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多年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的矛盾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乡村发展问题与产业资本的介入和扩张愈来愈相关。

    一、急于扩张的产业资本必须学会如何跟农民交易

    近代史的教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旧中国工业化与乡村社会的稳定明显呈负相关，而且，我的研究曾经证明，工商业资本进入农村的剥削重于传统的地租，成为农民革命爆发的主要动因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民国年间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社会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在传统乡村社区与产业资本这种对立性质的主体之间不可能实现平滑交易、低成本结合。

    而在当代中国，在执政党明确强调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导向下，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原理的决定作用下，产业资本只有改变与乡村社会的对立关系，才能切实地降低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才能使自身资本收益为正。

    无庸讳言，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这都是个重大挑战。所谓交易成本增加的假设，已经被90年代以来大量爆发的农村群众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对抗冲突所证明。

    一方面，中共中央十六大以后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了，2005年年初明确的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中非常清楚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适当、矛盾激化，这是过去普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其必然的趋势就是产业资本要扩张，能够直接变现的资源被中央垄断了，没有条件直接变现的资源在农民分户经营条件下必须交易。

    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急于扩张的产业资本必须学会如何跟农民交易。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国家，当前最短缺的要素不是资本，而是资源，包括土地和水资源、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现在石油、矿产资源主要是被中央政府垄断的。那些没有被垄断、或放松垄断控制的资源，便引发民间资本大幅度西进，例如近年来的圈地、圈水、圈煤，由此也就造成了像阜新矿难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说这些问题是传统的执政方式，没有按照执政党的保持先进性教育内容而改变的那种情况之下形成的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主要靠的是资本的规模扩大，这是基本规律。无论是区域性的资本还是行业性的资本，只要能够在规模上打赢，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发达地区乡村社区实现工业化之后，资本必然要求扩充、整合其他社区的资源；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所以改革如果是转变机制的话，政府的改革安排就是如何在本地资源的整合上降低交易费用。

    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发达地区的真实经验，其实主要就是如何以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形成产业资本，并且低成本地促进产业资本扩张。

    二、产业资本在乡村扩张的四种模式

    归纳近年来产业资本在乡村成功扩张的经验，现象上看主要有四种模式。前两种模式都是通过社区内部的力量，低成本整合资源，以此实现扩张。

    第一种模式，社区内部自生产业资本通过兼并临近社区实现低成本扩张。

    乡村社区和内生性产业资本这种自发结合，主要发生在原有社区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发展相对比较快速的地方。

    我们知道，1997年中共中央15大政治报告正式明确了“资本经济”概念。而资本追求增殖收益则当然是资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因此，在这些农村集体化社区已整体上实现了工业化之后，这种内生性的产业资本也必然要进一步扩张，以形成追加的资本收益。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最能够直接形成资本收益的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因而，产业资本扩张必然要和资源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者）进行交易。由于我国属单一制国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只要上级有命令，下级就要把资源交出来，因此资源向资本转换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不发达地区的资源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政府手里。有矿产的地方，矿的开发归国家大公司掌握，所以矿产开发过程中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产业资本收益，由大型国有垄断公司占有，而地方尽管资源很丰富人民却仍然贫困。例如，陕西延安地下有油有气，但油气的开发权却不归地方政府掌握，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将资源占有、通过开发实现资本化并取得超额收益，但延安仍旧贫困。最近引起冲突的地方政府按照国有垄断公司要求收回私营企业石油资源开发权的事件，矛盾双方争取的都是资源资本化权利，不过层次上有分别。

    但是在农村中内生性的社区产业资本则不同。比如华西村，它在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如何实现扩张呢？社区产业资本的扩张同样需要跟资源所有者交易，但如果它一点点地扩张，一家一户去跟其他社区成员交易，成本必然极高。因为苏南那个地方，人均不过半亩多地，企业要是想扩建厂区，占别人的地，一家一户去交易根本不可能。所以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大多数这些社区产业资本密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整村兼并。山东、江苏的集体企业大都是如此，像华西村就兼并了周围四个村，华西的总人口规模就变成了上万，更主要的是，周围的几千亩地也全部纳入华西，那里的村属企业得以通过社区内部交易，获得土地使用权且无需为此付高额补偿费。按照一般工业开发用地价格（一亩地30万），占有四千亩地将是多大的成本！企业支付的不外是让全体村民们都享受华西人的待遇：盖好房子、上养老保险等。企业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占有、整合了其他社区的资源，社区的产业资本得以扩张。企业无非是支付了房子的建设（它自己有建设队）以及上保险的费用，所以说低成本的产业扩张，在社区内部交易成本可以最低，就因为不用单家独户去交易。

    这第一种模式，可以归纳为是社区内部长大的产业资本，对周边整村兼并，低成本扩张，它的交易费用非常低。

    第二种模式，与社区有关联的外部产业资本借用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

    一些较贫穷的社区自己没有什么资源条件形成产业资本，但有能人，能人出去以后在外面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资本，回到本村进行改造，以整合本村范围内资源。

    费孝通老先生当年的理论研究指出，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使得商品经济的关系在社区内难以发育。毕竟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是一种文化，亦即一种广义制度。从社区出去在外部形成产业资本的企业家，回来整合自己本社区的资源，这样相对交易成本也比较低。因为他是本村人。例如最近电视报道的山东企业家梁希森，挣了钱回来把自己本村改造了。

