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高水平。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更是高速发展,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55美元，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87美元，比2002年增长91%。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愈益显性化、扩大化，成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目前国内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多，成果丰富。大多数学者从政策体制、经济规律、家户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等，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理论。国内不少学者研究过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如赵人伟（1994、1999）、李实（1994、1998、1999）、陈宗胜（1997、2002、2004）、林毅夫（1998、2003）等，然而我们发现研究地区城镇居民差距的文献不多，而有关研究京沪穗与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几乎没有。因而，本文将从津与京沪穗三市的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且逐步扩大这一事实出发，从各分项收入的角度分析是津与京沪穗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涉及到的指标有：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文称居民收入)等于调查户年人均实际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和记账补贴等，若是新口径[1]还需减去养老保险金中个人缴纳部分和出售房屋财产收入；实际收入[2]指调查户年人均现金收入减去借贷收入，旧口径的实际收入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其它所有制职工全部收入、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包括个体被雇者收益）、离退休再就业人员收入、其它就业者收入、其他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9个部分；新口径的实际收入主要包括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工薪收入中不再区分不同类型所有制职工收入，经营净收入中也不再区分各种其它的劳动收入。

 

 

    1990年以来，天津的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加大，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仅310.95亿元，2003年猛增到2386.94亿元，总量增长了768%，平均每年约以17%的速度增长。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天津市的居民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见表1、图1、图2）。1990年，天津市居民人均收入为1638.92元，2003年达到了10313元，增长530%，人均实际居民收入增长超过150%。然而与京沪穗相比，1990-2001年天津市居民收入最低，且差距逐步拉大：1990年，天津与北京、上海、广州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分别只有148.2元、543.1元、1138.12元，至2001年，差距已拉到2619.1元、3924.3元、5735.3元。即使采用了新统计口径，除广州外，天津与北京、上海的差距仍在扩大，2003年的天津与北京、上海差距为3570和4554元。尽管与广州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在 4000元以上。从实际居民收入变化看天津有低物价优势。1990-2003年天津市实际居民收入一直略高于北京，且与广州、上海实际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逐步的缩小。但近几年北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抵消了一部分高物价的劣势，使得天津与北京的实际居民收入的差距已大幅度地缩小。

 

    注：1、2002、2003年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采用新统计口径计算；2、表中的数据均在各市的统计年鉴和1996-2004《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收支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事实说明天津与京沪穗的居民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构成居民收入的每个部分的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研究居民收入[3]总差距变动主要是由收入中哪些部分引起的？

 

实际收入组成成分	北京与天津差距		上海与天津差距		广州与天津差距
	1996	2001	1996	2001	1996	2001
全民集体职工收入	1.21	0.84	0.36	0.28	0.80	0.90
其它所有制职工收入	-0.07	0.22	0.25	0.24	0.14	0.19
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	-0.06	-0.06	0.00	-0.03	0.05	0.06
离退休再就业人员收入	0.04	0.03	0.09	0.09	0.00	-0.03
其它就业者收入	0.01	0.00	0.01	0.00	0.00	0.01
其他劳动收入	-0.10	-0.10	-0.03	-0.02	-0.05	-0.07
财产性收入	-0.01	0.00	-0.02	-0.02	0.06	0.09
转移性收入	-0.02	0.07	0.34	0.46	0.00	-0.15

 

实际收入组成成分	北京与天津差距		上海与天津差距		广州与天津差距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工薪收入	0.864	0.875	0.642	0.90	1.15	1.15
经营净收入	-0.036	-0.039	-0.006	-0.017	-0.021	0.015
财产性收入	-0.012	0.02	-0.006	0.006	0.015	0.013
转移性收入	0.185	0.144	0.371	0.112	-0.14	-0.178

    注：1、表中数据是在1997-2002年《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1999-2002年《广州统计年鉴》和《广州统计公报》及广州统计资料50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2、贡献度=各分项收入差距/实际收入总差距。3、为了体现公有制的体征，我们人为地将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简单加总。

 

