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终结与保卫美元的战争（之二）――四论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

 

    我在2002～2003年期间共写过三篇文章*，从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必然会爆发货币与金融危机，本文四论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是想继续从这一角度出发，更深入的分析为什么美元霸权必将走向崩溃。

 

一

 

    资本运动的本质属性，是追求价值增值而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早已论证的很清楚，由于这个属性，创造物质财富从一开始就不是资本运动的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产业资本的发展还有巨大空间，金融资本的积累规模亦有限，以及货币制度的限制等，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来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必须通过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才能获得增值，所以马克思提出了产业资本“居高”的理论，并概括出了资本流通公式，即资本从货币形态出发，经过产业和商品资本等形态，再回复到货币资本形态。

    产业资本“居高”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但其主体也是反映产业资本全球化的国际直接投资，至于直接投资以外的国际资本流动，则主要是以国家间借贷的方式展开，而资本借入国也主要是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或者是为战争筹措经费。直到二战前和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以投资证券和外汇为目的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资本流动都没有出现，以至于直到上世纪60年代，国际金融学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附属于国际贸易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以商品贸易关系为主，货币仅是作为交易的媒介被动地同商品作反方向的流动，国际货币关系是从属于国际贸易关系。

    1956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从事非物质产品生产的美国“白领”工人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蓝领”工人人数，在长达两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长期稳定在55％以下的服务产业比重开始迅速提升，这标志着美国社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已经基本满足，美国经济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初期，英、法、德、意、日等国也开始出现了服务产业比重上升的势头，标志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由于社会需求的增长开始转向服务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增长趋于缓慢，资本通过发展物质产品生产而牟利需要得不到满足，开始出现了向物质产业以外领域转移的趋势。

同时在70年代初期，国际货币体系也出现了巨大变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货币脱离了黄金，货币的增长从此不再受物质产品增长的限制，有了这两个条件，脱离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独立运动的货币资本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到本世纪初，全球每年的GDP不过4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物质产品生产所占的份额不过20万亿美元，但是全球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却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物质产品生产价值量的100倍！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额不过7万亿美元，可全球每年的货币交易额却高达70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物质产品贸易额的100倍！由于庞大的金融交易额与货币交易额基本上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相关，因此世界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位移，世界资本主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虚拟资本主义”时代。

    虚拟资本运动的轨迹是从货币出发，经过有价证券或另一种货币形态，再还原到原有的货币形态，期运动公式可以概括为：

    货币－有价证券或其他货币－货币

    对比产业资本的运动轨迹：

    货币－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商品资本－货币

    不难看出，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根本区别在于，虚拟资本的运动是不参与物质产品创造过程的运动，资本追求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特性由此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此，虚拟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二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虚拟资本运动已经在资本运动中占居了绝对的主体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的运动已经微不足道，而是对虚拟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产业资本运动与虚拟资本运动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运动规律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它们的联系与区别，因为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运动与矛盾，导致了当代货币与汇率关系的大动荡，酝酿出大调整。

    与产业资本运动的目的一样，虚拟资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资本增值，但实现资本增值的方式却与产业资本根本不同。产业资本能够获得增值，是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的使用价值，而虚拟资本的增值方式，则是通过对证券和货币的炒作，提高了金融财富的名义价值。此外，两类资本在实现增值过程中对货币资本的使用要求也不同。产业资本的扩张需要货币投入，但所投入的货币必须有实物对应，即必须能用货币资本购买到厂房和机器设备，以及原、燃料和劳动力等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如果物质生产要素的供给不充分，产业资本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虚拟资本的增值虽然也必须有货币资本的投入，但由于货币资本购买的对象是有价证券，所以只要有充足的货币供应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货币脱离黄金后虚拟资本才能获得空前发展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自70年代以来，货币的增长总是大大快于名义GDP的增长，这多出的部分，实际是流到资本市场中去了。

在虚拟资本运动中，也有一部分虚拟资本涉足到房地产和期货等物质产品领域，但虚拟资本购买这些实物产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炒作拉高这些产品名义价值，从中牟利，而并不参与到房地产的开发和初级产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因此房地产和期货是以金融商品的形态进入资本市场的。

    由于创造货币的过程远比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简单和轻松得多，所以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产业资本，能获取5％的利润有就已经不错了，而美国的大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却可以经常获得40～50％甚至更高的投资回报，正是因为巨大的利益差距，才引导世界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居高”时代，转变到虚拟资本“居高”时代。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虚拟资本的主体是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运动，而产业资本则正在进行着庞大的全球化运动，其主要运动方向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由于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运动空间相分离，就酝酿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变局，以及美元霸权走向终结的前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对产业资本全球化的历史作一些分析。

