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矿难逐渐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年年“荣跃”我国十大灾难的榜单。根据政府的统计，2004年1月至11月间，我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另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王显政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煤矿安全工作会上的讲话
[1]，我国从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4、7天一起。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我国煤炭产量为16.7亿吨，约占全球的35%；全球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约8000人，我国为6434人，占全球的近80%；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3年美国为0.039, 俄罗斯为0.34, 南非为0.13）。考虑到尚有不少瞒报和谎报的情况，实际死亡事故数和死亡人数要远大于这个官方统计数。
我国煤矿工人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显著的、巨大的。中国，这个坚忍的民族一直不乏制造世界奇迹的劳动者。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果让人震撼，更让人痛心。矿难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却在中国演变成“恶魔的梦靥”，挥之不去。同样的工作，迥然的结果，排除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矿难更像是人祸而非天灾。实际上，矿难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存在体制上的缺陷而带来的一种阵痛的结果。本文试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矿难存在的必然性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矿工选择的理性分析
煤矿工人的处境无疑是值得同情的，美国目前共有煤矿工人9.57万人,他们的工资收入丰富，一个经验丰富的矿工，年收入最高的可达10万美元，新手的年薪也能达到4-6万美元，而我国煤矿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权威分析，产业工人现居于“十大阶层”中的第八阶层，属于中下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煤炭工人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首先，按比较收入计算，全国采矿业平均工资为13682元，而农林牧渔业平均收入仅为6969元，这一差额在农林牧渔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足以引起农村劳动力进入煤炭行业；其次，据统计，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亿，除去进城务工人员，剩余劳动力仍然非常可观，煤矿行业仍然是吸引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0月，我国采掘业从业人员就增加了8万多人，达到3875654人，同比增长2.14%；第三，近年来，农业发展落后，乡镇企业的规模不断缩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流向煤矿行业。
理性的选择不代表选择的合理。虽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都有规模不等的煤矿工人队伍，但要论矿难之高，我国的情况是最让人震惊的：2004年，先后发生了北京大安山矿难、河北邯郸矿难、河南大平特大矿难、河南平顶山矿难、四川彭州矿难以及近年来矿难死亡人数最高达166人的陕西陈家山煤矿事故。矿难分布范围之广、灾情之严重，都表明我国煤矿行业在管理上、制度设计上是存在问题的。
二、矿难存在的制度分析
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都有自己的特点，按照平均利润原理，从长期来看，各行业劳动力的分布肯定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如果煤矿行业真的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长此以往，煤矿工人肯定会消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短期内我国这一行业不存在消失的问题，因而矿难的异常性存在可以归结于行业规范和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上。在行业规范方面，煤矿行业中，实际上真正市场化的只有物——煤矿资源、劳动者，煤矿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生产者，包括劳动者自身在进入市场、在市场上竞争的过程中以及退出市场上都存在明显的非市场化痕迹；从制度设计来看，借用公司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煤炭行业在体制上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理想的企业结构可以用如下图形来描述：
所有者
煤矿公司
煤矿工人 监督者
图1
在图1中，煤炭资源所有者、煤矿工人、煤矿公司、监督者四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结构保证任何一方都会受到其他方的制约，如果一方违反规则，就会受到其他方的惩罚，四者中一方有问题，就会导致任何三者之间形成的制衡关系破裂。比如，如果煤矿公司负责人与煤矿所有者之间勾结形成联盟，四者组成的三角制衡关系就被破坏了，只剩下煤矿工人、监督者与该联盟三者之间的制衡。由于目前我国的煤矿工人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且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较为分散，很难与该联盟进行抗衡；而监督者一般受所有者的影响较大，难以保持独立的立场。这样，不仅煤炭工人的处境比较困难，且由于煤炭是一种稀缺但在短期内无限供给的资源，煤炭公司由于资源的垄断而获得暴利。正是这种垄断地位，使得一些企业过分注重短期内的获利，而忽视技术投入，疏于防范生产的安全。
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可以由于监督者的强大而得到弥补。如果监督者与所有者分开，比如成立像证监会、银监会这样独立的监督机构。所有者将权力赋予监督者，同时也接受它的监督。这样，上面的结构就变成：