    从表2得知：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对实际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1996京沪穗与津的这部分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121%、36%、80%，2001年变至84%、28%、90%。贡献率次之是其它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北京与天津的这部分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从原-7%变为2001年的22%，上海和广州的这部分的贡献率保持在14%以上。转移收入差距贡献率在各市表现不一，京与津的转移收入差距对实际收入总差距的贡献由1996年-2%上升到7%，上海从31%上升至46%，广州却从零贡献率下降了15%。然他们贡献率的绝对值都较大，不容忽视。因此居民收入总差距及其变动主要由以上三项解释。这一结果与表2（续）所揭示的结论一致，因为表2（续）中的工薪收入包括全民集体及其他所有制的职工收入。2002年、2003年京沪穗与津的工薪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均达到64%以上，转移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14%以上。但可惜的是由于统计指标的变化，无法进一步说明2002和2003年全民集体和其他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

 

    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部分，包括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和其雇员的报酬，除了低于广州，天津比上海和北京都要高。其他几项收入对实际收入总差距的贡献率很小，故不赘述。

 

    下面具体分析影响各分项收入贡献率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各分项收入的内在差距和每一种收入占实际收入的比重。（见表3、表4、表3（续）和表4（续））

 

 

    表3（续）和表4（续）表明工薪收入差距对实际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很大的原因也不外乎两个。一是京沪穗的工薪收入与津相比，绝对值差距在拉大：京沪与津的差距从2002年2949元和2924元扩大至2003年的3488元和4862元，而穗与津的差距两年均达到6000多元；二是津京沪穗的工薪收入占据实际收入的60%，且京沪穗的比例均大于津。这一结果与将表3和表4的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和其他所有制职工收入相加所得的情况类似。因此我们断言：1996-2003年工薪收入的绝对值差距和工薪收入占实际收入相对数的差距是解释工薪收入贡献度较大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但由于数据的原因，我们无法获知2002和2003年工薪收入中各组成成分的变化情况。

 

    （1）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差距对实际收入总差距的贡献率很大的原因是：一是京沪穗的全民集体职工收入与津相比，绝对值差距很大。1996年的差距分别为1362.82元、2215.47元、3978.83元，到2001年，差距扩大为2659.62元、3982.16元、5965.69元，分别扩大了35.1%、40%、68.7%，年增长率分别达6.2%、6.9、11%；二是居民收入中全民集体职工收入的比例很高。1996年，京津沪穗的居民收入分别有73%、62%、55%和69%来自于该项收入，尽管2001年该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56%、48%、42%和65%。京穗的比例均高于津，结合第一条原因，不难解释京穗与津的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差距对总差距存在较大贡献率。尽管上海该项收入比例低于天津，但他们间绝对值差距很大，因此贡献率仍达到36%和28%。

 

    （2）其它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对实际收入总差距贡献率较大的原因是其它所有制职工收入也存在较大绝对值和比重差距。从表3看出，就该分项收入而言，京津的差距由原来-96.75元增至596.7元，沪津的差距由562元扩大到956元多，穗津的差距大于573元，另外它在总收入中比重也不小，除1996年津比京高外，其余的同比均高于天津。在此，一个现象还需注意：居民从该分项收入获得比例逐步上升，北京上升最快，达7个百分点，广州次之，为3个百分点，天津和上海仅上升2个和1个百分点，不过上海1996年的比例就达10%。可以预测，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加大，居民收入总差距的很大部分将会由该分项收入的差距来解释。

 

    （3）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也很大，只是表现不一。转移性收入是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间的收入转移。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金，单位对个人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及居民个人之间赠送和赡养费等。由表4可见，转移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很大，仅次于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尤其是上海，1996年转移收入的比重为26%，2001年竟达到了37%，2003年有所下降，但仍达到27%，天津从23%增至34%，北京从19%增至29%，唯独广州例外，7年中变化不大，但占到总收入的14-16%。再看表3转移收入差距，北京、上海与天津的差距较明显，尤其是上海，2001年上海与天津竟相差1837元。广州与天津的差距从-19元拉大到-917元和-1127元。原因是：转移收入中主要部分是离退休退职人员福利工资。2001年和2003年广州市离退休退职人员的福利工资分别为7.8亿元和11.11亿元。天津分别为85.85亿元和113.6亿元，远远超过广州。而北京分别为224.5亿元和231.2亿元，上海分别为182.2亿元和296.3亿元，又大大超过天津。由于离退休人员福利工资如此大的差距，转移收入对总收入差距贡献度在各市表现不一也就可想而知。

 

