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1、充分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
　　石小敏：目前中国现实的机遇是理念、体制、政策都在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面转变。理念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是大道理。我们下决心加入WTO就是一个理念上的举措。今后我们需要站在加入WTO后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将会带来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处理经济事务。财政货币政策是小道理，前几年我们阻止不了经济的下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在小道理上作文章。新世纪伊始，我们应抓住理念、体制、政策都在进步的机遇，走好新世纪的第一步，这对我们未来3-5年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世界经济回暖，亚洲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欧洲经济在欧元启动后逐步走稳，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启动下，下滑的势头减缓，因此，为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需有一个确切的定位。
　　2、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仍需持续2-3年
　　樊纲：就象我们当初控制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见效一样，现在要扩大内需，扭转通货紧缩，也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奏效。不能因为一年的扩张性政策没有充分见效就说它无效，就认为它应被放弃。一般说来，即使在经济运动相对平衡的市场经济国家，扩张性政策持续2-3年也属正常范围，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因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缩减的压力这两年来在逐步增大。所以，再有2-3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继续执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是有必要的。要特别防止经济刚刚有启动的苗头就停下来，结果可能是前功尽弃，还要重新开始又一轮的启动过程。日本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3、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建设
　　盛洪：去年宏观经济政策看起来力度比较大，但为什 功效比较小？ GDP的增长仍然是逐季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传导受到阻碍。政府政策之所以成为政策，决非是政府的单打独斗，而应更加体现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影响社会的行为，不然就成为一个企业而非政府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形成的投资增量，应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增长。而自1997年以来投资乘数在逐年下降，1997年为3，1998年为1.5，由于投资乘数的变小导致了政策效应的降低。实际上，投资乘数是和GDP的周转或货币流通速度相关的。这几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核心的原因是背后的市场制度受到破坏。我们实施的政策离不开制度的基础，虽然制度改进产生的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但制度破坏的影响却可以立即体现。如荒诞的农村政策损害了农村市场机制的基础。农村20年的改革不仅是实施了包产到户的联产经营责任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农村、农产品的市场机制。从1992-1997年，农民的消费倾向为负数，因此，我们只重视财政政策的力度，而忽视了其赖以发生作用的投资乘数背后的市场制度，使宏观政策效果打大折扣。
　　4、目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只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
　　樊纲：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因此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政策，在“大家不花钱”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支出。这自然就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增发债务“承受能力”的担心，特别是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的担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政府债务是可以由新的政府债务来偿还的，而不是必须由税收收入来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是否可承受，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关键是要看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看它是否超出了整个经济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仅看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就这一点而言，由于我国过去几十年在发债问题上一直较为稳健，所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迄今尚未超过10％，在世界上属于最低的，即使将国企欠银行的坏帐、国有部门的外债等所有最终要由国家负责任的“准财政债务”都算到一块，占GDP的比例也不超过50％，与国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仍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按照去年以来每年1000亿左右的发债规模，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3％，连续2-3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相反，若不采取扩张性政策，听任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金融风险却可能更加严重，更容易暴露并引发危机。
　　 至于政府支出的“质量”以及由此带未的经济增量的“质量”问题，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第一，政府支出总是存在质量问题；第二，宏观政策的首要效率目标是减小宏观经济波动，而各种微观效率包括工程施工效率等等，则要靠长期各种体制改革加以改进。在目前给定的体制条件下，我们只要做到发债的收入，不再用于企业的建设或补贴，而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或为低收入阶段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就可以避免最严重的微观无效率问题，同时保证宏观效率的贡献。宏观层面上什么都不做，微观体制的改革也不见得就能很快取得成果，结果还耽误了可以实现的增长。我们如果有十全十美、不存在问题的宏观政策，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执行这种政策了。
　　5、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考虑改革税收制度
　　张曙光：要保持2000年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靠投资的增长来带动，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增长。2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验教训表明，我们财政政策需要在税收上做一些文章。目前的税收体系是在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生产型税制，尤其是生产型的增殖税对投资品不得低扣进项税的规定，再加上建筑安装工程征收的营业税，整个增殖税的税率超过了17%。以前是为了抑制投资冲动而制定的税制，现在要启动投资，这就要求调整这种税制，仅靠取消投资调节税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汪同三：在实行财政政策时考虑减税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笼统地减税，很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我国主要是生产型税制，生产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存量，即减税只能按原有的生产结构继续发展，不利于结构的调整，而收入型税制税率调整的是增量，即减税可以调整消费、投资的比例，进而通过投资、消费行为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在目前的税制状况下，减税也应是结构性减税，才有利于结构的调整。
　　6、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快调整
　　石小敏：首先，改革外贸经营体制，特别是加大一般贸易体制的改革，由传统的国有外贸公司向民营外贸体制转变。目前国有外贸公司是国有企业中状况最坏的。其次，调整宏观政策的配置思路，反弹琵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目前财政政策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财政资金在财政债券----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之间循环，而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却因资金奇缺而不能大力发展。1999年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有两项：一是风险投资基金，二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但总的资金数量仅仅100多亿元，而支持国有企业的资金仅债转股一项就达2000-3000亿元，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的70%来源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方面可以搞活经济，另一方面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创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