被称为辩证法。那么，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与方法有何不同呢？正如孙正聿说的那样：“辩证法，我们习惯性地把它理解为一种‘方法’，一种可以用来解释任何问题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方法’”。[3]可见“一般方法”还是一种方法。就像白马还是马一样。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别。一种方法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只能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不存在一种与具体理论割裂的“一般方法”，针对一些学者滥用辩证法，把辩证法当作所谓“一般方法”到处简单套用的现象，孙正聿接着说：“人们对‘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在于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了，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割裂开了，把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割裂开了，从而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辩证法、把作为真理学说的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没有概念内涵、没有实证知识的纯粹的‘方法’，似乎辩证法就像‘工具’一样，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在各种对象上，用过之后，也可以收起来以备再用。”[4]可见，孙正聿并没有把辩证法理解为所谓“一般方法”的方法论，而是理解为世界观或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也非常反对简单地把“一般方法”到处套用的做法，他说“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辨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把辩证法变成了可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甚至把辩证法变成了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用来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5]可见，方法论就是方法的代名词，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脱离具体问题谈所谓的“一般方法”是荒谬的。可见，方法论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念，在哲学层次上，它既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形态，也不是一个哲学发展的阶段。

    从“经济学方法论”这一名称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它的学科性质，必定会使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不能正确地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性质。如果把方法论理解为方法的话，那么，经济学方法论就是经济研究方法的代名词，对于经济研究方法，经济学家并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因为研究方法总是和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要学习研究方法，就必须学习经济理论，学习经济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经济研究方法的过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深谙经济理论，同时也必定是经济研究方法的行家里手。他们不需要一个被称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专门为他们生产研究方法，而且脱离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也不可能生产出有效的研究方法。可见，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方法论，这个学科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依据。

    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在给这一学科命名时，已经注意到了这样命名的风险。所以，为了使人们不要望文生义，错误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马克·布劳格在他的著作《经济学方法论》开篇第一段就着重强调，“为了避免误解，我（给我的著作《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加）加上了副标题‘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以表明‘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6]近代哲学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科学哲学是认识论的一个部分，由于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又因为科学哲学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所以他们以“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命名。为了能够理解和评价这段话，我们需要考察近代哲学的运动轨迹。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科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哲学的领地渐渐地被现代科学所取代，比如原本作为第一哲学的行而上学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行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天和地如何统一起来的描述，已经被物理学所取代。”[7]所以哲学必须要改变其自我理解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转向。第一哲学由行而上学转变为认识论。这次转向实现了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功划界。“哲学和科学的最终划界是由于如下看法而成为可能的：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它不同于各门科学，因为它是它们的基础”。[8]

    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斯宾诺莎，但是，直到康德，这种意识才达到真正的自觉。“康德试图把旧的哲学观，即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皇后’，因为它关注的是最普遍和最少物质性的东西，改造成认为哲学是一门‘最基本的’学科，即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哲学观。哲学之为‘首要’不再因为它是‘最高的’。而是因为它是‘基本的’。”[9]这是哲学的革命。哲学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要回答的认识论问题是：“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10]后者便是科学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不仅对科学是如此，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11]所以，经济学方法论就是从认识论层面考察经济学，或者说它就是经济学认识论。回答“经济学是如何可能的？”由于回答“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学科被称为数学哲学，回答“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学科被称为科学哲学，所以我国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狄仁昆教授指出，将经济学方法论称为经济学的哲学或经济学哲学更符合这个学科的本意。

    从上文可知，经济学方法论是从认识论层面考察经济学，而不是从科学哲学层次考察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都属于认识论，是两门并列的部门哲学，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有许多本质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以马克·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经济学方法论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用科学哲学概括认识论，是以偏盖全。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像马克·布劳格和哈奇森等经济学方法论者都是以研究经济学史为主业，对哲学没有一个深入全面的理解。他们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很深，便应用它来解读经济学。而对于科学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所以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