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是指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历史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货币秩序的总和”①。它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确定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②。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共经历指国际间交易结算了三种类型,即国际金本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当前的牙买加体系。每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对应着一个时代,是该时代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时又在时代的范围内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发展。1971年8月15日，当美国宣布不再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时②，布雷顿森林体系突发性地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混沌无序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即通常所说的“牙买加体系”④。在这一体系下，依仗着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元的霸主地位仍得以保留。直至现在，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和支付与储备手段。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于并未真正走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和弊端的窠臼,主要表现在: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虽然遭到削弱，但它在国际货币中的领导地位和独特的储备货币职能仍得到延续；浮动性汇率机制并未改变成员国仅从本国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进行决定汇率和干预管理的现状；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为了继续维持现存的以现金为基础的多变自由支付原则,IMF的原组织机构也得到延续和保留,但国际货币体系三个核心内容方面的秩序却不复存在。因此,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又被人们称为“无秩序的体系”或“无体系的体系”,而这种“无秩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已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之一。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有力地支持各国经济金融的协同发展，有时甚至形成障碍，如基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③常常诱发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扩散。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更强的适应性，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仍无法消除。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出现的金融危机，都是明显的例证。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具有的显著性特征决定了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内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缘于：

 

    （一）“特里芬难题” (Triffin Dilemma)。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新型的国际货币制度，从而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转结束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弥补了国际收支清偿力的不足，并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支持续保持逆差，不断输出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即国际储备)，这势必会危及美元信用从而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反之，美国若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其他成员国国际储备增长又成问题，从而会发生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的增长。美元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Triffin)所提出，成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他并且据此预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会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特里芬难题”的本质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这一难题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就存在，只不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罢了。

 

    “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取代，国际储备资产实现了多元化，美元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及支付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特里芬难题”。但这一体系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呢？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目前，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0%以上，在国际外汇交易中占 4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中占近 50%。这种“美元特权”使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他国输出美元获取巨额的“铸币税”，输入他国的实际经济资源，并可利用美元支付巨额的外债，减少美国经济资源向国外的转移。发展中国家无力通过本币的国际化反映自身利益，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输出的储备资产，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心仍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金融的依赖，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分析现有的国际储备结构，不难发现美元仍占有相当的优势，即便将来欧元和日元能够与美元相抗衡，相对单极化或三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还是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只要“特里芬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就一定存有引发崩溃的“非定时炸弹”，这表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脆弱性。

 

    （二）制度性缺陷。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陷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均衡性。首先,IMF的功能缺陷。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事前”并没有充分关注各国的金融和经济状况,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危机发生后, IMF只是关注成员国维持自由汇兑的能力,因此提供的援助是货币性质的,仅仅是帮助危机国恢复对外清偿力,而不是克服经济衰退,从而在对危机国进行资金援救的同时,还一味迫使其按照“华盛顿共识”①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改革。三是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无法行使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之职。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难以肩负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其次，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一方面，在日益深化和广化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影响程度正在加深，各国间高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但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超国家性”的制度因素，各国相机抉择的、变换频繁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的博弈解常常是零和性的，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再次，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三）价格信号紊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的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的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大规模无序的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根据蒙代尔模型理论，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混乱的汇率格局导致各国汇率出现了过度波动。以主要的国际货币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发现1971-1980年之间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汇率波动率超过200%，1980-1985年之间达到50%，1985-1992年之间重新达到200%，1992年之后也有30%，这就说明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性（详细数据可见表1）。佛罗德和罗斯（Flood, R. & Rose, A. ）的分析证实，主要国际货币间的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这种波动无法运用已有的各种汇率理论进行合理解释。

 

表1、 用美元表示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即期汇率波动率（1990-2000）②

时间	英国英镑（%）	德国马克（%）	法国法郎（%）	意大利里拉（%）	日本日元（%）	欧盟欧元 （%）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9.6 12.2 13.7 11.8 6.6 8.4 6.3 8.7 7.0 6.7 7.7	9.3 13.6 13.9 10.5 8.6 12.3 6.5 9.6 8.6 8.9 11.8	8.8 13.0 13.4 10.0 8.1 10.8 6.1 9.5 8.6 8.9 11.8	8.6 12.6 16.5 11.3 8.1 10.4 5.6 8.8 8.5 8.9 11.8	10.5 9.7 9.0 11.0 8.9 13.7 7.7 11.4 18.1 13.3 11.0	8.9 10.7
平均值	9.0	10.3	9.9	10.1	11.3	9.8