    从19世纪到上世纪二战前，产业资本全球化运动的内容是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其目的是拓展海外的商品输出市场和获取原料，因此从资本流动的方向的看，是从宗主国到殖民地，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开发资源和建立物质产品输出入的基础设施。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统计，在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的60％以上是投入到初级产品的开发与运销，这也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内容，即初级产品贸易占到了国际贸易的60％以上。

    二战后，在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要革命的震撼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从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目的出发，开始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良，主要是提高工人工资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由此扩大了国内总需求，也促进了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并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展开了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伴随这一过程，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运动也发生了新变化，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二战前的从宗主国到殖民地，改变为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运动，投资的目的也从二战前主要是为了开发殖民地资源转变为是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根据有关统计，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间的投资要占到全球FDI的80％以上，而国际贸易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二战前以初级产品贸易为主，转变为8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美国的著名学者克鲁格曼教授，总结了二战后国际投资与贸易中出现的新特点，在80年代初期还提出了“新贸易理论”，以解释二战后贸易结构变化的成因，即认为国家间贸易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天然要素禀赋的差别，还在于产品需求的差异化发展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效应的存在，因此各国都可以重点发展几个能充分享受规模经济和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由此推动了战后国际制成品贸易的发展。

    二战后直到8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是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二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贸易关系的翻版，只不过因为殖民地纷纷独立成新国家，由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关系，变成了“南北”贸易关系。二战后，国际初级产品贸易也扩大了很多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间的制成品贸易增长速度更快，因此初级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从战前的60％以上下降到20％左右。这样就在发达国家之间彼此分工和贸易的“水平分工圈”之外，形成了一个南北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圈”。

这两个分工圈的长期存在，构筑出南北国家间在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和物价体系方面的长期鸿沟。发达国家以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交换之间的巨大“剪刀差”，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长时间里只能用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相交换，导致工业化发展进程缓慢。70年代中期后，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部门虽然面临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率下跌，产业资本获利空间收窄的不利局面，将产业资本向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本来是改善获利环境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直到90年代初期，世界“冷战”格局还没有结束，在“东西”对立的同时，也在加剧“南北”对立局面，因此难以形成发达国家产业资本顺利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的条件。

    1991年，二战后持续了近60年的世界“冷战”格局宣告结束，和平与发展再次成为世界格局的主流，长期被压抑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要求被立即释放出来，由此导致国际产业资本运动方向的第三次改变。1991～199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8·8％，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增长了32·3％，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国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6·5％上升到1997年的40％。1997年后由于发达国家间的并购投资大量增加，发展中国家所吸纳的国际直接投资虽然总量仍在增长，但比重显著下降，2000年约占17·7％，2000年后随着发达国家间的并购活动落潮，2001～2003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又回升到26％。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国际FDI增长了6％，但当年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下降了16％，而发展中国家所吸纳的FDI则猛增了48％，其中流入亚太地区发展国家的投资猛增了55％，高达1660亿美元，并首次超过欧盟，成为世界吸纳外资最多的地区。发达国家在国际FDI中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71·5％下降到52％，一年中猛降了近20个百分点。如果今年继续维持这个趋势，发达国家吸纳国际FDI的比重将首次跌破50％，甚至可能低于40％。

    国际产业资本流动方向再次改变到主要是朝向发展中国家，而投资的内容也从二战前从主要是开发初级产品资源转为是主要投资到制造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在80年代末期，中国所吸收的外资中投资到制造业的部分还刚刚超过40％，但是到本世纪初已上升到65％，2004年则已超过71％。在整个80年代，中国主要是吸纳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而港、澳、台地区外资的主要投资方向是房地产和消费品制造业。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90年代下半期以来，来自欧美和日本以及韩国的产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加，投资的内容也从房地产和一般轻型制造业转向重化工业。

    在外资的拉动下，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94年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中国的首位出口产品，在过去的2004年，机电产品则首次出现贸易顺差，顺差额高达224亿美元，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就使国际投资的内容和南北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模式与二战前大不相同，与二战后至80年代末也大不相同。二战前工业化国家所消费的工业制成品都是基本由本国自己生产，资源不足靠海外殖民地供给。二战后到8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所消费的工业制成品是由发达国家间彼此分工的生产体系共同生产， 初级产品资源的流向则和二战前一样，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可是从90年初以来，发达国家则是将物质产品的生产体系逐步向发展中国家“搬移”，因而开始打破二战结束以来既有的南北国家间的“垂直分工”体系，使制成品贸易替代初级产品贸易，成为南北国家间的主要贸易内容，而世界初级产品贸易的流向，也从以往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改变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甚至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发达国家国内的资源出现剩余，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仍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994年中国开始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2004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已超过1000亿美元，当年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则超过了700亿美元。拉美国家资源丰富，是世界初级产品的主要供应商，2000～2003年，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猛增了500％，阿根廷增加了360％，智利则增长了240％，从中不难看出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流向的转变。