图2
煤矿公司、煤矿工人、监督者构成两两相互监督的关系。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煤矿工人与监督者都足够强大，并且监督者能保持独立的地位。事实上，我国已于2000年已经设立了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但是目前这种监督力量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上面构造的三角关系事实上不堪一击，煤矿公司一枝独大。在制衡力量缺失的影响下，为了短期的利益，很多煤矿企业和公司铤而走险，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三、解决矿难问题的建议
三角形结构是数学中最稳定的结构。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离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历经200多年仍然长盛不衰。借鉴这一原理，可以认为，监督、管理力量薄弱，有效的、规范的制度的缺失，是目前我国矿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根除矿难的人为因素，必须通过制度架构，对煤矿行业的无序行为加以引导，使煤矿行业最终走向产业化的道路，借助制度的力量使煤矿行业的管理规范化、长期化。
1．有效的制度是一种外部效应很强的公共资源，需要政府加大投资支持力度。与其他行业相比，煤矿行业分布的地方多在山区，基础设施较差。煤矿工人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虽然在长期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投资产出效益巨大，但套用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的一句话：“长期我们都死了”。短期内煤矿行业的投资效益较低，在争取政府投资和获取公共资源上，煤矿行业并不具有优势。加上煤炭的市场价格又没有真正反映行业的成本补偿，政府需要像对待其它公共资源部门一样，加大煤矿行业的补贴力度。
2．开拓多渠道的技术支持途径。在发达国家，煤矿行业很早就被认为是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要保证工人的安全，就必须在技术投入上不遗余力。但目前我国的煤炭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买一斤坑口煤只需人民币1毛钱的价格，要收回技术投资，对私营、小型企业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何况对每一个煤矿来说，发生矿难的几率是很小的：目前全国共有600多处国有重点煤矿矿井，2600多处国有地方煤矿矿井，2.2万多处乡镇、个体煤矿，而截至2004年12月11日，矿难共43起。这种整体与局部的矛盾，使得煤矿企业更容易采取短期化行为，为了获取暴利而忽视技术投资。政府对煤矿行业的技术支持可以通过税收、良好的融资体系等加以支持，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3．制度的形成取决于监督方、煤矿工人力量的强大，应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目前，煤矿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最差的。长期在地下的工作，使他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一些小型、私营煤矿企业往往没有任何保险、退休福利。短期内过剩的劳动供给，使得煤矿工人选择了这一行业，但是从长期、整体上来看，煤炭工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很冤，因为劳碌一生，他们实际上仅能维持生存，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太大。这种差异也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我们一面在痛心和同情着煤矿工人的境遇，另一面却在诧异，为何仍然有无数的煤矿工人前仆后继。短期的生存本能与未来的生活向往，激化了煤矿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建立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解决人格问题。煤矿工人作为弱势群体，更需要依赖制度化的力量消除竞争起点、过程中的不公平。
矿难的根除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我国煤矿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还没有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所有者与监督者职责不到位，煤矿工人也没有成长起来，制度的力量较为薄弱。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曾经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们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同样，人的市场化往往也需要制度和体制的维持。而制度与体制事实上起到了引导人们、企业往前看，将正义的力量长期化的作用，这或许也是最终解决矿难问题的持久性力量。
2004年12月5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矿难的悲剧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人的行为短期化。生命苦短，人生五六十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每一天都是特殊的，一天也许就是他的整个历史。当人在一秒之间面临生死存亡、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明天、长期的距离会有多遥远？为了生存，有人会在一秒内放弃尊严、放弃今后的坦途，有人会为了今天而把生命透支，也有人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忽视生命。如果每一个煤矿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整个社会真的“以人为本”，如果煤矿负责人都能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平衡短期的矛盾……，这些“如果”都建立在道德、信仰、社会等力量的软约束上，建立有效的制度正是为了把这些无形的力量有形化、长期化，那么和谐的社会将还矿工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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