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经济、金融、石油危机和企业亏损的发生？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能在成功预测未来的基础上解决好各种资源的管理，因为只有在成功预测到未来的基础上管理好各种资源才晓得自己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于是，便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了，难道成功预测未来与管理好资源之间会存在什么本质、必然、内在的联系吗？是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笔者有这么说的理由吗？当然有了。不过，在全面阐述、介绍和提出有效方法论之前，还是先讨论一下传统理论与手段的无奈吧！

在生产力欠发展的短缺经济条件下，人类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与理论，它们毫无疑问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可是，又不能否认，它们都是那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并存在许多“时代症”，误以为资本的增殖与经济的增长都必须在“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殊不知它正是产品、生产、资本过剩的理论基础。那么，诞生于上个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是否可以这样说，传统经济理论是为扩大再生产来服务的理论，可是，在产品、生产、资本过剩的前提下，传统经济理论必然会失去其固有的光彩，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不扩大再生产产品还面临卖不出去危险，生产扩大的结果不就造成新的产品滞销？人本经济学学者能解决该问题？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的盈利、国家的税收和世界财富增长是靠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可是，在生产过剩、经济饱和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经济社会面临的已不是生产不足而是购买力的严重不足。因此，如果我们再用人本经济理论或量变经济手段和经济学、管理学方法来应对新经济已经不成。为什么？因为生产不仅不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反而使大量的企业资本消失。

如果体制上没有突破与创新，那么受损害的只有生产者自己。相反，一些本来并不从事商品生产的人却可以借助生产者的相互竞争从而达到不生产同样可以获得盈利的目的。比如，索罗斯等人的就是借助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暂时出现的一些经济瑕疵兴风作浪，而受损害的却是那些生产经济过剩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而在这种状态下，所谓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已无用武之地。

索罗斯等人并未向生产领域投放一分钱，可他们却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比生产、再生产还要大的经济收益。很显然，这种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是有根本区别的，尽管他们的资本投放到了金融、保险、期货、股票市场，但获得的收益却比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经济还要大。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他们是非法，反正他们没有到银行抢你的而谁又能说索罗斯等人从事的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投资性质？

过剩产品、生产、资本的出现已经使传统经济模式缺乏动力，因为产品、生产、资本过剩已经不能给人们带来利润。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产品、生产、资本过剩的前提下，扩大再生产已不能给企业、地方、国家、区域、世界创造财富；相反，生产越多，给企业、地方、国家、区域、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企业为社会生产商品、为世界创造物质财富错了吗？

是的，是十分肯定的，因为人们生产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享用而不是“笼子的耳朵”，更不是为了亏损而生产。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一些企业家、管理者的脑袋里，至今仍把生产称为“第一线”，把为生产服务的称为“第二线”，而把产品销售人员和市场开发人员称为“第三线”。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试想，生产的产品如果是企业亏损的因素，这样的“第一线”岂不是在制病毒？

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先生说，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其实，经济理论不仅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而主要是用来揭示经济规律。因为要想把现象解释清楚就需从本质入手，否则非但解释不清楚现象还有可能把现象当作本质。世界上有许多现象相似而本质、结构相反。比如，资本与反资本从现象上看相似而它们的结构却相反；资本增殖与资本过剩从现象上看相似而它们的结构却相反等。

进入20世纪诞生了一门全新意义上的经济学，它的名字叫可持续发展战略。或许，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该理论与资本的增殖是矛盾的。虽然该理论已使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但如何将该理论与世界的、区域的、国家的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却缺少具体方法与对策。

谁不想对环境、资源加以保护？可是，当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时就很难作到了，这是从小至大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很难灭迹的原因。在生存、资本安全性尚不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一味地要求他们尽保护资源、环境的义务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正面临着生存危机。

笔者不是在否认该理论，也不是说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对，只是说对它的实施缺乏内动力。为什么？因为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国家、区域、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动力是资本的增殖，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仅仅是个条件或者说仅仅是外在原因。

