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具有以往许多不同的特点：（1）从经济结构的转型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由生产主导型转向为流通主导型；（2）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约束型经济正朝着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3）已经实现了由短缺经济转向低层次的过剩经济转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供过于求将成为市场的常态；（4）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三足鼎立，客观上要求从审批经济走向法制经济和自主经济；（5）深度市场化导致未来分化继续加速，抵御分化加速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6）家庭小型化使得社会越来越松散，刚性越来越差，柔性越来越强，由此导致社会不确定性在增加，但是其主动适应性也在增强；（7）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经济也正在从货币资本主导型转向人力资本主导型；（8）中国的改革将越过临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益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手段将不再复归。加速转型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未来冲击最大是政府机构，损失最大的是行政性垄断集团和权力寻租集团，发展最快的是先进生产力和第三部门，获得实惠最大的将是最广大的人民；与此同时，加速转型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给我们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项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加速转型期的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把握好加速转型期的发展规律，树立正确全面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观：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创造开放式的、公平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为致富者提供机会，为社会福利提供财源；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完善经济调控和社会控制机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顺利地实现政府的转型，通过完善各方面的发展政策和对策体系，促进加速转型期的平稳过渡和结构跃迁。

 

    21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全面进入加速转型期。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共同决定的。在这个加速转型期，中国的发展将攀登新的台阶，在工业现代化没有全部完成的时候开始了向知识现代化迈进的过程，由此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剧，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跨越式演进。在这个加速转型期，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保持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稳定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研究加速转型期的特点及其这个时期应有的发展观和对策体系是非常紧迫的课题。

 

 

    所谓加速转型期，不是简单指经济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过程（尽管这些是必要的条件），也不是简单指经济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过程（尽管制度创新是重要的前提），而重点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过程。[1]在加速转型期,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临界水平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一旦超越临界水平，旧的体制、机制、结构、观念和利益不再复归。这种加速转型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效应，我们不用通过激烈震动的方式来实现，而基本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在农村,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1位农民秘密签订了把集体土地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迎来了农业发展的转机。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远为此专门来到小岗考察，他认为小岗村的做法也许是个路子，虽然上级还没有具体政策，但可以作为一个试点。小岗人缘于求生的本能，在“下意识”的情况下以原始连保契约的方式实行的“大包干”，第一年就展露了成果，全村粮食总产量已达到前15年的总和，人均收入也是上一年度的20倍。自农村合作化以来，他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粮棉油，还清了20年来吃救济的贷款。小岗村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中央的信心,随后没有用几年的时间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城市,1984年初，福建省的一封自下而上要求给企业松绑的《呼吁书》在全国引起轰动。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不久，《人民日报》转载了福建55名厂长、经理写的呼吁书，引起了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注意。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改革初期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开始，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单纯的企业改革走向全方位配套改革。金融、财税、外贸等领域的改革全面铺开。随后国家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到1988年底，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已占83.2%；这些企业生产增长16.5%，实现利税增长27.1%，都好于同期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2]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主张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接着,在向邓小平同志请示时,小平同志又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可以在十四大上提出来，大家通过了就干，没有通过就再放一放。”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是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这个机制以竞争和选择作为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只有经过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得到明晰，摆脱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形成自我成长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才能同市场经济体制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进行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宏伟蓝图。从此,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进入了自觉推进的时期。这个《决定》成为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随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实现了整体的推进和重点的突破。到20世纪末，我国已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世纪之交，2000年2月, 江泽民同志南下考察，先后视察了广东的高州、深圳、顺德，最后于25日下午在广州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3]

跨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站在时代的高度，先后发表了“七一”重要讲话和“5·３1”重要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作为重要的内因，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

