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我讲我们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不平等因素在加剧，收入差距拉大，而且短期看不到收入差距扭转的趋势，而且会继续扩大。我们最近统计基尼系数是0.44，有一些研究小组有些包括社会学研究小组超过0.5，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社会收入差距国家之一。虽然没有拉美国家高，但是已经是非常高。我们研究不平等的原因的话，中国有可能刚刚进入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阶段，可能他会进一步扩大，从发展角度来讲，有文章表述在经济发展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到来之前会有一个不平等扩大的阶段，而我们仔细研究一些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情况可能拉的很长。中国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多方面的。当然后面会讲，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平，但是即使没有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改革这个问题，我们最大收入差距的源泉是什么，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向一个工业社会转型，因为过去占劳动力80％农业劳动力，他们过去在农业部门不再成为收入增长的源泉，现代化温饱实现以后，人民的收入增长福利的怎样效率的增长不再靠吃的更多，而且因为其他的增长。这是包括非农业的增长，这个过程当中就面临一个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们过去25年高增长，50％，80％，全国劳动力40％从农村转出来。还有40％的人口在农村。按照规模来讲，还有两三亿的人口在农村。还有在转移出去，他们还没有转移出来，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不能增长，因为使他们超过另外40％，他的收入增长，仍然是弱势群体，仍然是扣发工资、停发工资，这是整个这一群人直到充分就业实现那一天，严格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这个曲线所揭示收入平等一个转化过程（如图）。而转化这个过程非常之长。因为我们人口规模、我们计委主任还要发表演讲，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中国的将来人口不是16亿而是14亿，一下子减去2亿，如果增加2亿就业，那么世界上还有多少就业。我们想想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减少多少的劳动力，过去我们25年转移了2亿的劳动力，而在今后有可能需要30、40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人口大国的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我们中国人面临的现实。
第三点面临的现实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要非常理智的思考，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原因，和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不是情绪化的，或者是迎合一些情绪去采取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而且比较理性和理智来看待这个发展。在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学者，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政府，我们学者的责任是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的思考而不是那种情绪化的分析。情绪化分析说句实话，历史上很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多，这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新的难的是怎么在其他国家和我们历史上，经历过这些平等和不平等，发展不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当中，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我们这样一个大的难题怎么思考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要求，对别人不要求，但是对我们学者有这样一种责任心，为社会带来理性。
第二点要确实认真仔细分析，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里我再分析一下，解决办法，怎么解决不平等的差距。现在的一个大的趋势是大家越来越多的要求政府做事情，要求政府提供这个那个保障，给这个那个钱，转移这个支付，那个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过去这20多年来，由于我们过去贫穷，由于我们25年才增长1200美元的GDP，我们看到的是就业问题，我们往往忽视基于经济增长GDP的增长，忽视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的事情。对弱势群体的需求和素求有所忽视，加上没有一套机制，这是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比较少。政府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比较少，要加大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提到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包括刚才说了，公共服务是提供一个公共的产品，增加政府支出，后面具体讲，趋势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现在确实是学习补这个课，扭转这个不公平。但是我们要看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做事情，而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根本问题，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包括现在大家一说收入不平等，大家谈的最多，一谈这个话题，30秒钟之内，马上会转到对腐败的、公正的批判，这是对的，我们不平等是因为这些造成。但是想想不仅包括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最近讨论一个资源的问题，现在之所以国有企业当中，很多不公平的收入当中，因为选民的收入资源没有为他们付费，成为企业的利润，没有占有资源的企业就产生收入差距。因此包括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要思考制度上的均等问题。这是第一，要通过改革制度，改革制度不一定要需要多花钱，我们要通过改革制度来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第二就是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这才是根本的东西。没有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出来，2亿农民还没有转移，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当然我们是搞经济的，我们强调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想想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这样问题是很难通过政府补贴来解决的。在发达国家农民已经占了20—30％， 是用80％补贴20％的人，为什么发达国家有农民补贴。我们现在甚至要20％的人去补贴80％的人，为什么我们是比较少的人来补贴比较多的人数。收入差距是通过补贴来转移，但是很大收入差距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刚才谈到治理问题，40％可以通过政府来转移，但是40％的差距是不可能用转移支付来转移的，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转移，通过人口的迁移，通过人口的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因此我说我们要注意里不能仅仅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同时要思考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增长，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思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做事情，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重要内容他现在对政府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挑战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挑战是如何去在新的挑战条件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另外方面保持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在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关于和谐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要讲一下，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和谐就是均衡。