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批评程度，要远远比对于收入差距的批评程度小得多。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往往可以容忍，但是对于收入差距则有着强烈的反抗心理。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来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负面影响其实更大，例如，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用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而收入差距，尤其是适当的收入差距，则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为什么能够容忍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对收入差距却具有强烈的反抗心理呢？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非个人能力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例如权钱交易引发了收入差距，因而人们对于收入差距有逆反心理。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非法性收入差距，人们对这种收入差距的批判和反对是对的。对于这种收入差距，我们不仅必须要坚决地反对，而且要以法律给以严惩。权钱交易性的非能力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好的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破坏作用。

    第二，均贫富思想严重，认为人们在收入上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应该有差距，因而对于收入高的人有着一种忌妒心理，强烈地反对收入差距。这种对于收入差距的反抗心理是不对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所贯彻的原则是竞争和效率原则，人们各自的竞争力和效率决定了人们的收入，而人们的各自的竞争力和效率又是有很大差异的，因而这就决定了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收入差距，所以虽然社会要对收入差距进行适当的调节，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是均贫富的。

    第三，收入差距太大，引发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逆反心理。人们由于收入差距太大而对收入差距产生逆反心理，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必须要承认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又不能太大，收入差距太大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既要承认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不能太大。在这里，关键是要把握收入差距的程度，过大和过小都不行。

    第四，不承认人的能力有差距，认为人的能力都应该是一样的，因而不承认因为能力差距所引发的收入差距。这种反对收入差距的理由是不对的，因为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别是很大的，能力的差别必然要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能力差距所决定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和正常的。能力差距所引发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要承认。

    第五，误解了人本主义，以为人本主义就是人们都应该在收入上是一样的，因而认为要坚持人本主义，就必须要做到收入均等，从而对收入差距有逆反心理。这种反对收入差距的理由也是不对的，因为人本主义并不是指所有人在收入上都是一样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尊重人权，任何人的人权都应受到尊重，应该尊重所有人的能力，例如，一个人的能力很强，那么他的个人收入就应较高，这就是对这个人的尊重，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个人的收入就应较少，这也是对这个人的尊重。因此，人本主义是指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即按能力获取收入的权力，而并不是指人们的收入都应该是一样的。

    由上述分析可见，人们反对收入差距的理由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有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不对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有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例如能力性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我们不应该反对能力性收入差距。因此，对于收入差距不能笼统地批判，尤其是不能把收入差距当作社会动荡的原因，我们应该承认因为能力所引发的收入差距。为了承认能力性收入差距，我们有必要对能力性收入差距做深入的分析，切不可随便否定能力性收入差距。

    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能力极强，甚至有的人的能力强到了具有资本功能的程度，例如有的人的能力作为人力资本而存在，但是有的人能力却很差，有的甚至差到了难以靠自己的能力而生存，从而需要有社会的救济，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人们之间的能力差距。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力差别必然导致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由于能力差别很大，因而由能力差别所决定的收入差别也必然很大，所以收入差别大是正常的，没有差别才是不正常的。有一位投资银行的总裁告诉我，他愿意以每月5万的高薪雇佣一位高能力者，而不愿意出1000元雇佣一个低能力者。由此可见，能力差别及由能力差别决定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对于这种因为能力差距而引发的收入差距，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虽然我们也会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要从税收上做一些调节，但从根本上还是必须承认的。如果不承认，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不能快速发展，从而更难从更大的范围上追求公平，即无法使人们的生活都能不断提升，这已为我国建国以来的50多年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证明。

    现在有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因能力所引发的差别，甚至把自己当作“穷人经济学”的代表，在这些人眼里，即使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有钱人也都是坏蛋，都是不道德的人，而只有穷人，才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我看过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他的描写改革开放时代的所有作品中，富人基本上都是坏的，而只有穷人则才是有正义感的好人。这位作家看不到那些依靠自己能力强而致富的人的勤奋的一面，对社会贡献的一面，而只是因为他们有钱就认为他们必然是不道德的人。实际上，在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财富的拥有量并不决定人的道德上的好恶。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人的能力差别所引起的收入差距。

    上述我们只是强调了能力差距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并没有指出能力差距导致收入差距的其他条件，其实，人的能力差别能不能引起收入差距，或者说，能力强的人能否获得高收入，还要取决于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能力的稀缺性。如果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所拥有的能力是社会所稀缺的，那么他的能力就具有高价位，从而他的收入就会很高；相反，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所拥有的能力不是社会所稀缺的，而是属于供过于求的能力，那么他的能力就不会具有高价位，他的能力强就不一定获得高收入，例如现在建筑工地上的一般工人，因为供给严重过剩，所以他们的工作虽然很辛苦，非常之累，但却收入很少，相反，现在社会所急需的技术工人，却因为稀缺而收入很高。因此，一个人的能力能否被社会所承认，社会能否对他的能力支付较高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所拥有的能力的稀缺性程度。

    由此可见，一个工作很辛苦的人，不能一味地要求社会对自己给以很高的收入，而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即：自己的能力是否具有稀缺性，如果没有稀缺性，即使是很辛苦，但不一定有较高的收入。因此，能力的稀缺性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收入差异。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肯定稀缺，什么越稀缺，什么就越值钱。因此，人们在增长自己的能力的过程中，要注意能力的稀缺性问题，按照稀缺性原则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增长自己的能力。一个人能力转化为收入的评价标准，是市场经济的稀缺性原则。

    人的能力能否转化为收入，或者转化为多少收入，往往取决于社会评价人的能力的标准。社会对人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标准，一个是市场标准，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会使同一能力的人有不同的收入。例如，一位教授在高校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几千元，而当他被某企业请去讲学的时候，可能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是几千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因为前者是一种行政性评价标准，而后者则是市场性评价标准。市场评价标准完全是由此人的能力决定他的收入的，而行政性评价标准则还包括有人们之间的收入平衡等因素。因此，人的能力差距是否能真实地转变为收入差距，还要看评价能力的标准是什么。评价人们能力的标准的差异，也会引起人们收入的差异。

    应该说，最佳的人的能力评价标准，应该是市场标准，因而应该强调人的能力评价标准的市场化趋向。在我国的改革中，民营企业评价人的标准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即能力强的人收入高，而国有企业则还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平均主义“大锅饭”还较为严重，因而同一个人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有不同的收入。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些能力强的人都愿意到民营企业去工作，而那些能力差的人则愿意在国有企业中吃“大锅饭”，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由此可见，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贯彻市场化评价人的能力的标准，使人们的能力都接受市场的评价，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高效益发展。

    人的能力能否转化为收入，或者转化为多少收入，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人们选择机会的勇气。如果有的人选择机会的勇气很强，而有的人选择机会的能力不强，那么同样的能力，就会转化为不同的收入，因而选择机会的勇气，也是造成人们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例如，某一国有企业的两个能力相似的经营者，一个人感到在国有企业中约束了自己能力的发挥，在80年代初就下海自己创办企业，现在已有家产千万；而另外一个人却没有下海创业的勇气，仍然在原有企业工作，结果因为这个企业经营不景气而自己下了岗。两个能力基本相似的人，为什么有不同的收入？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人在机会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选择机会的能力差异，也可以导致人们在收入上的差异。在这时，关键的问题是对收入与风险的选择，甘愿承担风险的人，一般选择机会的能力都比较强，因而风险性收入就高。

    总之，能力差别及其与能力差别相关的有关因素，都会引发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对于这类能力差别，我们应该充分承认。因为，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能一味地盲目强调公平，而是要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强调公平，任何公平都不能离开效率而孤立地实现，只有有了效率，才能最终实现普遍的公平，即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都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