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康市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情况调查研究[1]

 

 

    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因。与农业相比，二、三产业比较利益一直是相对更高，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从体制原因分析，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国家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在种种因素的促动下，随着农村发展空间的不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成为必然。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整个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一是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功不可没。约有1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源自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二是使资源配置更为合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改善了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关系，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三是缓解了农村与城市劳动力资源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的大多数是脏、累、苦等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既满足了城市用工需要，支援城市建设，又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就业不充分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尤其在广大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艺的迅速推广应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农业生产水平、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农村劳动力尤就业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亟待解决。从根本上讲，其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供求矛盾。

 

 

    （一）农村劳动力“数量大、质量低”。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已达47962万人，约占我国劳动力总量的70%。“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共增加了2920万人，年均增长584万人。这部分快速增长的农村劳动力，远远超过了当前农业生产的需求，也超过了农村现有耕地的承载能力，成为亟待转移的劳动力。

    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这就使短期内就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00年，农村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10.20年低2.87年，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而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47.62%，文盲人口占8.74%，分别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而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只有8.46%，比城市整整低了35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尚不足1个百分点，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中具有各种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的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的比值情况是：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20∶9∶1；其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55∶13∶1；高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4∶3∶1；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0.91∶1.01∶1；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0.37∶0.55∶1”。[2] 可见，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尤其体现在具有中、高层次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上。我国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基本上已处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而农村尚处于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阶段。因此，从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和条件看，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发达地区，加上通过市场和社会交往提高自身素质的差距，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在就业竞争极为剧烈的今天，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二）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缓慢。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正当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就业高潮时，城市自身的就业形势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中央决定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以百万的工人也成为求业者，一时间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城市经济必须同时吸纳和消化大量流入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及不断增加的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另外，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改善国内生产、供给条件，实现规模经营的需要，国家对“十五小”的关闭已全面实施；关闭“十五小”，势必大幅减少农民非农就业岗位。从1997年起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就出现负增长，这种情况在贫困地区愈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相当部分企业困难重重，失业、下岗问题日渐突出。

    国有经济中就业人数出现负增长；政府部门机构改革，不仅会使相当一批人面临下岗、分流或失业，还会使其对民工的吸纳大为减少；私营企业在贫困地区的发展困难重重……凡此种种，一方面是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方有所停滞，另一方面是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交织在一起，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愈加困难。劳动力市场上这种供求的空前紧张，迫使各级政府想尽种种办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五”期间，我国劳动力就业形势呈现新的变化：一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动劳动手段的革新，导致农业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而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总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在生产资料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新吸纳就业的劳动力相对减少，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相对下降，加上“十五计划”经济增长指标的下调，吸纳就业能力也将下降。

    综上所述，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三个主要矛盾：（1）劳动力总量供给居高不下与就业岗位不足之间的矛盾；（2）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之间的矛盾；（3）国有企业冗员集中排放与劳动力市场缺位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国内劳动力出现明显过剩现象，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不仅仅就业压力大，而且就业难的问题极为突出。同时，由于资金、技术、信息及社会联系面等相对处于劣势，使得在整个国民经济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更是困难重重。长期以来，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已明显地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成为阻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因素。“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3]。

    因此，要使广大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提高农业现有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现状，就必须有效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对某一劳务输出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了解当前地方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思考如何改善和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最早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对这种城乡人口流动行为进行研究的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但由于若干理论假设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结论的重工轻农倾向，其理论已渐为人们所冷落。而上世纪70年代问世的拖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的解释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同。拖达罗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之大小。当城乡实际收入差别不变时，就业概率越大，城乡预期收入差别也越大，对农民进城的吸引力越大，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也越大。伴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主要经历了二个阶段。开始时以“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为主。这一时期，本地区的城市非农产业和农村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由本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来满足，而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尚未出现。1992年以后，开始出现跨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进而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东部沿海地区市场体系的建立，也使企业用人方式日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包括外资、合资以及私营、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劳动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进程。由此，妨碍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也逐步被清除，从而使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得以实现。