 

    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也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过度波动，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韩元和泰国铢对美元的汇率都贬值了50%。IMF（1998）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75-1997年期间，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约在53个国家发生了158次货币危机，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凯明斯基和赖因哈特（Kaminsky&Reinhart）研究了1970-1995年间发生在20个发展中国家的71次货币危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多数货币危机直接缘于本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从根本上缘于主要国际货币的过度波动。③汇率的过度波动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投资者心理分析的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证明：一方面，汇率的过度波动，即汇率对均衡价值的极端偏离常常会引起错误的价格信号并增加了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投资的减少及经济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汇率的频繁波动，再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钉住”(temporary peg)而非货币局制度下的永久性钉住(permanent peg),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引起投资者的“心理锚定”出现了扭曲，为此会强化国际投资者的“羊群效应” （bandwagon effect）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contagious effect) ,进一步加剧了汇率的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一些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性配置资源或利用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规避汇率的过度波动风险，但这些金融投资策略的交易成本高昂。

 

    美联储主席沃尔克（Volcker, P.）认为汇率过度波动有三个：第一，在当代资本全球性流动的背景下，保持固定汇率意味着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政府偏好于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不是对外汇率的稳定性；第二，汇率波动涉及到不止一国，当发生令人厌恶的汇率变动时，不可避免的争议性问题就出现了，即哪一国应当首先承当起调整其政策的重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是模糊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因素和复杂的经济判断因素；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讲，传统的支持货币稳定的重要选民——金融机构的态度发生了很大逆转，这种逆转根源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在波动的金融市场上可以获得大量的套利收入，他们对于感知市场压力具有极强的敏感度并时刻准备着把握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套利机会甚至放大这种价格偏差，此时，广大的进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承当了货币波动的大部分风险和成本，而金融机构付出的仅仅是很少的交易费用。基于这种成本分布的分散性和利润分布的集中性促使金融机构会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游说，而大量的国际贸易者和国际投资者却由于“羊群效应”无法有效影响政治决策。①

（四）国际性游资冲击。如发生在墨西哥、东亚、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国际间大量的过剩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国、一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②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就增加到了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短期资金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按它每天的交易额来计算，其交易总额相当于当天世界商品贸易额的100倍。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是一国自身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和投资政策取向的综合反映，同时金融格局的趋同化、无形化以及连动性，对资本流动方式和速度有着较大干扰刺激作用。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正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hot money）规模的提高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恰恰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更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种便利首先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特点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其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的无约束性制度特性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对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的鼓励也是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原因。但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高波动性同时也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强化因素。

 

    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待机予以攻击并引发一国货币危机的爆发；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本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当依赖“群羊行为”的短期资国际资本出现集体无理性流动时又会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传染”到别的国家。这些说明，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危害具有乘数效应。根据IMF（1998）的估计，在1975-1997间53个国家发生的158次货币危机中，这种危害的“乘数效应”造成危机国GDP增长的平均损失达到了4.3%。

 

    相比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秩序则是一个通过增加金融的稳定性进而提升各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尝试，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与保持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协调，对短期性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是这个体系一个基本要素。按照金融史权威专家迈克尔·保度(Michael Bordo)布雷顿和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Bordo & Eichengreen）的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50-1970年代里运行良好，并对欧洲和日本战后的经济重建极有贡献。①然而当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发行货币准备的国家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控制都逐步丧失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于1971年崩溃了。

 

 

