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先生邀请我再次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中国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挑战，今天我听前面三位，加上我们这个阶段的第一位发言人，不约而同多次提到中国的资源约束，资源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两年由于中国高速增长引起国际资源市场的变化，也使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讨论中国资源约束问题确实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而且基本上主流的意见都是认为中国需要约束发展资源性行业，不要搞过多的重化工业，能源消耗过大的工业。今天我想提一点不同的看法，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比较占主流的观点谈一点我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们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我想先跳开这个问题，先谈一谈中国长期发展什么问题最大？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建立和谐社会的一切问题，究竟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发展水平太低，我们的制度太差，我们的技术不行，当然这都是问题，但是从长期来说中国社会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农民的问题，就业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在我们经济学者看来就是几亿农民的转移问题，几亿农民的就业问题。中国现在5亿农民转移出来1.5亿至2亿，也许最后还可以剩下8000、9000万耕种中国很小的可耕地，占世界7％的可耕地，最终还吸收2.5亿至3亿农民要转移出来，就是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大数的就业才能解决中国最终的发展问题。这样一个大挑战，这样一个就业到哪里去找？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最近这一轮从2005年1月份中国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全世界又新一轮讨论中国货的倾销问题，就业向中国转移的问题，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问就业都跑到中国去了，我们将来做什么？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核心问题是什么？全世界还有没有2.5亿至3亿的就业机会让中国的农民得以就业，或者说全世界现有的就业的转移加上中国、亚洲、印度等等的增长，还能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不是说都到中国来，我们跟印度争，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争到最后能不能解决2.5亿至3亿的就业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可想而知多么困难。全世界全部的制造业一共1.6亿，8000万已经在中国，在外面还有8000万，再争来4000万，我们增长再增加5000、6000万，1亿乘上一个系数，像服务业、建筑业等等乘上一个系数，也许未来20、30年还能够有4、5亿的增长机会，但是中国人要就业，印度人也要就业，亚洲人也要就业，都是农民，都要就业，我们在这个竞争当中，我们能不能把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到中国来，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
　　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大概中国人什么都得做，能做什么做什么，能做飞船、导弹我们做飞船、导弹，但是恐怕皮鞋、袜子也得做，农民进城第一步那些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还得做，同时我想恐怕传统产业里面的重化工业我们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恐怕对于我们不利。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不仅我们中国人需要的重化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不要在外国生产再进口到中国来，而且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去。当然大家说都要做资源从哪里来？为全世界生产，当然要用全世界的资源，日本人为全世界生产，日本人当然在用全世界的资源。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它自己的资源为局限，他就不可能在世界格局中增长，这是我们的世界眼光。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把资源运到中国来，中国加工制造，至少我们加工这一块劳动力在中国，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去，这是从中国的私利来讲，全世界无产者现在反对中国制造，但是中国需要有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吸收这样的就业机会，才能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当然如果说资源进口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是全世界格局的问题，全世界的政治问题，全世界的外交问题，这有全球化的问题，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中国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挑战，能不能在世界格局中我们能够继续增长，这确实是要讨论的问题。
　　在国内讨论大家现在反对重化工业的增长，其实我仔细看一看，并不是很多人反对重化工业本身的增长，当然也有人说重得太多了也反对，但是众多学者都反对资源浪费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有竞争力的问题，你做这个行业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你有没有效率的问题。发展重化工业绝对不是无效率的情况下，补贴的情况下，亏损的情况下还要发展，中国现在各种能源的消耗在世界上可能是最差的，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搞重化工业，我们要搞就业，但是我们效率太低，效率太低从产业发展来讲你就做不成。因此，确实要认真的讨论如何提高中国资源利用率问题。在这里刚才几位发言都谈到了资源价格问题，我完全同意，资源价格问题，价格定价不合理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效率过低的一个问题。