    当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的转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南部经济特区转移，其中尤其以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为主。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看作发达地区对临近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拖达罗的迁移成本理论得到解释。那就是，由于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迁移成本的大小，显然，邻近地区劳动力迁移的成本较低，故得以优先转移。本文选取的实证研究地区——南康市位于中国江西省南部，该市与闽粤等省接壤，从古至今都与多个沿海省市保持着密切的劳务和商务交往。解放前就有不少人去广东“打肩担”，解放后农村集体化时期就有一定数量的劳力在农闲时到广东、福建务工(当地俗称“搞副业”)，改革开放以后，已发展到“十万民工闯广东”。因此，选取这样一个与沿海发达省份相邻、有“打工”传统的地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实证研究价值。笔者于2005年寒假期间对南康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并于2005年2月16日在江西省南康市唐江汽车站对在候车大厅的100名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南康市总约80万人口，其中劳动力达45万人。一方面，南康市总耕地面积不到60万亩，人均只有0.71亩，所以，依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路必然不可行。另一方面，市内、省内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极其有限，2001年，南康市在“乡外市内”务工人员仅0.69万人，在“市外省内”务工人员也只有1.01万人。可见，农村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在南康市尤为明显。因此，从重视“打工经济”，到思考如何把“劳务输出”做大做强，变农民工的乱投乱靠为政府有序的指导，一直是南康市有关部门研究和工作的重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南康市在劳务输出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关统计显示，南康市“九五”期间外出务工人员比“八五”增加了11.5万人，增长159.7%，寄带回现金人均增加751元，增长202%。“2001年在外务工人员1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3.38%，占劳动力的41.55%，仅2001年就寄回或带回现金约4.59亿元”。[4]

    （一）南康市有关部门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方面的措施。

1、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目前，南康市拥有各类职业技校和社会培训机构60多所，其中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1所。另外，全市各中学每年有大量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外出务工的18.74万人中，有15万是熟练或半熟练技术工人。也即，外出从事劳务的，一般具有相对高一点的文化素质或有一技之长。抽样调查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占2.0%，中专文化的占7.0%，高中文化的占14.0%，初中文化的占59.0%，小学文化的占17.0%，文盲或半文盲约占1.0%（该调查对象采用的是当场询问调查）。这部分数据与白南生、何宇鹏的在《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一般特征描述》的抽样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见下表。[5]

表1.1白南生、何宇鹏的抽样调查统计表——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

    调查数据说明，南康市通过完善教育体系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在提高本地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方面成效明显，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

    2、注重对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引导工作。尽管目前南康市农民外出主要是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家庭成员带领，亲朋好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闯世界等方式。但是有关部门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比重正逐步加大，由政府指导成立的农民合作团体组织的外出务工队伍更是已初具规模。调查显示，45.0%的外出务工人员接受过有关部门的组织和引导，31.0%的外出务工人员希望得到有关引导和帮助，尤其新近几年毕业的青年大多数是有组织地外出务工。

    3、增强本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南康市一直致力于大力发展本市的工业产业来吸收和消化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南康市已形成服装、家具、矿产品、食品、化工、电子六大主导产业。新设立的南康工业园区总规划达10000亩，园内分布家具特色工业区、服装针织鞋帽加工区、电子工业高科技产业区和化工产业区。太窝、镜坝、唐江、龙华四个家具生产基地已动工兴建。园区已开发面积3500亩，入园企业128家，投产78家，总投资3.5亿元人民币。南康市服装加工企业已有近500家，从业人员4万多人；家具加工及配套企业500多家，其中家具配套生产企业200多家，从业人员近3万人。实践证明，南康市依靠自身工业发展来逐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取得了显著效果，且发展势头良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南康市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目前，大量农村劳力外出打工已成为当今南康市农村的时代特点和农村效益增长的亮点，“在加速城乡经济建设，启动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财政增收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