    2001年11月,中国经过长达15年时间的申请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开始全面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中国从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转向一个更为市场化的贸易强国所产生的活力，已经遍及世界经济，影响着从消费者选择到投资流动的方方面面。但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目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弱点，比如：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中西部与东部发展的不协调、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发展的不协调、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的不协调、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发展的不协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等等。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最好地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的齐头并进。如果其中一个停滞不前，另一个就很可能受挫，从而导致产生一系列新的经济挑战和困难。 综合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和改革开放速度的最佳选择。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彼此关联，依据国际贸易规章，中国的参与对于中国以及亚洲和世界都变得更为关键。这些规章不仅是经济性的贸易条款，其中还包括许多社会条款，中国在落实承诺的社会条款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压力，这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开始加速转型的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合成，决定中国在21世纪之初将进入全面加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期。

    中国进入加速转型期是由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主观上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视而不见往往会导致没有预见性,其结果必然仓促应战，准备不足;也不能寝食不安,因为寝食不安往往会造成缺乏理性思考，不能沉着应战。

 

 

    21世纪初，中国进入加速转型期的客观标志可以分解为本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比较详细的描述。

    所谓本体因素，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零点，无法选择，只能在这个基础上继往开来。

    从增加值构成比重从大到小的顺序来看，2000年是第二产业（49％），第三产业（34％）和第一产业（17％）。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近8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这说明要么已经邻近发展极限，要么正在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积蓄能量；而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此消彼涨的简单替代现象十分突出。尽管未来现代工业还可能有一定的发展余地，但是第三产业已经显示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正在改变服务业的传统面貌。从经济结构的转型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由生产主导型转向为流通主导型，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将逐渐赶上并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份额，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一个标志。

    新中国成立54年来，先后经历了传统计划经济、混合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两个大的阶段，到2000年中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目前正在朝着现代市场经济迈进。混合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正在由破旧为主向立新为主的阶段过渡。由于经济体制的初步转换，经济运行的机制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约束型经济正朝着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二个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连续跨越了人均400美元（温饱，1990年）和800美元（总体小康，2000年）两个标志性的门槛，到2003年将达到人均1000美元。按照钱纳里世界发展模型，这以后将开始进入经济全面起飞的新阶段。在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要争取达到3200美元以上，继续朝着世界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迈进。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逐步降低，家庭经济职能也在转型，现代家庭不再限于如何省吃俭用、量入为出，人们谈论更多的是股票、债券、信用卡、保险等理财工具。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由短缺经济转向低层次的过剩经济转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供过于求将成为市场的常态，对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三个标志。

    经济增长未必自动带来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社会结构相应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社会体制改革来配合。第三部门发展不足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大缺陷。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那些非政府且非营利的机构的总称。由于这些机构既不属于公共部门（政府），也不属于私营部门（市场），因而被称为第三部门。从中国大的社会组织结构来看，目前第一部门（政府）过于发达甚至有些臃肿；在过去十几年第二部门（企业，或者盈利组织）有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相对比较薄弱 。社会学者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领域成为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进一步发展。社会领域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是社会改革的反映。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发展第一部门，并且把第一步部门发展到了极致，连人民公社都成为一级政权或者政府；改革开放20多年来重点是发展第二部门，刚开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还有亲疏之分，现在基本上能够一碗水端平；在加速转型期，重点应该发展第三部门，当然我们还要发展现代政府、现代企业，但是第三部门的培育必须加快，就应该像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力培育市场体系一样培育第三部门。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三足鼎立，客观上要求从审批经济走向法制经济和自主经济，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四个标志。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研究员主持的研究，按新标准划分的１０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五种社会地位等级。 其研究还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动情况进行了测度，发现有以下几个变化：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至１７·１％，２０００年进一步上升到１９·８％。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 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 拔干部和发展党员。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无差别社会。据世界银行分析，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尽管那时中国也提消灭所谓“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其实那个时期收入差别是很小的，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0就是很平均的状态。经过改革开放24年的发展，在人均GDP翻两番的基础上，目前不仅功能性收入差别拉大，而且结构性收入差别也在拉大。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已经超过美国，结果是社会不断分化。深度市场化将导致未来分化继续加速，抵御分化加速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比如工会职能的到位问题，农民利益的代表问题等等。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其中社会分化的负面效应要靠举行社会对话（或者谈判）和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来解决，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五个标志。

