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是我国继特区建设、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之后的又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区域色彩鲜明的发展战略。从目前的势头来看，“中部崛起”有可能成为“十一五”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区域发展战略，位置突出，意义重大，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部崛起”战略规划和发展模式十分重要。

“中部崛起”要“防止四个误区，实现三个结合，组合三种模式”，即防止“中部崛起”战略理想化、情绪化，防止“中部崛起”概念地理化、封闭化，防止“中部崛起”政策孤立化、与其他区域战略割裂，以及防止中部发展道路简单化、忽视或轻视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中部崛起”战略一定要与国家的东部地区结构升级、西部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等区域战略相结合，中部地区要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具体特点，选择可持续的复合型战略模式。短期来看，启动阶段需要以现有的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极为依托，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战略相结合，走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道路。中期加速阶段应该重视发挥包括国外和发达地区资金在内的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西部地区人才东流的推动作用，与东部地区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以及西部开发战略相结合，走“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道路。长期来看，中部地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依靠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相结合，走更多地依靠民营中小企业带动的内生性发展模式。

实现中部崛起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连续保持２０年左右的经济快速增长虽然有难度，但完全是有可能的，且已有先例。在连续保持２０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再持续增长１０－２０年左右的难度则非常大，也没有过先例。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２６年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目前可以说来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能否再保持２０年左右的快速增长与发展，举世注目。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一个国家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要么需要保持持续的生产要素投入，要么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变，或者二者同时实现。从中周期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保持持续的生产要素投入。由于资本是不断积累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否保持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东亚的一些小经济体，正是因为无法做到劳动力投入的持续增长，最后在不可避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下出现了产业外移而使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过去２０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完成的。当沿海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边际递减”现象的时候，如果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中西部地区的后发增长再促成全国２０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可以有效地克服东亚小经济体持续高增长过程中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等约束，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再持续几十年，完成“三步走”战略，实现现代化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部崛起不仅是关系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建设和谐社会大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和保证，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和战略选择。

认识上避免陷入四个误区

作为国家的又一个或者说最后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在充分总结前几个区域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措施。中部崛起战略一定要认真研究，周密安排，避免走弯路。实施“中部崛起”首先要避免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不要把“中部崛起”问题复杂化、理想化、情绪化，甚至政治化。要避免“中部崛起”战略成为区域之间优惠政策的轮流坐庄行为和带有补偿心理的情绪化要求，成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又一场讨价还价，成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区域政策的简单攀比。汲取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初期的一些经验教训，政策宣传和鼓励人心是必要的，但不能止于宣传，需要实干，更不能进行非理性的过分煽情言行和概念炒作。要防止无限吊群众胃口、最后难以兑现、甚至误导地方和群众的现象发生。

二是要避免把“中部崛起”概念地理化，画地为牢，人为限制。能够作为经济梯度转移和政策扶持着力点的中部不能局限于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上的中部地区，而应该是作为第二梯度的中等发达地区即经济上的中部，除了地理上的中部外，还应该包括东部的西部（河北等东部较不发达地区）和西部的东部（陕西、四川和重庆等西部较发达地区）。

三是要避免把“中部崛起”政策孤立化、与其他区域战略割裂。应该从国家全局利益最大化和整体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设计和具体安排“中部崛起”战略步骤和政策措施，应该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端产业的区际转移相结合，应该与西部开发的第二步安排和老工业基地的第二步战略结合起来，使各种区域战略和措施政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发挥合力，构建整体效率最化化的区域政策组合。

四是要避免把中部发展道路简单化，忽视或轻视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变成向国家要投资、要政策，加大政策扭曲，造成国家财政资金的极大浪费。中部地区除了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属于“普区”，给予政策优惠不仅难以从经济学原理上取得支持，对于“普区”的政策支持能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条例》兼容也需要具体分析研究。因此，作为以“普区”为主的区域，中部崛起应该多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和新的发展机制和增长方式的探索方面下大功夫，探索出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

实现三个结合，组合三种模式

从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经济相对发达的高增长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高增长地区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经济的三种主要成分和产业结构的不同组合。珠江三角洲是以三资企业为主、民营经济和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为辅的轻工和电子产业密集区域，长江三角洲是民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三足鼎立的轻工、电子和装备工业密集区域，环渤海地区则是以国有改制股份制经济为主、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为辅的装备、电子和轻加工工业相对密集区域。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和发展机制来看，可以说基本形成了“外资密集开放地区”、“内生性高增长地区”和“改造再生的老工业基地”等三个经济发展比较快、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经济发展区域，以及“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民营中小企业带动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和兼具前二者特点的“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模式”三种重要模式。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就实质而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嵌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跨国公司和国外企业主导，与国际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基本保持同步发展。由于其“嵌入式”特点，外资密集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对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可学习性比较差，其成功经验难以大面积推广。内生性高增长地区主要依靠国内民间资本、走的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的低成本扩张道路，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特征。内生性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内生于我国的具体国情环境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比较接近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发展模式，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可学习和可模仿性。就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模式而言，全国许多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国家投资布局和自身积累方式，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拥有规模不等、水平差异的传统产业基础，通过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方式加快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以中部为主的中等发达地区以农业大省为主，又是除了东北之外我国老工业基地相对密集的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比较慢、地理位置相对不利、人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中部地区既没有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群体，也不可能有大量、集中和持续的外商投资，现有工业基础以传统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骨干的加工业为主，相对缺乏技术优势、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因此，中部地区发展进程中需要有效地选择发展模式，要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具体特点，有效组合以上三种模式特点，并与国家的东部地区结构升级、西部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相结合，选择复合型的发展战略模式。即“实现三个结合，组合三种模式”。

短期来看，需要更多地借鉴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成功经验，以现有的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极为依托，与国家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战略相结合，走改革推动的老工业基地改造更新道路。尤其是在启动阶段要依靠已有的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各种区域和产业发展级的带动，依托武汉、洛阳、西安、重庆、成都等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老工业基地，率先在局部突破，带动全局。

中期应该重视发挥吸引包括国外和发达地区资金，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西部地区人才东流的推动作用，与东部地区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以及西部开发战略相结合，走“外部投资密集推动的外生性发展模式”道路。要充分利用靠近东部的地区的地理优势，与东部沿海开放战略结合，利用东部地区结构升级、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剃度转移的机遇和中部作为全国剃度转移过程中的接力站或二传手的优势，实行梯度转移对接战略，吸引国内外尤其是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在中部地区迅速形成一定的聚集效应，形成以长沙－武汉－郑州－洛阳－西安－成都－重庆为内环的腹地经济圈，使国家经济地理的中心区域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地理的重心地带。

长期来看，中部地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依靠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相结合，走更多地依靠民营中小企业带动的内生性发展模式。中部省份尤其要依托农业地区的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形成以当地丰富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资源为依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