    世界产业资本运动轨迹第三次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物价体系开始融合。在二战后的长时间内，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相对分离，使两大经济体系的物价体系也相对分离，然而当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大举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时候，这个情形开始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经常痛恨地说，“为什么美国的沃尔玛在中国收购一双耐克鞋的价格只有5美元，而到美国市场却卖到170美元”，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残酷剥削，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在美国生产耐克鞋，沃尔玛的收购价格就得是每双170美元，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大大高于中国的水平。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由于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但是到了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大转移的时代，对外转移的只能是机器设备形态的产业的资本，而不可能转移劳动力，发达国家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技术与机器设备同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与品种和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土地和劳动者工资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生产成本却可以大大降低，而这正是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之所以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动力源泉。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因此高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难以在发展中经济体使用，这实在是一个认识误区。首先，发展国家的教育水平始终在持续提高，以中国为例，其九年制教育的普及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70年代后期的水平，中国大学和研究生在校生的绝对人数，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在人力资源方面并不存在接受发达国家高技术设备的障碍。其次，技术含量越高的机器设备，其技术更多的是体现在设备当中，并不需要设备的使用者具备多高的专业技术知识，例如，在中国的许多由外资创办的电子企业中，工人在生产线上的工作只是把各种“插件”准确放到产品的特定位置就可以了，因此工人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就完全可以胜任。第三，在科技进步速度加快的时代，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往往显著大于“有形损耗”，发达国家即使很早就采取了“加速折旧”的措施，企业仍然难以在新技术设备出现之前就提足折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在特定时间内增加机器的使用时间，但发达国家都有严格的劳动保障制度和劳工组织，对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可在发展中国家则往往不是如此，工人的劳动时间往往超过8小时，而且可以长期三班连续运转，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出机器设备的使用效能。因此近些年在日本的在华企业中就流传着一句话，说“越是先进的设备，在中国就越有使用价值”，目前许多日本企业在中国使用设备的先进程度，都超过了本土企业。

    此外，科技进步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释放自然界中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因此推动科技进步的动力，就主要产生于对提高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追求。正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科学技术的发明首先是集中在工业生产能力最强大的英国，而后有转移到新的“世界工厂”美国一样，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不断外移，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开始成为新的世界物质产品生产中心，科技进步的中心也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例如根据OECD的数据，从1991～2002年，美国的R&D经费的年均增长率为5％，日本为1·8％，而中国为16·2％，增长率排名世界第一，总额也超过了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位居世界第六，而中国科技进步速度的提高，就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密切相关。

所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绝不仅仅是低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也正在成为大潮流，这从中国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远高于普通出口产品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因此从长期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论是低端还是高端，都将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才只是起步阶段。

    国际产业资本运动轨迹的第三次大变化，引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其一是“微笑曲线”的出现。

     “微笑曲线”的提出人是台湾宏基公司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它描述的是产业分工琏中价值的分布情况，经常被许多学者用来说明发展中经济体在当代产业链条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在实际上，如果把制造业零配件的生产、组装和销售放仍在发达国家，所谓“微笑曲线”就仍然会维持在60～70年代的样子，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低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把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发与售后服务等上下游部分还保留在国内，才出现了曲线中段向下弯曲的趋势。然而正如前面所言，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产业琏的前段与后段也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微笑曲线”将会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期趋于“扁平”。而在转移的高峰期，由于发达国家总是将产业链条中附加价值低的部分首先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张笑口会张的更大，即曲线的中间部分还会进一步“下沉”。

图 随着时代变化的微笑曲线的形状

    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不会随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而迅速提高呢？是因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被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决定的，虽然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可以创造出很高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但在发展中国家，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的部门占居着主体地位，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例，2003年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以GDP计）为4677元，与工业劳动者的人均产值73045元比较，两者相差15·6倍，与电子、汽车等国外制造产业转移集中的领域比较，更是相差出30多倍，但从劳动者的人数看，农业劳动者却是工业劳动者的3·8倍，所以因为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是主体，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就会倾向于被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所决定，如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上涨，就会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内部，一般都存在着巨大的土地与劳动力供给能力，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非农业部门提供生产要素， 所以就有能力在长期内保持生产要素的低价位，以及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吸引力。

