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伴随着各种理论争论、政策争论以及思想争论。有这样的争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毕竟中国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自身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其难点所在。如何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评估？这需要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收益背后的改革成本。我们充分肯定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但不能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我们分析，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下岗人员越多，失业率越高，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尽管目前下岗高峰已经过去，但下岗失业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损失，即奥肯损失。我们只能在事后才能估计出这些损失，即国企改革的经济成本，这还不包括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涉及到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仅是国企改革)，其改革理念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以劳动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以往讲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改革最终是要解放人。我认为改革的理念应“以人为本”，改革成功和改革的目标是使人民能从中分享改革的成果，使绝大多数人受益。

    中国改革初期的经验是成功的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例如，1978至1985年的农村改革就是双赢。为什么呢？因为首先，1978年至1985年的改革是使大多数穷人受益。1978至1985年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民消费增加，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次，通过这一改革，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各地区人均GDP总支出呈下降趋势。第三，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到1．5亿人，7年时间减少了一亿绝对贫困人口，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改革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出发点；第二是人民广泛参与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第三，成功的改革要求分享改革成果，任何改革都有受益者、受损者，扩大受益，减小受损，使受损者得到补偿，才是成功的。

    改革有好的改革，也有坏的改革；有双蠃的改革，也有零和博弈的改革；有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也有大多数人受损的改革。因为改革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案，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中国，选择改革的路径、方案，不仅要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任何改革都是无法持续、无法成功的，而且还会激化在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社会分化、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因为改革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改革是要使人民受益的伟大事业。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改革的方案，都需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个社会实践一定是人民的实践，一定是人民来检验。

    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时代。如果我们反思25年来的改革，能否提出社会达成共识的改革观的话，我认为有五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我们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显然，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以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我们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使13亿人口得到全面发展，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归宿点。

    第二，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参与的过程就是信息披露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表达的过程，更是各方妥协的过程。

    第三，我们需要基于规则的改革。有规则的改革效率高于无规则的改革，有规则的改革公平性高于无规则的改革。有了规则，人们才对改革有良好预期，既便于人们遵守游戏规则，也便于人们监督游戏规则。

    第四，我们需要透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信息要透明，使得各类改革方案在形成、制定、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披露信息，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了解信息，也能够形成自己的预期。无论是大的改革方案，还是小的改革方案，披露信息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透明是改革的主要原则。

    第五，我们需要分享式的改革。改革需要使各方能够从中受益。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口的改革，不是少数人的改革，我们希望改革能够使所有人受益，这是最优方案。但现实中也很难使所有人受益，所以必须对受损者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是次优方案。这一方案既现实也合理，即受损者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总而言之，经过25年改革的实践与学习，也经过25年的改革争论与实践，我们需要更理性地反思改革过程，更需要树立新的改革观，使中国的改革成为13亿人民实现富民强国之目标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