    1、从事劳务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几年，农业效益下降，农业收入滑坡，农民纯收入之所以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劳务收入的增长。由于受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南康市经济一度比较落后。1985年，全县（1995年撤县设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300元，至2001年末人均纯收入达1661.50元，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从80年代开始的劳务输出带来的“打工经济”拉动农民纯收入的提高。

    2、外出从事劳务是缓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2001年南康市出省打工人员达17.0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1.3%，占劳动力的37.87%，全市农村强壮而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力几乎都在沿海发达城市打工。

    3、有利于发挥城市的“扩张效应”，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熟悉了市场，转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南康市王贵才凭着多年在外打工的经验、资金积累以及市场情况，1999年回乡开办了一个砖瓦厂，吸纳一百多农民，年产值在400多万元，每年为地方财政提供几十万元税收。像王贵才这样的人和事，在南康市和江西省其他地区还有一大批。“江西省万安县近几年兴办的60多家乡镇企业，年产值达2500多万元，多数是靠农民工回乡办起来的”。[7] 这些典型充分说明，一些农民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他们回乡办企业，带动了一方农村脱贫致富，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出动一人，脱贫一户；外出一片，带富一方。”

    4、劳务输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多，在一些相对贫困、经济落后的地区形成了时代特征的“打工潮”，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一些与劳务输出有关的中介和服务业应运而生或不断壮大。2001年南康市交通运输业开通长途班线二十多条，南康市可直达广州、深圳、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累计运送打工人员38.5万多人次，比以前增加了几十倍。可见，“劳务经济”的扩张，给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南康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存在的问题。

    1、从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存在的问题来看。南康市外出劳务队伍发展到今天这种局，打工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抽样调查显示，42%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盲目外出，工作难找；16%的人认为有限的打工收入经常不能按时足额兑现；13%的人认为自己在打工过程中遇到待遇不公，受歧视的情况；14%的人认为外地治安状况不好，外出打工不安全；15%的人认为计划生育环孕检次数多，且返回当地计生部门检查，小孩在城市受教育遭歧视。还有工厂劳动、生活条件差，长期与有毒物品接触，工厂根本不重视加强劳动保护，身体健康无保障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程度不同地制约着劳务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劳务者人身安全带来危害。这充分说明当前无论是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程度还是保护和管理，都存在较多不足。另外，调查了解到，目前南康市对农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分流也仅仅停留在对“进城的地域进行组织和引导”的阶段。

    2、从农村的长远发展来看。“在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面临着市场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农民率先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就业机会，是顺理成章的事。”[8] 的确，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出去的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农村人，前面的调查也得出了“外出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部分”这一结论。农村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业经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效益不高。而且民工流动的规模仍然在扩大，这几年来每年都有4%、5%、6%的速度在增加。“该出来的都已经出来了，在农村中剩下3861部队，很难奢望剩下的这些老弱妇孺能够为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做出什么，也不该奢望”。农民工进城是谁也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过去，在现在，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关注这一群体的状况和他们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人到城市人是大多农民一直的梦想，这梦想必将在他们城市化的过程慢慢得到实现，但随着这些人能通过努力进入城市，农村失去了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通过对南康市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可以了解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正积极做好“劳务输出”工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打工经济”已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如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外部环境不好，农民工大量进城造成农村人才流失不利于农村长远发展等问题。因此，要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良性地发展下去，政府有关部门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也有所作为。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村职业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方面，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共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非农就业，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政府的有关举措给我们研究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社会各界必须正确认识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务工这一经济现象，肯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推动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要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不是非要彻底改变现有的户籍制度，更多的是应该是改善一系列软环境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良性循环，让农民百姓感觉不到户口限制，但仍保留他们的农民身份，这样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是留住农村人才，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笔者提出，要重视和做好农民工劳务输出工作，努力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环境，引导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创业”。

