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实际工作者乃至经济学界中人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直到80年代，在我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还会得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的讥评。

    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综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实践，对经济学理论也不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当世界在大发展时，我们却没有去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而是“闭关锁国”，那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科学的指导。想摆脱苏联的模式，又找不到科学的出路。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经济工作中一直把从苏联引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太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当时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种想法和那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可以变物质”、“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等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

    “大跃进”造成的物质资源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周知的。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行政性分权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诸侯经济”，有别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古典计划经济的所谓“M型体制”，它固然使日后的乡镇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在经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大混乱却使“大跃进”、“高速度”所引致的问题大大加剧。为什么这些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到头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追根溯源，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学中的“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经济就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飞跃发展。殊不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以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暂停。虽然当时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即使是这些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现代经济学的素养而没有能完全突破“调动积极因素就能实现多快好省”的思维定式，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的“财政分灶吃饭”，以及以后的“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也导致了“条块分割”、地区保护主义等消极结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指导，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的做法，才对这种做法可能引致的问题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等才逐渐失去了市场。

    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说它是“里程碑”，是因为它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了鼓励理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开始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热心于读P·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10版），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种对于现代经济学再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的认识，并且开始参与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85年9月2日——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因为是在长江的一条旅游船“巴山”号上召开的，又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参加这次历时6天会议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中方的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也有刘国光、戴园晨、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我也参加了会议。经过会议的深入讨论，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他们的经济学水平的提高，为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恰当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很粗浅的层次上。虽然20世纪末经济学的突破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不少人的认识当时仍然拘束在新古典经济学，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内。当时我们比较熟习的，是所谓“新古典综合”的某些结论，却忽视了它的假设。在完全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等高度简化的假设下，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与效率不相关的事情。把由此得来的结论直接搬用到实际问题的分析上来，就往往会造成重要的疏漏和失误。

    比如，把计划和市场看成同质异形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为两者可以无冲突地结合起来使用。在那个时期，比较经济学还处在以新古典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比较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上。这种比较分析往往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的分布看成一张一端是纯粹的计划，另一端是纯粹的市场“光谱表”，其间则是计划的成分与市场的成分以不同配比结合在一起的各类经济体制；而改革则可以像在超级市场上选购商品那样，把计划和市场放进自己的经济体制购物篮子里，形成改革的目标模式。于是，许多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作中国改革的目标，“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的想法和做法也变得十分流行。这些，常常使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起来；而在实际的改革工作中，则表现为举棋不定，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缺陷是，在新古典模型的简单假设下，把计划和市场看作与制度无关的两种资源配置方法，忽视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只要对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或“放权让利”，就能使国有企业重新获得活力。虽然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弄清楚股份公司的产权基础和与之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因而也就无法保证经过改革建立起来的公司具有效率。

    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支持了农民的强烈要求，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村的产权改革，让农民在从集体“包”（租）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由此打开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在保持国有经济的体制基本不动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使逐渐壮大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革新与中国的“整体推进”改革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这时已经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突破。阿克洛夫在1970年发表《次品市场》一文，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学走向前台的标志，而随后对科斯等交易成本学说的发掘与深化，更表明经济学界普遍放开了新古典的完全信息和制度中性的假说，把制度分析提到首要地位。就我个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读纽伯格和达菲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在耶鲁大学参加蒙梯亚斯教授的讨论课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把所谓DIM问题，即决策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纳入视野时，制度安排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当然，中国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更大突破，还在于80年代后期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掌握20世纪最后20－30年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成果，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等等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

    当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并以共同的努力来推进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易于获得顺利的推进。例如：（l）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人们公认，根据这一设计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包含了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大量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是就理论经济学和各国政策选择的最新结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斯特恩、李国鼎、刘遵义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2）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硬骨头”，我们曾在从1956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但是，由于没有抓住要领，总是劳而无功。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才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米尔格罗姆、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和中国经济学家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以及我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还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框架。

    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经济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成就也是和经济学的进步分不开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经济学家的队伍得到了自己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生力量的补充，但是，这支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这里，我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l）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管理学院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倾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建立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而切实地讨论的氛围和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良性竞争局面。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由来已久的传统，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现在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贴上种种标签。这些做法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十分有害，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