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7月30日刊登文章《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暗升千亿，与政府博弈所致》披露：根据银监会7月26日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二季度国内银行贷款质量继续好转，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继续呈现“双降”。其中最核心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大幅“双降”。银监会指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如此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行实行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所致”。仔细分析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其中“猫腻”，如果剔除工行财务重组的因素，今年上半年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将不降反升，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加723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剔除三家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因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下降因素，从2003年底到2005年6月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四大国有银行的实际不良贷款余额将会增加1100亿元以上。人们不得不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银行不良资产不断上扬，这千亿不良资产将由谁来背？

许多专家都认为，不良资产的形成是源于贷款猛增，而贷款猛增一旦遭遇宏观调控，银根紧缩，倒霉的资产不良的事就发生了。从现象上看，这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由于贷款形成不良有一个周期，国有银行过去一年半以来不良贷款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和2004年发放的贷款成为不良。从2003年到今年上半年，正是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点，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2003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3万亿元，其中四大银行新增贷款16786.33亿元：工行新增贷款3906.54亿元；农行新增3554.33亿元；中行新增2768亿元；建行新增3557.46亿元。正是由于贷款猛增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去年4月，中央政府开始宏观调控，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由于宏观调控必然导致某些行业的大起大落，与这些被“调控”行业相关的一些贷款开始成为不良。说来说去，原因还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中企业的意，没有继续给企业源源不断的贷款支持，因而导致资产不良。在我看来，这近乎热昏的胡话。

企业包括银行企业不良资产的形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因素造成的，一类则是非经济因素导致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可能由于企业微观经营不善，也可能由于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这都不是上千亿不良资产形成的主因。它的主因是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具体的讲，权力资本的参预而经济腐败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全国每年的成千上万起经济贪污，行贿受贿，金融巨贪，那一起没有银行的贷款参预其中，那一起没有权力资本参预其中，那一起没有违法乱纪参预其中？公权资本化，在银行贷款中寻租获利，给贷款埋下了资产劣化的种子。这类事例，几乎不用列举，各类媒体，几乎各个时段都是俯拾即是的事例，令人目不暇接：“女老总贪污挪用22亿，中国头号证券大案一审宣判”，“上亿元金融巨贪被执行死刑，刑前仍然不承认有罪”，“第一金融大案择日宣判，石雪涉案金额达264亿元”。

对于公共大众来说，他们同样也关心这上千亿的不良资产如何转化为优良资产，同样关心如果不能转劣为良，这如此沉重的包袱将由谁来背？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央行对于国有银行提出了不良贷款“双降”的考核指标，要求国有银行通过增加盈利能力来消化不良贷款。这个初衷并不为错。但在国家控制存贷款利差的前提下，银行只能通过多存多贷才能够到赚钱，于是国有银行就拼命放贷，放贷多了盈利就会增加，就有更多的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然而，更多的贷款换来的是更多的呆账坏账，因为有更多的权力资本又加入其中。人们没有从国有银行经营收益的提高中，看到不良资产的逐年变少，恰恰相反，眼见为实的是它在逐年变大。这个包袱，也可以说这个黑锅，最终要由老百姓来背！表面上是中央政府拨款来冲销烂账，但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而决不可能出在牧羊人身上。正是广大纳税人的钱，成为不良资产的真正“埋单”者。广大老百姓，才是不良资产的最大受害者，经济恶果的分摊者。

消除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本出路在于银行体制改革，真正打破中央政府和国有银行的“父子”关系，取消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甚至改变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指标要求国有银行办好的干预，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经济中与民资银行、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与此同时，更要大力度地反腐败，建立遏制公权转化为资本的经济机制。权力资本退出银行贷款之时，方才是不良资产得到根本医治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