    家族、大家庭开始消逝，核心家庭和丁克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细胞的主流。２１世纪，中国随着第二代独生子女的出生将会出现“四二一”结构的家庭模式，从而把家庭的连续发展降到最低限度。家庭核心从传统的父子（女）向夫妻转移，孩子已不再成为维持家庭的纽带，家庭成为夫妻人格的共同体。个人对亲属的依赖、亲属对个人的制约降低，个人的独立自主加强，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移。婚前财产公证，家庭“ＡＡ制”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夫妻间、父子、母女间各花各的钱，各管各的账，过去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将变得极其平常。

    由于家庭人口的减少，使得人们增加了对劳务的需求，从过去单一的实物需求转向现在实物与劳务需求并存。家庭中的老年人需要雇人照料，青年职工家庭要请人帮助照看小孩。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家庭消费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趋势。不同收入、不同爱好和品味的家庭消费都有很大差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小型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国家庭小型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巨大人口压力下的不得已采取的人口政策。我国的家庭小型化是在经济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家庭小型化使得社会越来越松散，刚性越来越差，柔性越来越强，由此导致社会不确定性在增加，但是其主动适应性也在增强，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七个标志。

    产权制度的发展是资本深化的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多少有一些是被迫的，是政治民主概念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实践，是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向资本家提出的挑战。人力资本问题的提出及其在微观领域的完善，一方面得益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迅猛发展，人类越来越看重于对自身的投资，因此需要把个人的成本转化为企业的成本。1998年前，中国适龄人口的高等学校入学率只有9％，到2003年已经达到15％，在短短的六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实现了由精英教育（低于10％）向大众教育（高于15％）的转变，未来还要实现从大众教育向普及教育（高于30％）的转变。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由于高级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在企业的治理结构当中，把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要素安排。从企业的角度考虑人力资本主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另一个是人力资本的约束机制。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企业和高级人力资源都有好处，解决不好就会两败俱伤。所以，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经济也正在从货币资本主导型转向人力资本主导型，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七个标志。

    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这一战略部署就是： 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２１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２０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２０２０年力争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加速转型期处在实现第三步大战略的前期阶段，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过去20年翻两番相对比较容易，2001－2020年翻两番难度很大。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在加速转型期必须深化各项改革，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由此，中国的改革将越过临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益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手段将不再复归，这是加速转型期的第八个标志。

    所谓外部因素，是指中国境外的因素，或者来自境外的发展机遇和压力。

    所谓“全球化”，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全球化，而且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这些东西如此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交换和流动，它们也带来了新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时尚、风气、个性、品位等等。这些新的生活方式，不但会与后发社会的部分弱势群体发生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地区性文化（包括以民族国家形式为标识的文化，如法国文化，英国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互动加强，各种信息、理念和制度的交流也在加强，交流就必须增强兼容性，中国国内区域间的兼容性和对外的兼容性都在加速地增强。所以，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带来贸易的全球化和投资规则的全球化，而且必然带来社会全球化，即社会条款（social clause）的全球化和社会标准（social standard）的全球化，因此，随着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

    以劳工问题为例，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始终是强者，工人始终是弱者。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来自工会的批评越来越多，因为资本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并且可以与流入国家谈判，而劳动者的声音往往却听不到，劳工的权利实际上越来越小。社会条款主要是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加入有关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规范，并通过诉讼授权一方对违反条款的贸易国实施贸易制裁，它主要是指国际劳工组织订立的八个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ur standards）公约,具体包括：（1）《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共有128个国家签署）；（2）《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1949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98号公约，共有145个国家签署）；（3）《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共有152个国家签署）；（4）《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105号公约，共有145个国家签署）；（5）《反对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1958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共有142个国家签署）；（6）《同工同酬公约》，（1951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共有144个国家签署）；（7）《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973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共有85个国家签署）；（8）《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1999年订立，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2000年11月19日生效）。目前中国签署的核心劳工标准只占50％，在贸易谈判中往往受到指责。由于这些社会条款逐渐被捆绑在一些贸易条款中，未来因国际劳工核心标准导致劳动关系的基本变化趋势是：（1）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工会组织的扩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工会的组建问题，显得尤其紧迫。（2）如何改进现有工会的工作，使工会更加全面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集体谈判、下岗分流、破产关闭、兼并收购、搬迁转产等项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和主张，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工人的各种知识和意识普及加快，特别是法律意识，所以他们对于贯彻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赋予他们的权益将变得越来越主动，政府和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必须经常与他们协商，使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此，全球化不仅必然带来经济转型的加速，而且会带来社会转型的加速。