    （4）从个体经营者净收益部分看。经营净收入主要是居民从事私营、个体经营总额扣除生产成本、经营费用和税金后得到的净收入。四市中，天津居民从这部分获得收入的比例增长最快，从1996年的2%升至2001年的4%，其他三市只升了1个百分点。而且，从绝对数来说，广州居民获得收入虽比天津多，但津与京沪相比，优势不断扩大。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个私经济发展迅速，日趋成为城市居民就业的重要渠道和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突出表现为经营性收入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但是，上海市由于国有大企业及股份制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比较明显，私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天津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各种鼓励发展私营民营经济政策相继出台以及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在计划体制下由国有集体企业包容的多余劳动力会将会释放出来，预计这项收入的比重定会有持续的上升。

 

 

    上文论述了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其他所有制职工收入等分项收入比重及绝对值差距是解释京沪穗与津总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不能为我们提供收入差距之外的原因解释即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分项收入对实际收入总差距的贡献度很大。显然，这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虽然我们可以用函数y＝f(x)表示实际收入差距(y)与其影响因素(x)的关系，但却难以确定x所包含的具体解释变量。鉴于此，我们主要探讨与前面分析相关的三个因素：所有制结构因素、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机制因素、产业发展程度因素。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一些解释因素的忽视以及对另一些解释因素的过分重视仍是不可避免的。

 

    1、从所有制结构因素来看。按登记注册类型分，2003年广州市国有性质的企业占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比重为6.5%，集体企业比重为12.6%，私人企业比重为30%；上海分别为5.3%，12.1%，24.1%，天津分别为20.8%，22.8%，14.1%，北京分别为22.4%，13.8%，13.8%。2002年，除国有、集体企业外，其他所有制企业成分上海占到了79.4%，广州占到了79.9.%，而天津只有50.5%。这些事实和全民集体职工收入差距的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天津市大多数国有集体企业“多而不精”，效益较差，远不及京沪穗三市。他们的职工从20%左右的国有企业中获得的收入大大多于天津市职工从50%左右的国有企业中获得的收入。因此天津市不仅要加快国有企业所有制关系的转换，而且要大力提高有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的效益；（2）天津市其他经济成分有所发展，但发展还不够充分，天津居民从其他经济单位获得收入也远远落后（见表3）。其他经济成份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远的将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很大部分将会由从其他所有制经济获得的收入差距来解释。[4]

 

    2、衡量国有、集体企业经营机制的最直接指标是工资内和工资外[5]的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一般而言，具有良好经营机制的企业，工资内和工资外收入的比例匹配适当，劳动生产率高。2001年，天津市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内收入和工资外收入的比例约为100：21，上海市为100：30，广东省为100：35[6]。劳动生产率方面，按经济类型分，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天津市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29470元/人、32058元/人和56402元/人，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460元/人、34629元/人和50775元/人；相应地，广州市2001、2002年和2003年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89566、103186和126215元/人，集体企业为40058、40514和36475元/人。这些数据说明天津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机制还较落后，效益较低。因此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不能囿于意识形态和某些领导思想的束缚，要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去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点对天津来讲很重要。

 

    3、产业发展因素。尚卫平（2003）利用余期望系数的实证方法得出了第一产业对工资收入差异的贡献率非常小，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三个产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是工资收入总差异的主要贡献因素。其中，从1996年始，第三产业对工资收入差异的贡献率大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苏雪串（2002）年也利用实证方法得出了第三产中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及其综合技术服务的收入水平最高，与较低行业之间产生了大差距，对总差距的影响很大。从表5中看出，从1996年、2001年和2003年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天津第二产业占有较大优势，三年均值为51.03%，大于上海的50.7%，广州的43.9%和北京的38.1%，第三产业和其中金融业劣势明显，三年的均值分别为44.2%、5.8%，均低于上海47.4%、12%和北京58.2%、14.3%，广州52%、8.39%。而天津的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等产业的发展也落后于上海（上海三年均值为6.1%、1.6%，天津为4.1%和1.3%），但略高于广州的3.37%和1%。这些情况也可从各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看出。因此总体而言四市中，天津的产业发展较落后，这是导致天津居民收入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5  津京沪穗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

 