    这种经验在发达地区已经变成政府经验了。

    比如江苏、浙江，早年搞农业现代化试验的时候，主要是上农业机械、搞喷灌，占用大量投资。但投资上去了，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却严重不合理。我们说改革就是转换经济机制，如果工作没有下到转换经济机制的根本上，则可能事倍功半。那时我跟江苏省领导和农工部长建议：应该改一个字，将农业现代化改为农村现代化。为什么改？就是江浙已经有了一批成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想实现外部扩张极其困难，尤其是那些镇级的企业，因为村这级所有的土地被农户个体承包了，镇级企业本来和周围的村就没有办法交易，和分散农户就更没有办法交易，导致整合资源的难度极大。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把农村分散的资源整合成更大的产业资本，形成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内在机制。所以我们当时的建议就是“中心镇战略”。当时一个县市的范围内有几十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很小，无法按照产业的合理布局去整合资源。如果搞中心镇战略，一个县级市里面不要超过十个中心镇，最好是五个，其他的乡镇改变成街道办事处，还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变成派出机构。中心镇变成副县级，下设各分局，有县级的职能，对周边多少平方公里的资源都可以整合，以此来降低成本。整体上来说，它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本也都会降低。

    第三种模式，外部资本进入社区，但要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

    一般外部资本进入乡村整合资源的风险，比上述的内部整合要大得多。

    例如山东的三联集团。其最典型的案例是该集团开发改造济南东郊。东郊有很多问题村、上访村，因此一说到改造东郊，累积矛盾必然会爆发。老百姓都忙着盖棚，以后能够与企业交易出更好的住房条件，这样凭空增大了城市化开发的交易费用。三联集团的老总张继生比较聪明，它利用原来的社区组织来降低交易成本，将企业占有的土地资源资本化的部分收益，让渡给社区组织，以减少企业直接对付单家独户的交易成本。

    现在哪怕只有一个钉子户，去拔的成本也太高。过去的报道揭露了很多类似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化快速扩张直接去拔除钉子户。但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两年农村中的群体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农民负担重引发的治安事件大幅度降低（降低了大约80％），这是因为中央减免税并且农民负担一票否决；但同期土地纠纷引发的案件则大幅上升，尤其是城市拆迁过程中的土地纠纷。

    去年10月国务院关于土地征占的文件出台以后，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十倍以上，这就进一步导致外部的产业资本要想进入分散占有土地产权的农村社区，其交易费用大幅上升。过去普遍化的“政府傍大款”再也行不通了。可以断定，当保先教育逐步完成的时候，只要发生冲突，政府往往会立刻退出，一般都不敢再站在企业一边，至少在表面上也会站在农民一边。因为中央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宏观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的决策方向变了，这可能导致那些沿袭旧办法的企业的投资风险增加。整体上看，中国资本过剩的整体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仍然采取旧的扩张方式就肯定要出问题。这就需要搞出新的模式来。

    我们说，外部资本进入乡村社会，如果确实成功了，那其中必然有特殊的新办法，而不是沿用过去的手段。产业资本介入要想整合地方资源，要想跟农民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技术含量”是不行的。

    第四种模式，产业资本通过乡村建设支持农村社区发展，化解投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同时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就是新的模式。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自己做企业挣了钱以后，为了表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抗战期间，在离重庆四十公里左右的北碚建立了北碚试验区，整体改造城市郊区农村，让农民能够随着他的企业化进程改善一点自己的生活。这种方式取决于企业如何设计、如何选择一种低成本的进入乡村的方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我们的国粹。晏阳初当年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穷、弱、私。所以他开展定县试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教农民的孩子洗手、从妇女扫盲入手，逐步发展。梁漱溟这位早年北大唯一没有学位的教授、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儒，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展邹平试验。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各种乡村建设流派。

    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农村，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地主阶级，亦即：农村没有阶级矛盾，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能处理得好，就能方便的构建和谐社会。所以，领导干部要抓如何稳定乡村。

    税费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及其下设的正式组织与农民的矛盾必然缓和，同时带来了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的威胁，我们不能把乡村留给黑恶势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等等非正规组织。要发展良性的正规组织，就要搞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搞老人协会，实现老有所养；帮助农民搞妇女协会，妇女们得以一呼百应；农村安全了，生产安定了，有文化活动了，大家也能够互相帮助了，这就稳定了乡村。要不然现在一亿多人口外出打工，很多乡村就空洞化了，留下“386199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会有很多问题对付不了。

    另外，对应小农户分散经济无法抗御市场风险，我们提倡按照国际合作社的规范搞规范化合作社，通过小农户的联合来对抗市场风险，用合作社的收益来从事公益事业。这样，良性的、健康的、正规的组织，替代掉了非正规的、不健康的组织。因此，我们提倡的乡村建设其实是利用传统、解决传统；利用旧统治、发育新统治；利用旧制度、发育新制度。

    如果企业家愿意学当年的卢作孚先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事乡村建设，就可能降低进入乡村的交易成本，实现产业资本与乡土社会的双赢。对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可以帮助做有关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