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在短短的二十多来年里，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时的0.21上升到日前的0.45。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分配收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
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对待如何逐渐缩小收入分配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与建议。应该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在打破大锅饭, 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赵人伟等, 1999)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一个从国家现阶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以至于持有过高的期望，反而造成失望。
在解决收入分配时要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问题上切入，这样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呢？我觉得有以下三点：第一，在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时，要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第二，在处理收入不公平与机会不公平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三，在减少现在的收入不均与未来的收入不均时，要着眼于建立减少未来收入不均的机制上。我认为，只有把握好这三项原则，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上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找出解决问题的抓手。
一，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优先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而贫困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处于绝对贫困的人群是指收入仅能维持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以下的，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群。而处于相对贫困的人群则是指在社会中相对收入较低的那么一部分人。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要有紧迫感。这一部分人群在生存线上挣扎，不予以及时帮助，就有生存的威胁。同时，绝对贫困又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扶贫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这部分人的数量应该不断缩小，以至基本消失。（赵文伟、李实， 1997）
而相对贫困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只要有收入分配，就会有相对贫困，就会有一部分人的收入较另一部分人少一些。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是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
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温饱线下。因此，尽快地解决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问题是当前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社会中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村中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2500万人口。在处理收入分配中要把迅速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放在首位。亚洲开发银行在分析了这部分人群的情况后，提出了通过建立农村低保系统来解决中国农村中绝对贫困人群的问题。根据亚行估计，在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农村人口中，有560万人为五保户，979万人为残疾人口，800万人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
[1]。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正常劳动能力的人群。对于他们继续沿用开发式的扶贫方式不仅成本高，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亚行建议在中国迅速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收入低于680元人口的温饱问题。实行这一制度每年所需资金也仅为4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亚洲开发银行，2004（1））
因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已经进入低保系统，应该说城市中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大体上得到解决。当前工作应该是如何完善低保的发放。另外，对于他们的子女上学、基本医疗，以及在城市水,电,气价格调整时对他们的给予特殊的补贴照顾, 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改革中不至于恶化。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把中国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从国家财力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来说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的。
二，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更重要的地位
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竞争。而竞争就会有差异。市场的机制就是优胜劣汰。正是在这种竞争中，厂商能提高效率，个人能发挥更多的聪明才智。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但竞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差别。没有这一差别，也就失去了竞争的激励。在市场机制下，竞争中的优胜者能得到较高的利润、较高的收入。反之，在竞争中的弱者则收入较低。在一个完全的市场机制中，收入差距可能在不断的扩大。
于是就需要政府出面来设计一个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机制。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制度来把强者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弱者。减少分配收入的差距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对市场干涉过大，就可能产生大锅饭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前正是这种情形。收入分配十分平均，干好干坏一个样，长期以往，很多人可能就会失去创新及劳动的动力。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最后只能产生均贫而不是均富的后果。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才能既保持市场的活力，又能较好地减少相对贫困呢。
在经济活动中公平有两个概念，一是收入的公平，即所有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收入比较一致；二是机会公平，即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有公平竞争、公平参与的机会。收入可以是不公平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参与竞争的权利。
在中国的现阶段以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要把创造机会均等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机会的均等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机制来保护的，否则市场有垄断的倾向。市场竞争是多次的博弈，胜者有竞争中的优势，在下一次的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进入良性循环。反之，竞争中的弱者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多次博弈后就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再者，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竞争的不完全。一部分人、一些单位有着相当不公平的机会。若不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机制，会使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地扩大。事实上，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的现象也说明转型经济在机会均等上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上，就业是人们参与竞争、抓住机遇的最基本前提。因此保证充分就业是实现机会均等的最重要的任务。各国政府都把减少失业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放在工作的首位。要增加就业，政府的政策就应该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就业较多的行业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增加就业的最佳途径。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持公平竞争。这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市场准入规则。（Khan & Riskin1998） 政府不应该过多的控制行业的准入，让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国营企业享有垄断的权利。