    在发达国家，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高的部门占居主体地位，这样，低要素使用效率部门所占用的生产要素价格也被拉高了。例如，在发达国家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普遍上升了，但是在许多服务业部门，比如理发业，长期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变化，但是理发匠的工资也随着全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而提升了。如果没有这种提升，理发业的劳动力就和向行业以外流出，社会对理发业的需求就无法满足，结果还是得靠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所以，生产要素价格，最终还是被社会主体部门的使用效率水平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当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完成到一定程度，达到高效率部门占居主体地位的时候，生产要素价格才有可能提升到与发达国家相等的程度，而在完成工业化以前的长时间内，只能是随经济发展水平缓慢提升。

    从另一方面说，在产业资本新的全球化浪潮中，由于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逐步融合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也必须逐步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相靠拢，才能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重现生机。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收入与消费水平会被迫降低，这当然会遭到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反抗。目前最激烈反对全球化的恰恰是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各种劳工组织，这从每年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在会场外举行的抗议队伍构成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财富阶级掌握掌握着资本，控制着国家权力，并且从产业转移中获得了足够巨大的利益，因此由发达国家产业资本所掀起的新的全球化浪潮是挡不住的。而且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已经了出现了降低工人工资、福利和延长劳动时间的趋势。例如美国在“9·11”以后，45岁以上的失业工人再就业率只有50％，而45岁以下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工资平均下降了13％。在欧洲，法国政府正在设法通过有关降低劳动者福利和延长劳动时间的议案，在德国，则正在推行“哈茨IV”计划，想通过消减失业补贴，迫使长期依靠失业保险悠闲生活的劳动者尽快走向工作岗位。

    还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优势，而只有那些具备庞大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政治稳定，基础设施条件好，劳动者教育水平高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才能承接这种转移，才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逐步融合，走上“南方国家北方化”的道路。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劳动力最多的地区，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这一地区当年有15·5亿劳动力，其中农村劳动力有12·1亿，而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为7·36亿，农村劳动力有5·31亿，分别占东南亚的47·5％和43·9％，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则分别只占27·3％和22·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是流向东亚地区和中国。

由于发达国家劳动者阶级的反抗，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降低劳动者工资、福利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努力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和痛苦的过程，所以发达国家的“走资派还在走”也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会持续拉大，美国只不过是走在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前边，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欧盟和日本的产业资本也会加快他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因此也会相继走上“逆差国家”国家的道路。在欧盟国家中，英国以及有15年贸易逆差的历史，西班牙已经有8年贸易逆差的历史，法国和意大利近年来则一直在贸易逆差与顺差的边缘线上波动。德国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也是目前欧盟各国中唯一能长期持续保持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2004年的贸易顺差仍高达1567亿欧元，但即使强大如德国，去年也对中国有113亿欧元的逆差，而欧盟总体则有780亿欧元的逆差。日本虽然近两年对华贸易中出现了顺差，但主要是对华机器设备与零配件贸易大幅度增加，反映的是日本对华产业转移速度正在加快，过了由产业转移所带动的机器设备输出高峰，最终还是会出现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

    所以，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是产业资本第三次全球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并不是靠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和对发展中国家“汇率战”就能“修复”的。

 

三

 

     虚拟资本不创造使用价值，增值幅度再大也不能顶替物质产品消费，这是很浅显的道理，那么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怎样才能满足自身的物质产品需求呢？当然只能是用虚拟产品与物质产品相交换。资本追求价值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在追求价值增值的过程要千方百计地挣脱使用价值的束缚，但这种价值追求的意义，终究还得通过寻求与使用价值的对应关系才能得到证明，这就是资本运动的历史逻辑。

    产业资本是有实物对应的资本，而虚拟资本是没有实物对应的资本，但是不论虚拟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在其处于货币形态的时候是没有本质分别的，所以只要存在着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转换的渠道，虚拟资本主义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还能创造消费繁荣。

    产业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实物产品，资本的价值形态也会随之增长。产业资本在实现增值，形成积累后，也有进行金融投资的要求，这样就在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之间形成了转换通道，使虚拟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目前全球产业资本每年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净剩余约有近9千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值的2％，这个净剩余量就成为虚拟资本主义的生存来源。