均衡是什么意思？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是由各种人群组成，从一个均衡的角度来讲，从公共的角度来讲是需要很多的公共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政府的职能，政府如何履行他的职能，提供多种公共品，在有限的资源提供多种公共品来履行他的多种公共职能。我想这里面政府至少要有几件事情要做。为了经济的发展，从财政投入的角度，要建立基础设施，还要降低税收收入，这样才能使增长更加有效率，才能改善投资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还有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其中最重要一个条件是财政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大规模的透支和赤字使货币贬值，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企业不能发展，就业不能创造，最后是使得不平等的现象固定化，就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第四政府还要搞社会保障。因此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还有环保等等，在这些目的我们要关注，过去我们是收入保障这方面关注太少，所以出现问题。但是超过均衡问题，一定也会出现问题，国外国内都会出现问题。一个具体的目的上，在公平的条件下，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落实人均GDP只有1千的美元的国家是困难的。怎么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做到效率使这些问题解决。就是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我们如何去做给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比如农村得了大病的人，对他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部分人反贫现象。第二，我刚才说了，人口、劳动力要转移就业，怎么能够使偏远的农民能够受到一些基本的教育，使他们有资格出来打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分子。这是政府集中财力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救助，灾荒的救助，恐怕是现在、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把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也许能够把社会平等的追求，能够在避免极端的情况下使社会达到相对的平等。
另外一方面我想政府特别是我想强调一点，政府在关心同样是一个和谐平衡的问题，在关心某一个弱势群体时候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弱势群体。比如我们现在关注城市打工仔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他们确实是需要关注，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资源放在他们头上，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也许会延缓另一部分不如他们的群体。谁啊？就是还没有进城打工的那2亿多人口，那2亿人口都在我们讨论的视野之外。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进入城市这些人也是需要解决，有关他们的利益关系，仍然需要得到改善。所以需要一种均衡和谐的观念来看待，这个发展阶段各种需求。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半分钟就可说完了，我们刚刚开始关注社会差距的问题，刚刚要求政府多支出一点东西，你就在这里说政府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这不是无稽之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在这个曲线刚刚开始，（如图）这个曲线滑到下面，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我们的社会紧张诉求会越来越大，我们学者的责任不是等事情发生以后才马后炮，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努力，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使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稳定持续和谐的发展。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迟福林：看来我和樊教授的和谐没有做好，你不但没有节约时间还超出三分钟。他讲的很好，我不想打扰他。这个责任是谁？我们的常教授也超时了，但是我们提醒他，他没有在意。后来我们有一位学者上来说你现在就要走。所以我从这里，（破坏了和谐和均衡）从利益上恐怕还需要一种完整的制度才能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现在提问的时间只有两分钟。我们请这个中国企业联合会秘书长。
嘉宾：刚才樊纲先生做了非常精采的演讲，我想提一个问题。这个在美国涉及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华盛顿共识也有一个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就造成了拉丁美洲的出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极端化，造成动乱，北京的共识取得进展，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看，拉丁美洲出现问题的时候是系数出现问题，拉丁美洲是达到0.42，中国是达到0.44，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拉丁美洲。我们过去说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是否是需要改革，或者是在1千美元以后，在社会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是否能够调整我们的思路和改革方向，实行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这是一个问题。
樊纲：非常感谢提这个问题，我想说第一华盛顿共识有这个概念，我们最近听到北京共识，但是讨论中北京共识提得还是比较多，但是对北京共识的做法还是不多。但是确实如你所说的论题是关注的。特别是如何吸取拉美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拉美是一个配置，就是欧洲发展过程当中没有比他更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比他更现代的制度，包括现代的保障制度，而拉美发展的时候，他的资本主义就是西欧发展的过程，到拉美以后，到了1千美元以后，他学了很多欧洲的制度，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保障。但是反倒是使就业增长，这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我觉得还是需要研究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如何吸取方方面面的，既吸取资本主义的东西，又吸取发展中的教训，这是我们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就中国来讲，最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过去讲的经济机制只讲平等不讲效率，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比较正确的思维方法均衡和和谐的思维方法，那是一个特殊背景下，这样一种政策和发展战略，到现在进入这个阶段，到了1千美元的经济系数，我们需要更均衡的发展。
嘉宾：就请樊纲先生解释一下（如图）的曲线，究竟是政府干预下形成的，还是在不干预的情况下形成？这时候政府做的好情况下出现的而且做的不好的时候出现。
樊纲：这个曲线是一种描述，现在生活研究政府干预多了这个曲线早点平衡，还是反倒是使这个问题加大，我现在觉得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嘉宾：我对他的一个观点，我同意说现在是收入差距扩大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但是有一个观点原因是，农业不是提供主要收入来源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改进，我的问题是，最关键要解决务农的农民的收入，这不是完全能够解决，是他自己来解决。
樊纲：我的解释是这样，农业不再成为国民经济一个经济增长的系数。这时候农业增长，务农的增长是靠土地集中，靠劳动力减少外流一部分人，剩下少数人的工资来提高的。到最后充分就业就是务农的和打工工资差不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农民集中在太少的土地上。如果再减少一批农民的话，剩下的农民也可以达到8千多块钱。这时候就达到一个充分的就业。
(此文系樊纲在海口“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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