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年会：中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0年年会纪要)
　　
　　第三部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刘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即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矛盾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自90年以来，以不变价所衡量的第二次产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出现下降，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次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5．6%，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个百分点左右，低收入国家90年代服务业的平均比重为39％，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收入的比重为49％。中国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比重低二十个百分点。服务业为什么出现滞后的现象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制度性的垄断，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各种进入的壁垒。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第二，对服务业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相互关系，但是为什么发展服务业的前提必须是发展当地的工业呢？这两者之间在国际化背景下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第二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多，两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不是以13亿人口为基数，而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有人曾经做过测算，如果城市人口每年增长3％或增加3个百分点，GDP可以享有1．2到1．5个边际增长率，也有人说，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第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尽管中国的硬性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和公路，码头还要继续发展，但是目前软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如居民对未来改革充满着不稳定的预期，我们相应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与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间是严重不对称的。再比如说，目前民营经济正在逐步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体制和制度仍然偏爱病态的国有部门。另外，居民正在由消极的储蓄者变成积极的投资者，而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都不配套。还有，中国经济正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社会的冲击，但是目前的种种规则与这种形势严重不适应。总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政府职能的不到位，可能是诸多结构矛盾中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是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实际上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关系，有了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的信心增强，投资的回报有了保证，这样外资会不断增加，国内储蓄会更快转为投资，于是可以享受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就会看到投资率相应的下降，可能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另外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才能的积累，如果有了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目前我国治理结构的问题有三点需要特别重视。第一，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还不够明确，以致于使代理人在具体经营操作过程中不明白自己的职能是什么，主要表现为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等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产权没有挂钩，导致一系列的短期行为；第三，是涉及到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CE0、独立外部董事、信息披露、投资人作用等基本制度仍然不健全。总而言之，目前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一种“三缺二”的现象，虽然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对投资利益、股东利益、经营者的收益如何实现最大化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固此整个治理结构是不完整的。
　　因此，下一步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体制性的调整。进行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标，是尽快使中国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去。目前的增长格局充满着风险，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而增长在中国转轨的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如果我们失去了机遇，而急转入下一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中，可能增长会更成问题。因此，结构调整应该和增长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
      四、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

      1、中国经济不能不加快改革，同时也不能停止增长
　　 樊纲：我们不能为了维持增长就停止或放慢改革。改革的事，能做就做，能上就上，开始了就不要再停下来或缩回去。象加强金融风险控制、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等要坚决继续下去，还要加快，不能因为由此造成了一些问题就停下来或放慢。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没有增长，我们的许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加以调节，力争保持增长的势头。在任何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必须用一定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对经济下滑听之任之，则是一种失职。就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言，若不赶快继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虽然1999年实现了7.1％的增长，但到了2000年，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采取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这不能成为政府对经济下滑什么都不做的理由。找出一种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容易，但也该反过来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什么也不做，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从全局通盘考虑，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包括近则与远则的利弊，政府都必须做些什么，而且越快越好，早做比晚做好。越早采取措施，力度和成本还都可以小些，等经济真的下滑到底，成本会更大。
　　2、短期宏观政策与改革、发展的长期措施应同时推进，但不应混为一谈
　　短期宏观政策是一些可以立即实施并能在6-12月内见效、防止经济进一步滑坡的措施。而“更根本性”的改革与发展措施是，如：进一步向私人投资开放各种市场，到消各种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加快发展各个层次、各种各样的产权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发展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从而进一步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改革政府机构、取消各种不利于增长的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垄断，降低公用品和服务品的价格；加快发展住房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消费信贷等等。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其实都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因此事实上都属于中、长期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即使现在立即开始落实（比如对私人投资开放市场和发展消费信贷），也得2-3年才能开始逐步见到宏观规模的效果，更何况许多事情还迟迟不能实施。因此，把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与长期改革和发展问题加以混淆，听起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是理论概念不清的表现。
　　 3、加大体制性政策的操作力度
　　 陈东琪：所谓体制性政策是指哪些突破体制瓶颈，促使体制放松，让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政策措施，它不同于财政、货币政策等“总量性政策”。突出表现是，政府不要花钱，只要放权就行。这种体制性政策，不仅“增长效应”明显，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1999年下半年出口快速增长，有人说是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600亿元换来的，除此之外，下放出口权对刺激出口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2000年扩大内需，可以从体制放松上采取更多的措施，对生产，流通、分配和经营等再生产环节的体制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具体包括：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放开住宅交易市场；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加快建立市场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创新银行信贷体制；适当开放民间金融，建立非国有企业自由融资机制；取消收费制，建立单一税制；重塑国有资本产权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让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变现；变实物分配制为货币工资制，发展经理年新制和股票期权制；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体制等等。这些体制创新的政策措施，不可能在今年一年内完全推出，但是，今年在这方面的力度应当大一些，范围应当宽一些。体制创新，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如果今年的增长速度更多地来源于体制创新，来源于“体制效率”的提高，那么，高速度当然是一件好事。
　　4、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企业运营机制问题
　　梁优彩：为了增加企业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今年在继续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1）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民营经济的运营环境，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2）积极发展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3）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规范政府职能，取消各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规章制度。
　　以上这些政策和建议如果能及时得到贯彻落实，必将会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但是,如果这些政策与建议不能及时到位,实现经济增长止跌回升就有困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能否及时到位和顺利推进将是决定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