    全球化既正在创造史无前例的新机会，又正在创造史无前例的新风险，其中新风险之一就是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发挥出整体优势，确保使新的发展机遇变成现实，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要建立一种新的内部区域间协同发展的机制，实现同步发展。在全球化形势下，过分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过多的政府干预都不是治国良策，我们应该在自由竞争和社会公正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又使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脆弱。政府及行业协会应有危机意识，做好各种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对经济各部门可能带来的影响。 2002年外贸依存度达到50％，中国经济已经由封闭型经济发展为半封闭型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完全开放型经济和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在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哪一个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获得大发展；哪一个国家错过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所以，科学技术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强调了“两个创新”和理论上创新问题。所谓“两个创新”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深刻认识到，没有技术上的根本进步，就不会实现新的增长。强调科技创新，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转向谋求技术进步而不单一是数量的增长。最近中国对技术领域的大幅度投资和十六大报告对尖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重要性的多次强调，便是这一理论落实的结果。

    从现状来看，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情况并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目前，“中国制造”甚嚣尘上，但是就制造业企业来看，至今尚无一家真正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而日本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占29%，与美国的31%差不多。另外，据统计，我国制造业虽然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仅为美国的22.14%、日本的35.43%；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07%、德国的5.56%。[4]中国无论是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技术进步加速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奋起直追，实现技术进步的跨越式发展。技术跨越往往比制度跨越要容易得多，但是技术跨越离不开制度的支持。为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党首先要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政府服务要国际化，要积极面对市场情况，大力支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目前，摩尔定律[5]基本上成为当今技术进步的核心定律，而且由于激烈的竞争和材料创新有缩短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必须在传统部门发挥比较优势，积累资本，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要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方面家电领域是比较成功的。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谁不搞跨越式发展，就会被市场淘汰。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所作为，不仅会丧失加速发展的机遇，而且会丧失发展的机遇。中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将与以高等院校及其他国立研究机构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队伍以及教育和媒体为主体的知识传播体系相结合，构建成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在体制结构、人才队伍、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创新文化等方面，实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适应当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在技术进步方面加速发展是形势所迫，因此，中国必须从模仿追赶型经济向研发创造型经济转变。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长期存在。随着冷战对峙的瓦解，原来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的冲突，逐渐被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所取代。过去的20多年，虽然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和平仍然是当今世界人民的良好愿望。未来20年，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尽管2003年2月，美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对伊拉克动武，但是维护和平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不仅中国、德国、法国立场鲜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反战大游行，这是爱好和平民族和人民的心声。因此，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2003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指出，“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我们要正确把握并坚持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 他强调：“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历史上，我国曾经有过丧失机遇而落伍的深刻教训，也有过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现在，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难得的有利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地工作，根本目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确保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

    尽管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不安全因素有新的发展，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之一，我们完全也有可能在世界分工中取得区域发展优势、获取比较利益。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我们必须积极面对。

 

 

    在加速转型期，我们的各项改革和发展都将进入超临界状态。临界状态最初是一个物理化学术语，指的是物质或者物体由一种状态转化或者转变为另外一种状态的关键区间。从经济体制来看，目前我国还是一种混合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最大限度缩小政府管经济的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寻租的机会，才能建立成熟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加速转型期，首先各项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其次要学会驾驭新的制度。