	上海						广州
	1996		2001		2003		1996		2001		2003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第二产业	54.5	48.8	47.6	41.2	50	39	46.7	37.6	41.9	39.	43.1	38.4
第三产业	43	41.9	50.7	47.2	48.4	51.9	47.6	39.8	54.5	42	53.9	43.2
其中：  金融业	13.4	0.7	12.5	1.47	10	2.13	13.4	1.13	6.48	3	5.3	1.3
房地产	4.4	0.8	6.4	1.17	7.4	3.55	2.8	0.4	3.46	1.7	3.84	1.1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1.3	1.35	1.6	1.33	1.9	1.5	0.6	1	1.05	2	1.0	0.9

注：①表示占GDP比重,②表示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现将上文所有的分析总结为表6：

 

	收 入 差 距 之 内 的 原 因				收入差距之外的原因
	对总收入 差距作用	贡献率 大小	贡献率大小原因
			内部差距	比重
全民集体职工收入	拉大	最大	最大	最大	1、所有制因素。京津以公有企业为主，沪穗以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 2、 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天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落后，出现“多而不精”的现象。 3、产业发展。天津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发展相对落后 。
其它所有制职工收入	拉大	较大	较大	较大
转移性收入	拉大（除广州）	较大	北京较大 上海很大	较大
其他劳动收入	缩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	缩小（除广州）	较小	较小	较小
财产性收入	缩小（除广州）	很小	很小（除广州）	很小
其它就业者收入	忽略	≈0	最小	≈0
离退休再就业人员收入	无规律	无规律	较小	很小

 

 

 

    1、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居民收入全面增长。结构调整内涵丰富，我们认为，从所有制角度讲，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促进居民收入全面增长的合理经济格局。国有企业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收缩战线，适当退出部分竞争性强的行业，实现减员增效、职工增收的目的。对其他经济类型，要改善利用外资的投资环境，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对个体私营经济，要进一步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法放开市场准入领域的限制，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权，协调解决好中小企业贷款难等实际问题，创造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的环境。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合理化，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素质，努力形成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和名牌产品，从整体上搞活中小企业，扩大就业，促进从业人员收入的增长。

 

    2、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天津经济竞争力。天津经济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但仍面临消费需求增长与资源紧张对经济发展约束作用增强、城市间的竞争压力加大等问题。为提高天津竞争力，“十一五”期间，天津必须紧跟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节约能源资源为重点，立足于优化升级，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两轮驱动，以二产带三产，以三产促二产，放手推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不断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在第二次产业的发展方面，由于天津已进入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加速阶段)，工业生产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紧紧抓住工业发展不放松，利用发达国家部分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大好时机，发挥天津制造业在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乃至东北亚地区拥有的优势，通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和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针对工业产业集中度不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较低等问题，大力发展以消费需求扩张动力为支撑的汽车、IT、石化等产业群，进一步做大做强六大支柱产业，把天津建设成华北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天津工业发展的领头羊。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从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高度现代化城市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国内的北京和上海已率先步入以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行列，可以说产业结构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在天津应当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其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天津的第三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利用天津的港口区位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以第二产业为依托快速发展金融、社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城市改造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形成以物流、社会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为主的先进服务业板块，以及以传统商贸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板块作为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

 

    3、实行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是全面优化投资环境。在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硬环境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办事效率，提高各项服务水平和城市文明水平等软环境建设。把天津建设成全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二是要将直接利用外资作为工作重点。实行重大项目利用外资工作责任制，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大企业、大客商、大财团来津投资；在加快利用外资步伐的同时，注意提高利用外资工作水平，重视抓好资金的落实到位，做到快谈判、快立项、快到位、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三是把滨海地区作为开放的前沿地带和区域战略重点.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天津已经基本建成以高科技、外向型为主导，工业、商贸业、金融业协调发展的滨海新区，并使之成为天津开放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完全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今后，天津市应联合北京以及环渤海地区省市共同开发滨海新区，共同投资，共同利用，共同收益，使滨海新区真正成为首都和环渤海地区联合对外开放的“共同窗口”和带动整个北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四是积极推进对内开放。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注意发挥天津的口岸优势和地缘优势，敞开津门，提供方便，搞好服务，以服务促联合，以联合求发展，大力推进对内经济联合与协作。以加强京津冀联合为重点，走京津冀联合发展之路，建设中国北方的大城市群，使京津冀经济圈在未来五年实现腾飞，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第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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