    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交换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以及持续增加的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产，在虚拟资本主义国家，则表现为从资本项下输出金融商品，并以其收入作为平衡贸易逆差的来源。因此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条件，既决定于全球产业资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净剩余的绝对数量，也决定于其所出售的金融商品数额，是否足够支付满足本国物质产品需求所必须的进口，这就形成了资本项下的顺差必须大于等于贸易项下逆差的对应关系，并且是贸易项下逆差的扩大，必须依赖于资本项下顺差的扩大，如果资本项下的顺差不能扩大，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繁荣就不可能出现，如果资本项下的顺差缩小，虚拟资本主义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然而，拥有物质产品净剩余的国家之所以愿意以本国的剩余产品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产品相交换，是因为看好投资对象国的资本市场，可以使本国政府、企业与居民所购买的金融产品保值、增值，作为前提条件，首先是需要投资对象国货币的坚挺。反之，如果投资对象国的货币是“弱势”货币，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就不仅不能保值、增值，反而会由于该国货币贬值给投资人造成损失。所以，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都需要保持本币的坚挺和强势。

     但是，即便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坚挺的条件仍然离不开一国产业资本的强势和良好的贸易平衡状况，因为虚拟资本如果不具备转换为实物产品的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拥有物质产品剩余的国家虽然用这些剩余产品换得了其他国家的金融与货币资产，但若只能是获得一张“纸”，却不能使金融与货币资产再次兑现成实物产品，则没有人肯干这样的“傻事”。可跨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逐步丧失，必然无法在国内保持不断增长的金融和货币资产与不断衰退的本国物质产品生产之间的价值对应关系，因此对投资人来说，即使拥有再多的投资对象国的金融资产与货币，从长期看却越来越没有投资对象国的实物资产可对应，手中所持有的资产凭证和货币，仍然迟早会变成一堆“废纸”。所以当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其物质生产能力衰减到一定程度，贸易逆差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最终动摇投资人的信心，导致对虚拟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商品需求量的萎缩，甚至是抛售已经持有的金融商品，表现为国际投资大规模撤离投资对象国。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不仅会引发资本市场的崩溃与严重的经济危机，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也会出现深度贬值。

     贸易逆差对一国货币地位的影响早就有人作出过分析，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他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包含的矛盾，作出了精辟分析。他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个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将使美元长期处于“两难”的困境，而从现实看，由于美元的持续流出最终将使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美元必然会趋于贬值，由此无法负担国际核心货币的职能。

    在特里芬教授提出美元“悖论”的时代，国际货币领域实际还是“美元荒”，因为随着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美元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在那个时代，虽然美国对美元的输出年年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所确立的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的地位，贸易仍是连年顺差，而且在资本项下也在不断扩大资本输出规模，其投资净收益每年也有上百亿美元，也可以作为支付进口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贸易项下的顺差直到1981年才结束，资本项下的顺差直到1985年才结束，因此特里芬教授所警告的美元危机始终没有出现，甚至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进入货币自由浮动时代后，由于国际贸易仍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所以美元虽然与黄金脱钩了，世界各国的货币却没有与美元脱钩，以美元进行的贸易和储备，在国际货币中所占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这是因为，在美国贸易、资本收支“双顺差”的时代，美国仍保持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国内需求基本可以由国内生产满足，美国因此在长期内仍是产品和资本净输出国，这就保住了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的基础。在1981年以前的许多年份，美国虽然也出现过连年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对美元仍有强烈需求，流出境外的美元在境外会沉淀下来，不会对美国产品形成需求，美国享受的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铸币税”收益，这部分“铸币税”分年代不同，每年有100～300亿美元上下，所以美国可以通过从贸易项下直接输出美元来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而且还有资本项下的投资收益，也是支付进口资金的补充。

    但是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已经逐步丧失了以国内物质产品生产满足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能力，出现了不可修复并持续扩大贸易逆差，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扩大到6667亿美元，以远不是靠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在海外的沉淀所能弥补的了。从海外投资看，2004年美国已经变成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负差，美国每年为此需支付的利息与股息已经超过千亿美元，不仅不能作为平衡贸易收支的资金来源，反而成为扩大贸易逆差的重要影响因素了。

    所以，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平衡贸易收支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用金融商品输出所取得的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贸易项下的逆差。而且这也是所有已经走入和将要走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许多人在分析美国经济与美元问题时，经常把美国可以长期维持贸易逆差的原因，单一归结为是美国获取的“铸币税”，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铸币税”是仅仅是由于美元作为世界结算与储备货币，可以长期沉淀在海外而不会形成对美国产品需求的那部分美元，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而向美国提供的那部分产品，是美国可以无偿占用的。但是从资本项下输出的金融商品都是债务（股票也是债务的一种形式，因为需要付给股票持有人股息）而债务是必须偿还的。美国正是因为必须用债务来交换进口产品，才最终破坏了美元坚挺的基础，使“特里芬悖论”成为现实，并最终会导致美元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元霸权会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