该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只提出了问题而却缺乏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它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却没有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使企业、地方、国家从环境中获取高利益，忽略了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或者说它缺乏与资本增殖的联系性。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应该仅仅是人类经济学而应该是国家经济学、地方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它应教会人们如何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前提下使资本增殖。

经济理论用来解释经济现象是不够的，否则就变成经济历史学。当然，一种新经济模式和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时代的、客观的反映。理论如果不能体现时代特征、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建筑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那么它就不是科学。

面对产品、生产、资本过剩，经营者、管理者、生产者顿时成为没有思想准备的客人，因为高投入并不能够给人们带来高产出，多生产也不能够给人们带来多盈利——投入与产出已不能成正比而成为反比了。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资本这个曾经主宰世界的东西，其魅力、魔力、生命力跑到哪去了？

凡是搞经济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体会，就是经济事物已经运行完毕而一些数据才最后得出。财务数据、管理可以说是最具体、直接的经济活动，可它却是对经济事物运行状态的历史回顾。换句话说，只有当经济事物运行已经完成了而我们的一些经济数据才能结算、提供出来。笔者承认，这些数据可能会对未来经济事物的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可它却无法对已发生的事物进行任何的改动。

人类能不能提前认识、把握经济事物的运动状态、运动趋势？如果能的话，那么认识、把握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还是像传统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那样从对成本管理的成果中得出来吗？不成，显然不成，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的理论成果明显地滞后于企业、地方、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实践。甚至有人还美其名曰为“先有实践，后有管理”。我们怎么能用这样的论调来为自己辩护？

怎样才能克服这一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史上的特大难题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一“矛盾”呢？当然有，那就是对经济事物实施经济逆变和经济聚变。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未来是尚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总不能凭借着自己的想象来对未来的经济事物进行管理。那么，问题又出在那里？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一个可参照的经济事物、物质的运动模型。

包括人类社会、意识；经济事物、资本物质在内都的东西都是物质，不同的事物、物质在运动状态上均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状态也应该能够从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比如裂变、聚变运动就是普遍的，不仅宇宙时空中有，细胞、原子、粒子和经济事物中也都有。

人类、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事物是否也都是物质有呢？当然是。既然是物质，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当作物质来进行管理呢？于是，聚变、逆变经济学便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在了对经济事物、物质运动模型的研究上。笔者断定，由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经济事物都是物质，因此，它们与宇宙、星系、细胞、原子等物质形态在运动状态上势必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宇宙、星系、细胞、原子中得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事物的裂变与聚变的运动模型。

理论的意义在于能指导实践并能够为实践所服务；经济学如果只能解释一些现象而不能揭示规律，那么它就会失去价值。为此，为了避免在一些现象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就需要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属性，去认识物质的本质与性别差异，因为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性别关系的体现。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够将事物的本质、属性、性别关系搞清楚，就等于是已经掌握了未来。

状态是什么？状态是事物运动规律的体现而规律的形成又离不开事物本质、属性、性别关系。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便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上升为具有规律性的运动状态的认识与把握。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的意义就如同驾驶员对汽车、飞行器结构与性能的认识与理解，关系到它们都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的问题，能到哪里和不能到哪里的问题，这样经济管理学变成了物理学。

经济管理真能变成物理学吗？是的，因为经济事物也是物质，不仅具有属于自己的质量，也具有属于自己的能量，更具有属于自己的本质、属性、性别差异。换句话说，经济事物的运动不仅与它们所具有的质能、性能、功能有关，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地想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再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能把汽车当飞机来使用，也不能把飞机当宇宙飞船来使用，更不能把宇宙飞船当汽车或飞机来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前考虑经济物质的运动环境的问题和它所使用的能源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汽车、飞机、宇宙飞船性能的发挥。搞好了或经过改造以后，汽车可具有飞机的性能，搞不好飞机连汽车的作用也赶不上。但有一点那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是汽车、飞机还是宇宙飞船都一定有其共性特征。也正是由于如此，才有我的逆变经济学、管理学、管理法诞生。

这难道不是新世界、新世纪，新亚洲、新中国，新企业、新市场，对新经济学、新管理学、新会计学和新核算法的新要求？那么，这种新的要求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能走在时代前列的逆变经济理论！

