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下午好，我把我今天讲话的要点用15分钟的时间说一下。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短期的观点看2004年，我总的判断2004年的经济发展是叫“有小惊，无大险”；第二个问题想从长期的观点看一下，我们宏观经济存在深层次的问题；第三是一个前景的展望。
　　第一，2004年回顾是“有小惊、无大险”。实际上在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在当时因为有SARS，所以中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有中断，到了200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就是从2000年开始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到了，2003年就出现了一个过热的倾向。不过在当时，不管在中国的经济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对于这个态势都有不同的意见，大致上是这样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建议采取紧缩性的总量政策，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当时主要的意见是进行微调。这种意见整个在2003年一直到2004年第二季度都是处在一个少数地位，有这种看法的比较少；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就是说某些部门的投资过热了，开始提出来的是像钢铁、铝、电解铝，还有其他一些部门，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几个部门，认为这几个部门投资过热，但不是全面的过热。这种意见在2003年的时候是由少数的部门和少数的经济学家，不过到了2004年这就变成了主流，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所以应该由主管机关通过对于投资的控制来降温；第三种意见叫做不要轻言过热，认为2003年出现的一个大好形势应该加以保持，不应该采取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使得好的增长形势受到挫折。这种意见在2003年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一直到2004年3月、4月，中国政府做出了新的决策。2004年的1月、2月份，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非常大的、向上的跳跃。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3％，广义货币增长了19.4％，实际上在2003年第四季度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就是PPP是14.6％，不过当时有一个宏观指数是比较低的，这就是消费指数，CPI只有2.1％。因此在学术界、在经济学界，在经济界是否出现了过热仍然有保留，但是在3月份中国政府做出了决策，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一段话，就是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投资规模过大，能源、运输和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必须用宏观经济调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于我们政府是一个不亚于去年“非典”的考验。最近的一次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还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是这样估计的，是不亚于“非典”的考验。
　　这表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形势的判断，我们从这个判断当中可以看到可能是避开了是不是总量过热，避开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宏观经济是不是过热，或者有一些人说的是不是全局过热，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的官员和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同意。但有的语言是总量语言，不是个量，因为讲的是投资规模过大，不是讲某些部门的投资规模过大。讲的是贷款增加过多，而不是说对某一些部门的贷款增加很多。所以从3月以后中国就采取了很多“宏观调控”的措施，而这个宏观调控应该说是打引号的，因为在中国“宏观”这个词常常是跟我们经济学讲的宏观不太一样，它讲的是重要的问题。就像鲁克斯前一阶段在北京的讲演说的，他看到中国采取的“调控”政策，他觉得没有一条是“宏观调控”，全部都是“微观”措施。从3月以后加强政府的“调控”，而主要的措施，是由各个部委采取的“微观干预”措施，最重要的措施，一个就是发改委派出的检查组，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部门的投资项目，5月发了通知会同中央银行、银监会，要求加强对钢铁等行业的信贷控制。第二就是国土资源部把土地审批权收到国土资源部，同时组织联合检查组来整治土地市场，清理开发区和收回违规占用农地。第三是银监会，银监会派出了检查组，检查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信贷情况，就是哪些贷款不应该放。这样一些措施是强有力的，在5月份看到一些主流报刊上发表了专门的评论，说明在中国的形势下，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的效用是不大的，所以应该以行政措施为主进行调控，这些措施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也采取了措施，中央银行实际上在2003年就采取过措施，进行窗口指导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过当时市场反映和企业界的反映都不好，作用也不是很大。在2004年央行采取了一些措施：1. 央行扩大整个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因为是不是提息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论，央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放大贷款浮动，就是把贷款利率上限，我们现在还是行政规定的利率，不过银行有权浮动，浮动的幅度扩大了。2. 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央行实际上采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发行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就是说央行手里的国债已经没有了，所以做公开市场操作的时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具，这个工具叫做“央行票据”，发行“央行票据”来回收流动性，央行票据现在余额已经超过1万亿，这是央行采取的行动。
　　财政部也采取了行动，财政部采取行动就是在5月份财政部长宣布由过去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为中性的财政政策。财政部的常务副部长做的解释比中性还要偏紧一点，他的解释是说国债发行以后不用，所以是一种偏紧的财政政策，一直到10月28日央行升息27个基本点，当然0.27的升息意义是不大的，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央行是不是应该利用利率手段进行正规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节，这使得争论达到某种一致，所以它的意义不只是这27个基本点，而且中央人民银行利用这个机会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把上限取消，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有权自己决定升息。当然，因为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现在还不是真正的银行，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怎么去运用他们自己决定利率这个权力。
　　根据这一系列的动作，还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到了第四季度情况就有了大的改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降到了15％这个水平上，M2广义货币的增长也降到了水平上，但是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问题，大致上第一、第二季度采取了行政办法和宏观政策进行调控，情况有比较大的改善，到第三季度又反弹，到第四季度又加强了措施。今年第一季度某些方面也有反弹的表现，这可以看到用总行政微观干预措施还是用得比较多，所以在稍有放松的时候它就会反弹，这就呈现出“波浪式降温”这种状态。到10月底以后，中央银行有更大的裁量权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货币调控，所以看起来这个情况正在改善。所以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可以说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因为这个问题在去年7月前后是有争论的，我们不知道内部的争论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可以从我们的主流报刊上看到，就是曾经大概有10天左右，主流报刊的基调叫做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就是这一句话，但是十天以后这个话改成了宏观调控取得了初步成效，要防止功亏一篑。家宝总理在3月14日上的讲话，说“现在可以说，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一些情况来看，更多的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调控，像中央银行、财政部运用得更加纯熟，所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巩固去年以行政手段用得比较多的这样宏观调控的成果，我们可以预期今年的经济会比较平稳。
　　要保持平稳，我想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关于宏观调控的几条，在今年仍然应该加以注意。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上面有三句话我觉得最为重要。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一个是要加强，因为有一种议论，认为对于去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一个是取得了成效，第二是有很多的意见，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不要提继续进行宏观调控，甚至认为应该转向防止通货紧缩。从中国政府方面的意见是说要继续加强，不但说要加强，而且说要改善，也就是说去年的宏观调控有一些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我理解怎么改善，就是后面一句话，叫做“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运用明确了一条叫“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说了多年，它的内容常常是不定的，有的时候是讲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的是讲紧缩性的或者是温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现在当然应该把它理解成温和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不一样了，财政政策从1998年，当时提出的财政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我理解就是温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部长在去年5月提出来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以后，在我们这里是有争论的，中国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肯定了财政政策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改成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短期的情况来看大概就是这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2004年为什么不能主要用经济手段，就是用市场相适合的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这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这个问题它相关的事情就是一个长期问题，长期问题对我来说，我认为长期的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市场体制不完善，资源的配置权力，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手中。于是各级政府就要用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服从于实现自己政绩的目标。于是在十五计划以来，即二十一世纪最近这四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叫做“形象工程”，叫做“政绩工程”。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于是就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一个就是经营土地大搞城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实现我们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相当多的省份都提出来要实现中国进入一个重化工业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有比较大的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十九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库兹涅茨讲的工业化增长以前的工业化道路，印证这种道路所引用的基本上是在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言论，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说就是从列宁的再论市场问题第一部类优先增长一直到斯大林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约束的问题，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从解放以来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我们GDP增长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需要停下来调整，对于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详细地讲，因为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必须要研究清楚，必须讨论清楚的。因为政府最近期间提出来一系列纲领性的口号，比如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节约型道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要加以解决，否则这种大的波动，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下一个阶段又重新出现，可能就不能避免。

(此文为吴敬琏在200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