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年会 -> 2000年年会:“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0年中国经济50人年会会议纪要——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作者:石小敏 樊纲 盛洪 张曙光等    阅读:5829次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年会: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0年年会纪要)

 

第二部分: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1、充分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
  石小敏:目前中国现实的机遇是理念、体制、政策都在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转变。理念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是大道理。我们下决心加入WTO就是一个理念上的举措。今后我们需要站在加入WTO后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将会带来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处理经济事务。财政货币政策是小道理,前几年我们阻止不了经济的下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在小道理上作文章。新世纪伊始,我们应抓住理念、体制、政策都在进步的机遇,走好新世纪的第一步,这对我们未来3-5年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回暖,亚洲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欧洲经济在欧元启动后逐步走稳,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启动下,下滑的势头减缓,因此,为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需有一个确切的定位。
  2、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仍需持续2-3年
  樊纲:就象我们当初控制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见效一样,现在要扩大内需,扭转通货紧缩,也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奏效。不能因为一年的扩张性政策没有充分见效就说它无效,就认为它应被放弃。一般说来,即使在经济运动相对平衡的市场经济国家,扩张性政策持续2-3年也属正常范围,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因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缩减的压力这两年来在逐步增大。所以,再有2-3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继续执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是有必要的。要特别防止经济刚刚有启动的苗头就停下来,结果可能是前功尽弃,还要重新开始又一轮的启动过程。日本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3、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建设
  盛洪:去年宏观经济政策看起来力度比较大,但为什 功效比较小? GDP的增长仍然是逐季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传导受到阻碍。政府政策之所以成为政策,决非是政府的单打独斗,而应更加体现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影响社会的行为,不然就成为一个企业而非政府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形成的投资增量,应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增长。而自1997年以来投资乘数在逐年下降,1997年为3,1998年为1.5,由于投资乘数的变小导致了政策效应的降低。实际上,投资乘数是和GDP的周转或货币流通速度相关的。这几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核心的原因是背后的市场制度受到破坏。我们实施的政策离不开制度的基础,虽然制度改进产生的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但制度破坏的影响却可以立即体现。如荒诞的农村政策损害了农村市场机制的基础。农村20年的改革不仅是实施了包产到户的联产经营责任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农村、农产品的市场机制。从1992-1997年,农民的消费倾向为负数,因此,我们只重视财政政策的力度,而忽视了其赖以发生作用的投资乘数背后的市场制度,使宏观政策效果打大折扣。
  4、目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只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
  樊纲: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因此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政策,在“大家不花钱”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支出。这自然就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增发债务“承受能力”的担心,特别是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的担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政府债务是可以由新的政府债务来偿还的,而不是必须由税收收入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是否可承受,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关键是要看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看它是否超出了整个经济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仅看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就这一点而言,由于我国过去几十年在发债问题上一直较为稳健,所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迄今尚未超过10%,在世界上属于最低的,即使将国企欠银行的坏帐、国有部门的外债等所有最终要由国家负责任的“准财政债务”都算到一块,占GDP的比例也不超过50%,与国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仍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按照去年以来每年1000亿左右的发债规模,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3%,连续2-3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相反,若不采取扩张性政策,听任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金融风险却可能更加严重,更容易暴露并引发危机。
   至于政府支出的“质量”以及由此带未的经济增量的“质量”问题,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第一,政府支出总是存在质量问题;第二,宏观政策的首要效率目标是减小宏观经济波动,而各种微观效率包括工程施工效率等等,则要靠长期各种体制改革加以改进。在目前给定的体制条件下,我们只要做到发债的收入,不再用于企业的建设或补贴,而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或为低收入阶段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就可以避免最严重的微观无效率问题,同时保证宏观效率的贡献。宏观层面上什么都不做,微观体制的改革也不见得就能很快取得成果,结果还耽误了可以实现的增长。我们如果有十全十美、不存在问题的宏观政策,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执行这种政策了。
  5、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考虑改革税收制度
  张曙光:要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靠投资的增长来带动,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增长。2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验教训表明,我们财政政策需要在税收上做一些文章。目前的税收体系是在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生产型税制,尤其是生产型的增殖税对投资品不得低扣进项税的规定,再加上建筑安装工程征收的营业税,整个增殖税的税率超过了17%。以前是为了抑制投资冲动而制定的税制,现在要启动投资,这就要求调整这种税制,仅靠取消投资调节税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汪同三:在实行财政政策时考虑减税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笼统地减税,很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我国主要是生产型税制,生产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存量,即减税只能按原有的生产结构继续发展,不利于结构的调整,而收入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增量,即减税可以调整消费、投资的比例,进而通过投资、消费行为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在目前的税制状况下,减税也应是结构性减税,才有利于结构的调整。
  6、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快调整
  石小敏:首先,改革外贸经营体制,特别是加大一般贸易体制的改革,由传统的国有外贸公司向民营外贸体制转变。目前国有外贸公司是国有企业中状况最坏的。其次,调整宏观政策的配置思路,反弹琵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目前财政政策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财政资金在财政债券----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之间循环,而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却因资金奇缺而不能大力发展。1999年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有两项:一是风险投资基金,二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但总的资金数量仅仅100多亿元,而支持国有企业的资金仅债转股一项就达2000-3000亿元,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的70%来源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方面可以搞活经济,另一方面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创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