如果没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企业亏损的不断发生，也就没有逆变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创立，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企业亏损的不断发生锻造了这一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创立。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始终落后于这种存在的本身，但这不等于说人类就不能提前预知一些自然、社会、经济事物，而理论的意义在于能指导、服务于社会。

很显然，逆变经济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如果笔者不能创立它，迟早也会有别人创立。前不久笔者在书店里见到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负熵=利润》。我虽然没有阅读，但如果没有搞错，这本书应该是一本与“逆变经济学”或是与“逆变管理学”有关的理论。

笔者以为，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自己的片面性，可以说片面性对于人类来说简直就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是由于，不管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人们都不可能取得一个绝对的“中立”地位。就算能够取得，也会因为其自身就是一个携带了性物的物体，因此产生性倾向也就是件在所难免的事。“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其核心精神就是要人们去努力追求不偏不倚。

由于人们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所以“中庸之道”也就变成了一种千古佳话和儒家学者崇尚的一个精神境界了。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其研究对象经济事物的运动状态，而它又是由人的意识支配（回到人本经济学），所以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人们就不能克服这种片面性，而是说克服归克服，产生归产生，克服往往代替不了产生，否则就不存在克服。

那么，笔者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想说明的是，在经济活动中，不管人们多么努力都无法避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此，不断地修正错误反倒是一件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工作了。大家知道，经营管理失误就是一件谁也无法避免的事，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危机的产生和企业亏损的发生。为此，为了避免在经济上犯更大更多的错误，我们势必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逆变经济理论。

逆变经济学、管理学、管理法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在经济上犯更大更多的错误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体系。在笔者看来，不管干什么工作仅凭想象力是不行的，最好是有一套方法来加以制约，而逆变经济学、管理学、管理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当然，在建立的过程中需要有客观依据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首先搞清楚是非，而逆变经济学说得就是经济意义上的是非曲直。

那么，什么是逆变经济学？笔者以为，它是站在“非”的立场上来研究和探讨经济是非的一种学问，也就是说由于事先就拥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非”——前提，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将一切的“非”都排除掉的话，那么我们获得的也就必然是那个“是”了。比如我们知道生产过剩是反经济因素或者说是个反经济过程，因此如何避免、消除生产过剩现象的发生，也就自然成为逆变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我们都知道经济过剩是反经济过程，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经济过剩的产生呢？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情。那么，我们能否将生产过剩扼死在摇篮里？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建立逆变经济学的必要了。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生产过剩的产生不事哪一个人、哪一个企业和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今天。

那么，逆变经济学学者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呢？难道一个所谓的理论就能把这么一个深层次上的问题解决吗？当然，这就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为什么会产生某种理论的原因，这也是笔者为什么会说“经济理论绝不是只是为了解释经济现象的，更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的一个原因。那么逆变经济学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笔者以为，解决生产过剩的最好办法是对资源进行“前置式管理”。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发现：所谓经济其实就是个不断地将各种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过程。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经济的重点放在对各种资源的管理上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不等于实现了经济管理的提前化了吗？当然，这里讲的资源不仅仅是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当然也应该包括意识资源在内。也就是说，对资源的管理应当优于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因为经济是由资源决定的。

什么叫“资源”？岂不是“资本之源泉”之意义？既然“资源是资本的源泉”，当然也就自然是“经济之源泉”了。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有些人们为什么就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明白？或许有人会说，就算我们把对经济的管理提前到了对资源的管理，那又怎么能把生产过剩的问题给遏止住？无非你就是在纸上跟大家说说而已。如果要实际操作，恐怕不是某个人、某个企业、某级政府能办到的。

然而，笔者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它本来就是某个人、某个企业、某级政府的事情，或者说它本来就与某个人、某个企业、某级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表现在它能够直接牵涉到某个人、某个企业、某级政府的既得利益。谁能说产品过剩与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没有利益关系？谁能说生产过剩与某级政府和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利益关系？由于具体方法将在下面的文字中予以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凡是能称“学”的东西都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逆变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那么，逆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逆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存在并散落于经济社会的各种“亏损资源”。什么叫“亏损资源”？为什么要在“资源”的前面加上“亏损”二字？加上“亏损”二字的意义何在？