    在加速转型期，旧的状态要彻底打破，建立我们不熟悉的新的状态。因此，必须具有预见性，必须注意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而且可以学习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共管理。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去年签订的三方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培训约60名中国中高级干部。中国官员在美国的培训重点是学习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所有课程被穿插在60个具体案例中展开。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围绕目标安排财政预算和各部门合作、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型、公共财政和城市信息化问题。这样的学习培训各地如上海、深圳、温州还有许多，这对于适应临界状态的各项工作很有好处。

    经济系统向市场化转换，社会系统向公民社会的转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都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进步的过程中也有系统风险。在加速转型期，系统越大，转换越深刻，往往后面的发展潜力也越大，然而转换过程中的系统风险也越大，这是一个事实。首先，系统越大，往往旧的东西惯性越大，成为变革阻力的可能性也越大；其次，转换越深刻，新的系统大多数人往往不熟悉，在新的系统启动时有可能好心办坏了事。因此，在系统转换时往往潜在着巨大的风险。

    关于学习人们有一个比喻，知道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圆，未知的东西就好像圆的周长，知道的圆越大，未知的周长就越长。把这个比喻转换成新系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辨证关系也同样是成立的，如果新的系统确定的圆越大，那么新的系统不确定的周长也会越来越长。我们要通过研究各种预案，来把系统转换的风险控制得最小，并且学会驾驭新系统的不确定性。

    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系统往往确定的，在一定条件下，结果是一定的，可以重复检验。因此，卫星可以上天，人类可以登月，失误率很低，即使失误也大多数是人为失误。按照社会规律运行的系统则不同，由于人群的观念、态度、心理预期和行为的影响，各种条件难以控制，结果往往是一个散落的区间，很难重复检验，而且对社会还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单个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和沟通来把握，整体的人群在常规状态还可以把握，在非常时期就很难。在加速转型期，人们往往因发展的目标而激动，也因发展过程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忧虑。在信息高度交换的时代，由于现在人民对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人类往往风声鹤唳，显现出一种现代化的脆弱性。当然，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实践，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在政府管理模式中不断修正目标和手段。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头10年冲击最大的是农村和国有企业，后10年冲击最大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农村外出劳动力。既然加速转型期的主要目标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未来冲击最大的是政府机构。有人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第二次改革开放，如果说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是内趋式，那么第二次改革开放就是外逼式。世贸组织的运行基础是高度化的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企业的冲击固然很大，但是，世贸组织对成员国贸易体制的要求乃至经济体制的要求则是更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世贸组织冲击最大是政府。对照世贸组织的法规与原则，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不适应。如果我们不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适应世贸组织基本要求和遵循国际贸易惯例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就有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主流之外的危险，这就迫使我们对现有的一些与世贸组织规则的不符之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有些职能要交给行业协会去做，要更多地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完善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也是如此。权利过于集中的政府机构，不仅应该部分还权于企业，而且应该部分让渡给第三部门。这样做，有利于政府减轻负担、减小压力、减少埋怨；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和办大事。这样做，还有利于发挥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多个积极性，在他们自身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再求助于政府，政府这时从中适当干预工作往往要好做得多。2003年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只是拉开序幕，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任重而道远。

    从市场化改革的导向来看，未来发展最快将是先进生产力。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由于当代世界科学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用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同时，又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落后生产力在整个生产力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仍将长期存在，先进生产力对其的取代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推进，既要求较高速度，又不能超越条件、盲目冒进；对于落后生产力，要有取代的思路和措施，又不能在缺乏具体分析的情况下简单排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传统生产力中当然有许多落后生产力，但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在一部分传统生产力中，既蕴涵着先进生产力的遗传因子，又潜藏着与先进生产力长期共生共荣、互补互助的内在功能。所以，对传统生产力中的这一部分，重点不是如何取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渗透下，使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保障。总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先进生产力将得到迅速的发展。