    以上分析表明，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的内生性因素，但对这种脆弱性又如何测度呢？依据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米什金（Mishkin, S. F ，1999）研究，当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干扰了信息的有效流动从而使金融体系无法对生产性投资项目有效融通资金时，金融不稳定就会发生。①脆弱性也就是不稳定性。那什么是“金融不稳定性”呢？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概念。加拿大银行的约翰•钱特(John Chant)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金融市场上的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通过影响到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或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金融不稳定可以概括为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是金融不稳定的潜在表现形式。美国联储董事会前主席罗杰•佛古森(Roger Ferguson)认为，金融不稳定有以下三个特征：(1)某些重要金融资产的价格严重偏离经济基本面；(2)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及可贷资金量受到严重影响；(3)总需求明显偏离均衡水平，远高于或低于一个经济体的潜在总供给水平。国际清算银行的安德鲁•克罗克特(Andrew Crockett)则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实际经济部门受到来自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如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或金融机构的倒闭产生的负面影响。“金融不稳定”相对应的就是“金融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前任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Andrew Crockett)认为，金融稳定可包括：（1）金融体系中关键性的金融机构保持稳定，因为公众有充分信心认为这些机构能履行合同义务而无需干预或外部支持；（2）关键性的市场保持稳定，因为经济主体能以反映市场基本因素的价格进行交易，并且该价格在基本面没有变化时短期内不会大幅波动。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Aredt Houben等(2004)认为，在金融稳定状态下，金融体系应具有如下功能：（1）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能有效地分配资源；（2）评估和管理金融风险；（3）承受各种冲击④。欧洲中央银行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表述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运行良好，抵御各种冲击而不会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一种状态③。一般来说，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构成的市场、金融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规章制度的总和构成一国的金融体系。布洛克和马利罗思（Brock, W. & Malliaris, A）则提供了一套综合性测定金融稳定性的技术指标，他们将金融稳定性定义为一国经济体系具有的在遭受外生性冲击时具有的较快恢复到原始状态的特征。④本文依据这种测定，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脆弱性定义为汇率波动或资本流动冲击对受冲击国（危机国）GDP等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自我快速恢复的影响程度。

 

    依据IMF（2002）的分析（如表2所示），1975-2001年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生货币危机的各类型国家的GDP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其GDP恢复年限也比较长，尤其是当货币危机进一步演化成为银行危机时，GDP的损失会更大，GDP的恢复年限也会拉长，这些数据表明，缘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货币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对一国的影响相当巨大并且不容易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脆弱性程度从中可得到一些体现。豪斯曼，宾尼沙和斯坦（Hausmann, R., Panizza, U., & Stein, E. 1999）的实证发现，拉美国家中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比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利率波动性。①卡尔沃和赖因哈特（Calvo, G. & Reinhart 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非稳定性效应。②这些学者都把脆弱性理解成为一国经济由于无法自我快速恢复而经济持续下滑的现象，外来性冲击常常影响到汇率，进而相继引起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利率、物价、银行信贷、实物投资、消费，甚至整个国家的GDP和社会福利。也有学者构建了一个汇率体系对贸易和福利影响效应的一般均衡模型，结果显示汇率脆弱性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偏好和货币政策规则等变量，而且，较高的贸易量也并不预示着较高的福利。③

 

表2. 货币危机中相关波动的产出损失及恢复时间（1975-2001）④

	发生货 币危机 国家	平均的恢 复时间 （年）	每次危机造成 的总产出的平均损失（%）	造成损失的 危机次数 （%）	破坏性危机 造成的总产出的平均损失（%）
货币危机国 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158 42 116	1.6 1.9 1.5	4.3 3.1 4.8	61 55 64	7.1 5.6 7.6
货币危机国 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55 13 42	2 2.1 1.9	7.1 5.0 7.9	71 62 74	10.1 8 10.4
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54 12 42	3.1 4.1 2.8	11.6 10.2 12.1	82 67 1.86	14.2 15 14
货币和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32 6 26	3.2 5.8 2.6	14.4 17.6 13.6	78 100 73	18.5 17.6 18.8

    注: 指GDP恢复到危机以前所需的时间； 指GDP预期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之差； 指造成GDP增长损失的危机； 指造成GDP增长损失的所有危机造成的GDP增长损失的平均值； 这里的货币危机被界定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中货币因素占到75%以上； 指货币危机过程中发生过银行危机。

 

    基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一国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多样化实证结果，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性的不稳定特征，而这种内生性不稳定要对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的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扩散和经济损害负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源于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脆弱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其中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涉及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台湾等国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土耳其和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就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而相应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也越来越多，本文认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基本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第一种方案是改革现有的IMF。根据本文的分析，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作为国际货币, 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应该提升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理顺其被弱化和异化的功能,有必要对其进行广泛的改革。IMF改革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IMF体制的改革。要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 IMF根据宪章规定,一国份额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规模决定的,份额制使美国作为IMF的主要股东而操纵IMF,所以IMF需要对份额制进行修订,更多地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来调整份额。但正是由于已形成的美国占绝对地位和经济规模决定份额的现状,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份额比例,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地位,这恐怕还须一个很长的过程。

 