（一）做好劳务输出的支持和服务工作。

    1、加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信息指导。劳动、就业部门及各乡镇、街道要为农民进城务工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帮助联系用工单位。在输出地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外出劳务人员服务中心，为务工人员介绍就业、排忧解难，及时反馈劳务动态、用工信息，使之成为劳务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2、加强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生产技能水平。劳动者找到工作的机会和报酬一般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由此可见，提高外出务工人员找到工作的可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水平的关键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各级政府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农民培训规划，经常性地开展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使每位农民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生存和发展能力。

    3、完善劳务服务体系，增强服务功能。服务的效果取决于服务的体系和功能。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尽快完善劳动服务体，增加服务功能，建立体系完备、功能齐全的劳务服务系统。在输出地，各级政府必须建立集公安、就业介绍、计划生育、民政、金融为一体的办证机构，以及提供计划生育孕检等项目服务工作，使每位外出打工人员，只要来到办证机构就能办完全部手续。

    （二）改善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社会环境。

    1、改善生产者劳动环境，合理安排劳动强度。有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顾工人身心健康，强迫工人在恶劣环境中长期从事有毒或强辐射的工作，使打工者患上了职业病，甚至有的丧失劳动能力。有的企业不顾企业生产能力，一味追求高额利润，强迫工人连续几天，甚至十几天昼夜加班加点，不给工人增加任何报酬等等。因此，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劳动监管，杜绝强迫工人昼夜工作现象发生，督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劳动强度、难度。

    2、敦促用人单位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是雇用方与被雇用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书，也是规范劳务市场的重要途径。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劳动合同的管理，杜绝不平等、不公正的劳动合同的产生，全面实行劳动合同见证制度，劳动合同必须由当地劳动管理部门见证才能产生法律效果。

    3、建立劳动工资监测机制，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必须建立劳动工资监测制度，用人单位必须定期向劳动部门报送有工人签收的劳动工资报表，对无故拖欠工人工资的单位实行一定的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

    4、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彻底解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老有所养的问题。外出务工人员在外打工期间90%以上都没有参加社会劳动、医疗保险。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愿为工人缴交劳动保险。各级政府在强化劳动管理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管理，强制企业按规定及时足额缴交社会劳动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社会劳动保险部门必须健全与劳务人员流动性相适应的社会劳动保险机制，发放社会劳动保险手册，使务工人员一看就知道自己缴交和单位缴交了多少劳动保险金，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后每月能得到多少退休养老金，使务工者凭着社会劳动保险手册在全国各地都能领到退休养老金。

（三）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创业”。

    1、出台促进扶持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由于返乡创业者在资金、技术、信息、经验等方面的的优势，如果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成功率会较高。支持农民创业和就业重点就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乡镇企业就是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现在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多，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市场、资金、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要适应新的形势，加强政策引导，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千方百计促进乡镇企业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支持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乡镇企业，还应在税收、信贷等方面予以积极扶持。

    2、合理搞好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根据拖达罗的有关理论，较高的城市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机会创造率无疑会对农民进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农民进城逗留时间的延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即使城市失业率相当严重，农民仍不断涌入城市。为此，拖达罗指出，与其大力发展城市现代制造业等部门，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差别，不如转而重视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减缓城乡人口流动。“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应当把重点放在农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围绕‘农’字做文章，应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9] 大量的农民工外出，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无法经营的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农村土地集中到善于经营的能者手中，就能在充分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济种植。这些因素使“回流创业”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都变为可能。各级政府在稳定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劳务者自愿的情况下，原承包土地可以采取乡、村转手倒包的办法，把土地集中连片地转包给有资金和能力的回流创业者。让农民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到产业化建设，这对于讲求现实的农民来说，承担的风险较小，一旦产业化经营不利，农民可以退回农业生产，使农民的利益不受太大的损害，这十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3、要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加大对“回流创业”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支农尤其对乡镇企业创办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发挥其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基层金融机构要承担义务，积极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中长期贷款投放。采取有效办法，引导县及县以下的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培育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从多方面满足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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