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蜂地搞“结构重型化”，弊病百出，为何却难以改弦更张？这其中有对所谓发展经济学“定理”的迷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老话题，也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从依靠投入增加的外延（粗放）增长方式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内涵（集约）增长方式转化，走出一条符合于我国国情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不顾资源禀赋情况去搞什么“结构重型化”，只能是“扬短避长”我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中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口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调整大多针对外延增长方式的结果，而非其原因。造成外延增长的一些重要的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例如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很大，政绩考核仍然以产值增长作为最主要的指标，土地、淡水、劳动、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向下偏离保持未变等等。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下，“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为主线，不少地方政府就不顾本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把经济结构的优化定位于“重型化”，运用自己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权力，大力发展高耗能、高资源密集和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

    经济结构优化，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的基本原则是“扬长避短，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我国资源禀赋的总体情况是：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短绌、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必然如此。如果各个地方都不顾自己的资源禀赋情况去搞什么“结构重型化”，那么恰好就是“扬短避长”，结果是资源瓶颈约束迅速凸显、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于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薄弱而加大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重化工业无效投资形成银行不良资产而蕴涵着金融风险等。

    发展经济学不存在这条“定理”

    为什么会把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理解为重型化？一条重要的根据，是认为各国工业化都必须经过一个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的“定理”。其实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这条“定理”。它只不过是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早期发展阶段经验数据的机械外推，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旧型发展道路”。

    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靠的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所以存在着农业与工业之间此消彼长和轻工业对重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两种重要趋势。20世纪初的某些经济学家根据这种趋势预言，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可是历史的事实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不是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是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提高支持增长的道路。

    为什么各国的现代增长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旨在改进专业技术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制度的建立，使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大为加速，为效率提高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领域；第二，服务业在20世纪初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先导部门，这不但为降低物质生产成本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为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成本开辟了道路。第三，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技术向各个产业和各个行业渗透，带来了社会整体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十分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决不能循着先行工业国早期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地爬行，非要等到碰壁以后再去自己寻找新路，而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汲取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节约型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