    （2）对IMF的贷款限制条件方面进行改革。在向成员方提供资金援助时，IMF必须确定有关成员方所推行的政策能够缓解或者完全解决对外支付问题。为取得IMF的贷款支持，成员方必须对实施补救措施作出明确的承诺，这种承诺称为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该承诺还要能确保成员方及时偿还IMF的贷款，从而保持IMF 有限资金的周转性，以便向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其他成员方提供资金。IMF的贷款条件可以表现为与IMF合作制定政策的一般性承诺，也可以是为金融政策制定具体和量化的计划。IMF应认真吸取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充分考虑各国的特殊性情况确定他们应采纳的调整政策,在实施援助计划时,应改变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并将它作为唯一目标的作法,而应将危机国中期内走出经济衰退的需要列入计划予以考虑,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从而使计划更宜于被受援国接受并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减少IMF与受援国不融洽状态。在这方面，IMF已经采取的一个改革方案便是1999年4月26日公布的新的备用信用限额法(CCL方案)。IMF允许成员国确定一个可以从IMF贷款的最高限额(通常为其份额的 300％--500％)，即在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萎缩的传播或国内经济萧条等未预期到的突发性冲击下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IMF贷款的最大限额。2002年9月26日IMF执行董事会正式批准了贷款条件新的指导方针。贷款条件新的指导方针是对1979年条件指导原则的首次重大修改。制定新指导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和改进贷款条件，进而提高基金支持计划的有效性和国家所有权的改革，改善IMF和借款国的互动关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新指导方针强调，贷款条件对达到基金支持计划的宏观经济目标极其重要。新指导方针旨在确定同其他国际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之间更明确的分工。在基金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标准，新的指导方针包括了这些标准，而且新的方针引进了判定贷款条件是否恰当的标准，特别强调了结构性贷款条件的重要性，认为该标准对取得计划的宏观经济目标至关重要。

 

    （3）对IMF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进行改革，增加机构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看IMF内部的权力状况: IMF的权力是来自于各成员国所让渡的主权权力的集合而形成的超国家权限,主权与这种超国家权限的博弈如果失衡就会导致整个组织权力运作出现问题,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甚至权威。在IMF的实践中,有很多超国家权限的行使超越了其章程的限定。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改革。我们发现, IMF的双重目标是导致组织机构不合理的关键因素,所以为了界定单一目标就有必要依其现有的双重目标进行“政企分离式”的彻底改造。其一,改革调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公共行政管理机构,其二,改革专司金融服务职能的单纯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具体可参见余元洲博士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关于IMF运行过程中权力控制结构的调整,其核心是执行董事会组成与加权投票制的改革。其三，建立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无一不与信息不充分和扭曲有若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成员国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外债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名不副实，国内经济增长出现泡沫时，IMF有义务对成员国及公众提出忠告，对共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并在其相应的出版物上反映这些信息，以便有关当事方警觉，作出正确的风险判断，这就要求各国公布更多的数据资料，并在更短的时间内公布最新的数据结果。还要公布借款方的数据资料和工业国的贷款机构的有关数据。其四，由IMF牵头建立若干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和储备调拨机制。

 

    （4）要对IMF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绩效进行提高，首要的在于制定各种“硬性指标”并有效推行。而IMF自己提出的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四个动议是：IMF决定鼓励成员国推进其政策的透明度，引进新的政策指导方针，并通过推动双边或多边性监督解决金融脆弱性；IMF承诺通过改善和推行国际标准、支持各国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来加强全球性货币体系的稳定性；IMF计划通过推进私营性部门的发展来限制道德风险并强化市场纪律；IMF将对汇率制度及资本市场的开放顺序展开集中性研究，并对基金的融资便利设施、金融资源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① 另外，IMF还缺乏一种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要求有一个国际最终贷款者的角色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使IMF具有如此相应的功能。

 

    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第一种方案即改革IMF最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对IMF的控制和操纵，这种方案的可行性难度也很大，而且长期来看对于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并不具有彻底性。

 