　　我想再提一个重要的体制问题，有关资源效率体制问题，我们的增长方式之所以差，我们增长方式之所以耗费能源，其中重要的一个制度因素还不仅仅是价格制度，而是产权制度，是资源的产权制度。我们资源的开采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权，资源的开采权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所有权，因为你开出来的东西就你去卖了，而且你出来东西以后就没有了，不像资本要持续下去，就资源来讲，实物来讲用完就没有了。而中国迄今为止，企业对开采权不付费，不支付严格意义上特许权税，国有企业把开采权就给了他，然后所有的收益都变成了他的利润收入，所以我们的中石化、中石油利润这么高。全世界没有一个石油公司因为石油涨价，利润翻番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投资者像巴非特一样投中国中石化18％的股份，石油一涨价卷走了23亿，因为利润翻了一番，因为中国资源产业没有为资源付费，为什么煤矿这么多的事故，为什么开采率这么低？就是免费获得了开采权，没有一个长期作为所有权经营的机制，没有为它付费，所以都是短期行为，赶紧把最肥的羊撇走就走了，不仅是因为价格低产生大量的浪费，大量的无节制的方式，而且从生产者角度都没有很好的产权约束使他认真珍惜资源的开采，珍惜宝贵的自然资源。加上资源的产权制度，资源的产权制度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当务之急，不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产权制度的问题。过去产权制度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源让国有企业开采，假定利润都是国家的，这还好说，现在我们体制改了，将来要产权多元化，在资源开发上要产权多元化，这个问题更是当务之急，而这是我们国家资源开采利用率低最重要的根源，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它们的资源行业这种耗能高的企业有世界的效率，才能使它在中国得以发展，才能使他在世界上有竞争力，才能使我们的这些产业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能够为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产业。我鼓吹中国要发展重化工业，但是前提是重化工业必须要有效率的，包括价格制度保证都是有效率的。然后就是技术，我毫不否定技术的作用，但是技术是人人都要讲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假定我们是有效率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应该积极发展重化工业，中国人也要搞重化工业，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资源就不去发展重化工业，而且要看到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有改进，我们之所以在最近这一时期重化工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突然我们的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有这么大的飞跃，突然有这么大的提高，确实跟我们过去没有预见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几年，中国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技术进步，由于中国这些年的体制改革，由于我们有一些产业，包括机械制造业的一些发展，我们一些重化工业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开始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我曾经访问过一家沿海地区的民营化工厂，以前我参加过多家国有化工厂，一进门给我展示最先进的从国外进口的机械设备，我马上就知道他亏损，一问他果然亏损，但是这一家也引进了技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亏损，他说我不亏损，因为第一我的工期短，国有企业用三年建一个厂，我用半年建一个厂；第二我的资金效率高，我都是自有资金；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我不全套进口设备，在中国机械加工业现在可以为我提供40％至50％低成本的设备，我只要进口一些关键部位，我的成本就大大降低，我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我产品就卖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民营的钢铁厂8个月投产，国有企业搞三年搞不下来的东西他们8个月投产搞很大的一个钢厂，技术发展到这个程度，效率也发展到这个程度，确实开始具有竞争力，确实使得我们一些企业开始向重化工业方面发展，开始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污染，不能让子子孙孙付费，我们需要加强污染的整治等等，但是有竞争力、有效率，又把污染当中的问题加以约束，为什么不能发展！
　　最后一点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发展的问题，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提升产业结构”。我们是要不断地向高端的产业发展，现在我们做的多数都是低端的，一些传统产业，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这些高新科技的同时，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今后20、30年，甚至是30、40年里面，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不能放弃这些能够为中国人创造就业的行业。因此，我认为一个适当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扩充中国的产业结构，把现在还不能够做的向高端扩充，但是旧的原来的那些东西仍然保持在中国，尽可能地不让它流失到印度去，不让它流失到泰国去，不让它将来流失到非洲去，留在中国，为中国农村的就业提供机会。中国农民2003年才能享受免费基础教育，他们能去做高端产业吗，他们进城第一步不就是做低端产业吗？我们很多企业向高端转移了，新进城的农民还要在低端产业继续做几十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我恳请我们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我们说提升产业结构这句话，振振有辞大家都觉得很对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中国的几亿农民。
　　谢谢!

(此文为樊纲在200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