保持公平竞争还要有公正、公开、透明的规则，要有严格、及时的执法。把那些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厂商与个人绳之以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投资教育。保证社会的参与者得到基本的教育，今后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赖德胜，1997）在中国，目前首先是要抓好的是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接受至少是义务教育的机会。中国在义务教育上已经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然而义务教育普及率还有潜力可挖，特别是农村中还有很多地区存在严重的辍学问题。初中普及率更低。同时，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学环境、教学质量与教学内容也亟待提高。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义务教育还没有实行完全免费，成为特别是贫困农民家庭的沉重负担。亚洲开发银行建议在农村开始分两年实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全免。保证每一个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但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创造机会均等，缓解收入分配不均。义务教育本来就属于公共开支的领域，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的国力与财政能力应该说也已经能应付免费义务教育的需要。 （亚洲开发银行，2004（2））
同样地，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是使人们有均等竞争机会的基本条件，是政府工作的优先领域。没有一个基本的健康条件，参与竞争无从谈起。农村中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没有一个基本医疗保障，小病拖成了大病。没有一个较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流行病、传染病会使大规模的人群丧失劳动能力。这些都是政府在保证社会有一个机会均等的最起码的工作，是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三，把重点放在解决未来收入公平上
我们应该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仅12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一个十分完善的福利社会。我们要强调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但在现阶段，也只能达到一个低水平的、最基本的收入公平。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一个从国家现阶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收入分配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需要机制设计、体制调整，还有执行力度、执行方式的形成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投入。期望在短期内收入分配就有很大的改善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小鲁、樊刚，2004）
因此在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中，不论是从政策上执行还是从宣传的口径上都要着眼于未来，要有长远的观点。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那些造成未来扩大收入不均的问题，特别要防患将来产生大规模的收入差距。
在当前要解决未来的收入不均，重点要放在增加农民的未来收入问题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增大的城乡收支差距。(蔡昉，杨涛 2000) 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之间，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很大。但把城乡合起来算，基尼系数就远超出了国际目标警戒线外。农民收入增加不快，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生产率低。从国际的眼光来看，因以大田生产为主的粮食生产并不是耕地相对稀缺的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一定要减少农民，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民绑在农村，绑在田里，通过大量的对农业的补贴，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反而束缚住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对农村的青年，因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适应能力较强，应该鼓励他们进城去，参与城市化的建设。放开城市长期居住的门槛，给农民工一个不断地培训与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高收入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地在城市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与此同时要加快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以及养老保障等一系列制度上对农民工应该一视同仁。
国际经验证明，土地政策、房地产泡沫也是造成未来大规模收入不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世界银行， 2004）土地特别是城市中的优良地段总是稀缺的。谁占有了它，就长期占有了稀缺的资源。而房地产的泡沫更是使已经占有了土地、房产资源的所有者能在短期内数倍地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使没有房地产的人群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又拉动了建材等一系列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通货膨胀，进一步减少全体人民的财富。因此防止房价增长过快，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不仅是短期的政策，应该是政府的长期工作任务。政府要在税收、信贷、遗产转移、土地供给等方面制订与实行长治久安的政策。在当前应该大力推动二手房的市场建设，增加房产市场的供应。加快城市交通建设，使城市中心的级差地价降下来。同时严厉打击借银行贷款来炒房的投机者。
教育的差异是形成未来收入差距又一重要原因。（Galor，1997）除上述的基础义务教育要重点投入之外，对职业教育与大学、大专教育也要注意公平。在现阶段应该把财政每年拨给高校资金中的一部分做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专项资金。使所有学生不至于因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学。另外，高校的开支也要严格审计与检查。杜绝高校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问题。把节省下来的钱基本上用在对贫困生的补助上。
四，结论
中外历史都证明了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度就可能会大大降低，社会的稳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当成一项重要的执政任务来完成。 同时，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当前的趋势看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一段时间。。
在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上要抓重点。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特别是尽快建立农村的最低保障制度和完善城市的低保制度。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减少机会不公平的现象。在就业、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市场准入以及公平执法等方面下功夫，投资金。最后，政府的政策还要更偏重于解决未来的收入不公现象，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同时，政府要促进公平教育，使大学生不能因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最后，政府要通过税收、财政、货币、土地的各方面措施，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防止通过财产的快速增值使未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参考文献：
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4）。
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王小鲁、樊刚：《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 2004年第1期。
赖德胜：《教育扩展和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赵文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吴国宝：贫困线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述评 . 经济学动态. 1999 （11）
亚洲开发银行：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 观察与建议， 2004年2月
亚洲开发银行：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观察与建议， 2004年2月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2004。
Galor, O. and D. Tsiddon: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 The Economic Growth,93,1997.
Khan, Azizur and Carl Riskin.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China quarterl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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