    第二种方案是构建新全球性金融架构。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另一种看法认为需要建构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其中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史华慈（Schwartz, A.）认为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IMF根本没有位置，通过对IMF作为金融危机管理者的“经营业绩”进行研究，他们认为IMF能力有限，应该被“解雇”。②克鲁格（Krueger）则建议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适当降低IMF的作用，如限制IMF援助资金的发放，因为较少的援助资金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和提升市场纪律。③里坦（Litan, E. R）提出，现实汇率的高波动性和资本流动的急速逆转性都需要IMF来扮演金融危机的主要监管人。④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Eichengreen, B.）认为IMF应该注重对银行短期性外债的监管并限制过度借贷。⑤维尔德和维西尔茨托（Velde, F., & Veracierto, M.）则认为，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全球性货币体系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解决谁来执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⑥

 

    新全球性金融架构对于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非常关键，但有关全球性新金融架构的设计讨论仍在讨论中且争议颇大。因为即使不考虑IMF、WB在新金融架构中的地位问题，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经济大国应当发挥作用的大小、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等问题也必须予以考虑，而且改进的全球性新金融架构也必须符合各种非贸易性集团或货币联盟国家的利益。

 

    金融全球化要求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金融政策的协调对预防和抵制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市场约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一些大国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里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理应发挥大国的表率作用，为建立“多边相互协调”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而努力。当然，在局部区域范围内（欧元区和美元区），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已相当成熟，而在经济也相对繁荣的亚太地区，这样的协调机制还未形成，亚元区的形成还遥遥无期。这种局部的区域协调虽然对国际金融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却要求全球范围的经济协调和合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经济协调和合作机制基本上还未形成。鉴于世界经济中存在的脆弱性，各国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加以应对和化解，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更要承担责任，实行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美国应进一步关注其宏观经济中存在的脆弱因素，与有关国家加强政策协调，防止汇率大幅波动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欧元区应加快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改革措施，在必要时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应重点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努力进行结构改革，为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也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改善融资条件，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应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步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仍是防范危机的根本途径之一。因此，IMF要继续检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架构，逐步建立能真正体现经济全球化根本特征、能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我们认为把构建新全球性金融架构应该成为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当然，全球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同时更正取决于各国(包括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国内金融政策的质量。就跨境资本流动的效率和安全性而言，如果国内金融政策出现问题，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或其他国际金融架构的变化，即使再英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以防患与未然。

 

    第三种方案是区域性货币安排。瓦格纳（Wagner, H. 2000）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趋于稳定，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正向着“不可能三角”中“稳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让渡”进行过渡，这种过渡体现在IMF的改革偏好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趋势上。①2002年元月1日，“欧元”已正式流通，这标志着欧洲货币统一的目标已经实现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存在诸多困难，但作为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着手改革而产生的欧洲货币体系毕竟成功地存在着而且已实现了统一的单一实体货币的目标，它为未来国际通货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性的基本构架。因此，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则坚持其“稳定性三岛”观点，即未来美元、欧元和亚元 “三足鼎立” 的货币格局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蒙代尔教授认为，在世界还没有出现一种全球单一货币的情况下，亚洲肯定需要一种共同的货币。因为亚洲若不实行共同货币，需以第三国货币作为贸易支付单位，这将加大区内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他预计，2021年亚洲经济将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由于美元及欧元两大区域已形成，所以亚洲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共同货币，世界货币需要“亚元” 。

 

    在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演进路径上，钟伟（2001）认为，欧洲货币联盟采取的是单一化货币联盟（the 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美洲应采取主导货币型一体化形式（以美元为主），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可能需要采取多重货币联盟（the multiple-currency monetary union）形式的演进路径，其演进可能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亚洲货币基金AMF(Asian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①EMU无疑是当代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最典型案例，但有关美洲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步骤仍在讨论。②与欧洲货币联盟和美洲美元化趋势相比，亚元困难重重，但亚洲单一货币区并非无望，其演进可能是从次区域范畴开始，以日元国际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为内核生长扩展，除已充当第三大世界货币的日元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四极货币。

 

    随着美元贬值和欧元强势地位的重新确立，欧元将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以及各国债券发行和外汇储备方面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尽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会改变，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欧元地位将显著上升。这是美国经济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今后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欧元区成员国将进一步增加；拉美地区货币美元化的国家可能增加，美国可能与其中某些国家进行货币合作，形成松散的货币集团；日元将加快国际化步伐，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卢布使用范围将扩大，可能与独联体某些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进程的加快，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及台币之间的合作将得到加强，逐步实现宽松的有弹性的固定汇率体系。由于各大货币区货币一体化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货币制度安排相对滞后，相关的制度安排路径和合作机制还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6]杨胜刚、黄文青（200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财经科学》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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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rubel, H. G. (2000). The merit of a Canada¨CUS monetary union.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 19¨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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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②庄起善：《世纪经济新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