    从公民社会的完善来看，未来发展最快的将是第三部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致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是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良性互动的运作机制。积极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第三部门的质量。社会组织机构本身的服务运作能力也要提高，这里面包括如何取得公众的认可等等。目前这些机构的特点本来就是比较松散和民间性的。在未来的发展中，首先要进一步突出社会组织的民间特点。原来宣称社会组织是民间的，其实有的并不民间的，很多组织机构比如一些行业协会成了二政府，有的学会、研究会也成为了政府的衍生物，官味很浓。其次，要强化社会组织的法人观念。社会组织要真正具有独立的社会人格，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彻底改变依托于某些行政机构或者有一个政府的背景才能活下去的状况，包括社会组织的财政、组织和领导层。总之，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方向是，该与政府脱钩的第三部门坚决脱钩，让社会组织独立运作，通过发展壮大，行使部分社会职能；愿意成立非盈利组织的，满足基本条件就可以登记成为非盈利组织法人，实现社会组织的社会抱负。

    加速转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人们意见最大的两个方面是：行政性垄断集团的定价及其收入决定机制，权力寻租集团的腐败行为。

    目前的行政性垄断集团，绝大部分集中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产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自来水、城市燃气、城市公共交通等。当然，这些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目前由于行政性垄断和政府管制不当，这些行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并且存在严重的利用垄断谋取垄断利益的问题。行政性垄断集团的存在，缩小了可能的竞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遭到社会非议。我们必须通过不断打开行政性垄断领域，并且设置科学的政府管制政策，来限制和约束行政性垄断集团的不良经营行为和超国民分配行为。

    权力寻租集团则破坏了竞争的公平，不管组织的权力是以地方保护的名义公开与某些企业联手，还是个人的权力暗地里为某些企业提供独惠的条件，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比如地方组织权力寻租的种种表现有：以发布规定、通告等形式，向外地商品收取各种名目的不合理费用；滥用质量检验手段，或者不正当地设置许可证、准销证等行政障碍来封锁市场，阻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不召开价格听证会擅自提高价格，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权力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实行“联营”等等。这种通过组织形式的权力寻租逐渐成为了某些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正常行为和收入来源。个人权力寻租则是个人为了获得额外的各种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某些企业勾结，以达到企业正常途径根本达不到的经济目的。对于这些做法，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必须通过加速政府部门转型，完善行政许可制度，杜绝权力寻租集团的腐败行为，铲除其孳生的土壤。

    在加速转型期，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增进社会的融合，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而不是一部分人从中受益，更不是少数人从中受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是社会可持续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后不久就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6]

四、加速转型时期需要树立新的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全面加速转型问题。未来17（2004年到2020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想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必须首先树立全新的、正确的发展观。

    “三个代表”既是加速转型期的党建理论，也是加速转型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和事业的指导思想。要想实现加速转型期的各项目标，必须首先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政治不仅仅是经济集中的表现，也是社会集中的表现。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政治是最重要的导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进一步协调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保障加速经济和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政治文明的推进与法制的完善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法制建设的价值导向。离开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去进行法制建设，只能使法制建设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违背人类政治进步的方向，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政治文明建设离开了法制的建立与完善，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会使民主成为“民乱”，无政府现象猖獗，这对正处在加速转型期的中国同样是十分有害的。目前，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权利，尤其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落实群众应该拥有的“四权”[7]，并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些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加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许多地方领导在实践的过程中，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造成现在经济和社会不协调发展的根源。在经济和社会加速转轨时期，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最硬的道理”。众所周知，局部的开放只能实现有限领域的公平；最大限度的开放才可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开放式的发展环境是实现公平的首要条件。因此，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社会时，一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开放经济领域，使得各类企业可以充分竞争，这样做企业可以获得公平的发展，老百姓也可以从充分竞争企业提高的产品和服务中受益；另一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开放社会领域，使得各类非盈利组织可以充分发展，积极承担部分社会功能，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繁荣，而且有利于消除社会怨气。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也曾经指出：“系统开放是结构演化的前提”。[8]发展环境取决于各项制度的完善，经济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实现经济范畴的公平，社会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实现社会范畴的公平。经济范畴的公平和社会范畴的公平虽然各有各的含义，但是也存在许多交叉的地方。尽管经济的公平不等同于社会的公平，但是经济的公平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公平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尽管有各自的含义，但是也有交叉的领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帜下，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有现有人口的协调问题，也有未来人口与现有人口的协调问题。因此，我们既要关心现存的经济社会问题，又要关心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完善现行政策，创造更加开放、公平的发展环境，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3、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得到关怀、重视、尊敬和信任。只有在平等、民主、自由的环境里,才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事业,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激发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上进心和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加速转型期，我们应该把以“物（商品）”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满足十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包括首先满足全体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诸如衣食住行、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进而使他们不断达到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实现人类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现代政府管理中，我们要强调以人为本。能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各种需求,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能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的潜能,不仅是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们正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致力于先进文化的不断进步,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地调动起来,并且合理地发挥出去。因而,在各级政府管理的实际工作中,要想赢得人民的支持，就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只有时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让人民高度满意。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且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观”，不仅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指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只有始终盯住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和失之偏颇。