毫无疑问，把对经济管理提前到对资源管理的本身就具有现实意义和创新意识，但这还不能说它就是逆变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逆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那么，逆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正如上述，它就是“亏损资源”。那么，什么又是“亏损资源”？笔者以为，它是“已经发现有用但未被利用”的那些存在并散落于自然界、经济社会和企业的各种物质、非物质。

其中，“已经发现有用”是第一个标准，“未被利用”是第二个标准。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条件达不到，那它就达不到“亏损资源”的标准。或许又有人会说，你上面描述的不就是资源的定义？又怎么变成了“亏损资源”的定义？这是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有的资源都具有“亏损资源”的意义，因为一旦它们被人类所利用，那它就不再是资源而具有资本性质了，因为它们已参与资本增殖。

当然，只要没有参与资本增殖的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资本，因为它们的存在并不计入经济的、企业的成本。如此也就说明，是否计入成本是区别资本与资源的客观依据。当然，这也不是说，已经计入成本的东西就不再具有资源的意义，因为固有的资本物质一旦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尽管它还在企业的、国家的账面上，但它的资本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难道不是现行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弊端之所在？

如此也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亏损资源”不仅包括未被利用的原始意义上的那些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意识资源，更包括由于人们的失误而形成的非原始意义上的“资源资本”，即由原来的资本转化而来的各种资源。比如过剩的产品、过剩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不能充分利用的资本的货币形式）、过剩的劳动力和已经发明但尚未形成生产能力的科技发明、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程序。

总之，只要是发现有用而未被利用的都属于逆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然，研究对象并不等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而任何一门学说都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现象，更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那么，逆变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它给人们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华，那就是怎么样来对这些“亏损资源”实施逆变，并使其成为“盈利资源”和“盈利物资”。

试问，又什么比让“亏损资源”或者说“亏损物质”直接转化为“盈利资源”或者说“盈利物质”更“划算”的呢？这就是逆变经济学、管理学、管理法产生的社会学、经济学意义。那么，什么叫做让“亏损资源”或者说“亏损物质”直接转化为“盈利资源”或者说“盈利物质”？谁又有本事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你不是在做梦吧？当然，至少此时的作者还没有进入梦乡，要不怎么能打出文字来？

笔者以为，一种东西究竟应该属于“亏损资源”还时应该属于“盈利资源”的关键或者说区别就在于它“是否放错了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样质量的物体由于放在了不同的位置所以才会有是与非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摆放一下它们的位置，那么是与非就会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变。比如同样的一支部队，起义前后的性质完全不同；再比如同样的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治病救人。

在经济学上，这种例子就更多了。比如织造机械，可以织毛料，可以织棉布；可是，如果我们更换一下角度，它还可以织建筑上用的玻璃纤维布，甚至还可以用它来织比较精细的金属丝网。以上说明什么？说明那些停产、半停产的纺织企业的设备并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和必须要淘汰的，为什么非要逼迫企业当废铁卖掉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它们的用途呢？这就是逆变经济理论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防范各种危机和企业亏损的发生。那么，这又做何种解释？笔者以为，这与逆变经济学、管理学、管理法所使用的材料有关。这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由于逆变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亏损资源”和如何将“亏损资源”逆变为“盈利资源”，所以它对“亏损资源”实施逆变的过程中势必会减少“亏损资源”的数量，而它们正是经济危机所用的材料。

试想，如果没有放射性物质的存在与提纯，又怎么可能有裂变经济物质的生产？又怎么会被索罗斯、麦肯斯等人利用？换句话说，如果过剩产品、过剩生产、过剩资本少得可怜或者说纯度不够，即便他们有引发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的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条件和环境啊！再换句话说，人为永远也替代不了物为，想象力永远也代替不了执行力；如果条件不具备，谁也别想在经济场、价值场上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