②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意味着一个单方面“撕毁合同”的逃债行为。

④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未能就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达成一致意见，然而通过市场的发展和一些新的结构安排，国际货币形势继续在发生着变化。1976年1月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的金斯敦达成了一个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在此基础上通过了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从此国际货币体系便进入到牙买加体系。

 

①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以“会议共识”的名义，抛出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会议纪要”。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上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所以威廉姆逊抛出的“会议纪要”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十项政策工具是：（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华盛顿共识”集中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全面推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②资料来源: Malliaris, A.G. “Global monetary in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 IMF, the EU and NAFTA”,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3, pp.72-92. 2002.

③Kaminsky, G. L., & Reinhart, M. C. “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pp423-500. 1999.

①Volcker, P. “The quest for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Realistic or quixotic?” In P. Gray & S. R. Scheherazade (Eds.), The quest for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in the next millennium. Stamford: JAI Press. 1999.

②国际短期资本，也叫国际游资，就是常在国际或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快速调入撤出的短期资本，以套取高额利润为目标，即“热钱（hot money）”。

①Bordo, M., &Eichengreen, B.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Woods system”, In M. Bordo&B. Eichengreen (Ed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reevaluating the BrettonWoods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①Mishkin, S. F. “Global financial instability: Framework, events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 pp.3-20. 1999.

②参见段小茜：《金融稳定：目标、涵义及制度框架》[D]，《金融时报》2004年09月07日。

④Houben,A,Kakes,J and Gschinasi,Toward saframework for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tability[R],IMF Working Paper,2004,101(4):11-12

③Padoa Schioppa,T.Center banks and finacial stability: exploring a land in between[A], in:V Gaspar,P.Hartmann,Osleijpen(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ystem [C]. European Central Bank,Frankfurt,2003:269-310

④Brock, W. & Malliaris, A.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tability and chaos in dynamic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1989.

①Hausmann, R., Panizza, U., & Stein, E. “Why do countries float the way they float?” Working Paper 418,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9.

② Calvo, G. & Reinhart, C. Fear of floating. Working Paper 799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0.

③ Bacchetta, P., & Van Wincoop, E. “Does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increase trade and welfar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pp.1093-1109. 2000.

④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The Fund, May. 2001.

① 详细资料可网上查阅：http://www.imf.org

② Schwartz, A. “Assessing the IMF’s crisi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record“， In W. C. Hunter, G. G.

Kaufman, &T. H. Krueger (Ed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rigins, 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 (pp. 453-457).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③ Krueg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rigins, 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 (pp. 425-441) ，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④ Litan, E. R. “Does the IMF have a future? What should it be?” Economics, 12, pp.214-321. 1999.

⑤ Eichengreen, B.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 practical post-Asia agenda”,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⑥ Velde, F., & Veracierto, M. “Dollarization in Argentina”, Chicago Fed Letter, 142. 1999.

① Wagner, H. “Which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an era of high capital mobility?”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pp. 191-203. 2000.

① 钟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国际金融研究》，2001第4期第8-13页。

② 其他参见：Neely, C. J. “An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controls”.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81, pp.13-30. 1999. Grubel, H. G.The merit of a Canada¨CUS monetary union”,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 19¨C22. 2000.  Alexander, V., & von Furstenberg, G. M. “Monetary unions: a superior alternative to full dollarization in the long run”,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 pp.205-225. 2000.  Antinolfli, G., & Keister, T. “Dollarization as a monetary arrangement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83, pp.29-39. 2001.

蔺乐、龚正（2001）：《关于亚洲货币基金有效性的分析》，《国际金融研究》第8期第2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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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柳钦（1969-），男，湖南邵东县人，经济学硕士，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在《经济科学》、《经济管理》、《中国软科学》、《现代国际关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研究参考》、《改革》、《国际经济合作》、《南开经济研究》、《中国风险投资》、《财经理论与实践》、《农村金融研究》、《金融论坛》、《亚太经济》、《经济问题探索》、《管理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国际商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改革报》、《中国信息报》、《工人日报》、《经济学消息报》等多种经济类核心期刊、专业期刊和权威报纸上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研和参与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软科学课题、省部级课题和其他省市级政府咨询课题等20余项。出版专著2部。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金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