    4、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为致富者提供机会，为社会福利提供财源。

    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有利于”等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我们不仅要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于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还必须向以先进生产力为依托的“工业强国”、“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促进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引进、吸收和创造，也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关键是正确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在加速转型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是实现顺利转型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为致富者提供机会，有利于更多的人实现致富的理想。先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增长，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政资源，充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基金。只要我们的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得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会扩大收入差距，而且会缩小收入差距。库茨涅兹倒“U”曲线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行的。通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实现社会公平的能力和水平，应该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努力的方向。

    当今世界上经济繁荣背后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因此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自动带来社会的进步。中国目前之所以要加速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就是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政策的不完善只是问题的表象，社会框架不完整，各类组织发展不充分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或者“大政府、小社会”格局，使得政府单独管理的局面很难解决日益增加和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无论其愿望有多好、出发点有多么高尚，皆会受到自身治理能力的限制。政府部门已经无法成为一个惟一的治理者，政府必须与企业、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治理、共同管理、共同生产与共同配置。在加速转型期，推行政府职能转变会使许多职能从政府转移到社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必然导致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理。因此，要想顺利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组织能力过于弱小的现状，必须让社会组织尽快成熟起来。无论是社会基层自治组织还是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都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我们要通过加快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积极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落实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不可否认，任何社会都会有各种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阶层的分野，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阶层之间也会有冲突；可怕的不是冲突，而是没有解决冲突的有效机制。好的对话机制最主要的是三点：一是集团之间要有互相理解的胸襟，绝不能一方有了潜在压力，另一方置若罔闻。在这种信息极不对称下的博弈，至少有一方要犯错误。二是冲突的各方应该坐下来对话，可以相互妥协让步。三是如果双方利益一时不能达成妥协，一般由中立的“仲裁者”进行调和。社会对话应该成为加速转型时期部分政府管理工作下放的一个重要形式。

    一般说来，经济调控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另一个是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和防范市场风险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相机抉择问题，政策组合的好坏取决于智慧的选择和选择的智慧。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避免和减少宏观调控失效的基础环节。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要把握住以下三点：一要强化可行性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掌握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确定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使决策“有的放矢”。二要完善宏观调控的科学评估和论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宏观调控方案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论证，充分听取专家和各方面的意见，突破少数人知识结构偏颇、信息量不足的局限。三要科学合理地分解宏观调控的决策权力，增强相互制约性和可操作性。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一方面要避免“长官意志”对宏观决策的干扰，另一方面要避免借口“集体负责”而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局面。政府管制问题，在我国开始的时间不是很长，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对教训的深刻认识和认真总结，在加速转型期对此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我们要加快建立一个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规制行政。

    社会控制有多种类型，法律是其中的一种，习惯、道德、伦理、宗教等都是社会控制的形式。比较起其它社会控制形式，特别是传统的社会控制，法律更优越、更理性、更现代化甚至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法律应当担负起改造、代替其他社会控制的任务，尽可能地用法律来塑造一种社会秩序。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步伐，另一方面在法律不能控制的领域则应该积极发挥道德、伦理、宗教等传统社会控制形式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学会把社会控制适当前置，在一些群体性社会问题发展初期要通过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来进行协调和消解，不要让一些群体性社会问题发展到高潮才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对社会稳定的破坏程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