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在媒体上有一篇文章被转载得频率较高，它的题目是《千万别把经济学家错当管理学家》。作者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不同，阐述了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本质不同，可以说是一篇很有见地，也很值得一读的好文章。但是，笔者读后觉得作者有故意将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区别扩大化的嫌疑。笔者看来，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微妙差异而已。

    要想把问题搞清楚，首先需要把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搞清楚。比如谈到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就应该首先把“他们都是一些干什么的人”的问题搞清楚，这是区别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首要问题。那么，什么是经济学家？笔者以为，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和揭示经济事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一群人。这样就把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规定了下来；什么是管理学家？笔者以为，管理学家是专门研究和探讨如何按照经济事物存在与运动规律办事的一群人。这样就讲清楚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是区别，区别有本质区别与微妙区别之分。所谓本质区别，讲的是结构、性质的不同，这当然是指事物本身来说的；所谓微妙区别，是指在结构、性质相同的基础上，其存在与运动状态有差异。

    区别本质区别与微妙区别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和能否提出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基础意义的东西。有些人就是由于搞不清楚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区别、微妙区别，所以经常会把具有本质区别的东西当作微妙区别，或者把本来是微妙区别的东西当作本质区别的事物来对待，结果犯了矛盾扩大化的错误。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另外，还需要说清楚的是，研究对象的大小并不是区别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依据，或者说不能因为是研究国家经济的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企业经济的就是管理学家。这是因为国家经济存在着管理问题；企业管理也存在着一个对国家经济存在与运动规律认识的问题。我们知道，企业经济的集合就是国家经济；国家经济的分解也就是企业经济。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认识不到，所以犯了不少的错误。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管理学家站在了各自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上去看问题；相反，一些管理学家只顾政府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企业、个人的利益，殊不知没有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的体现也就不会有政府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个人和企业是纳税人，是政府、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如果个人、企业得不到利益，他们又拿什么纳税？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做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又必须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管理学家；要想成为一位成功的管理学家，又必须具备宏观经济意识。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界限也就越发地模糊了。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观学问的学者；所谓管理学家自然也就变成了如何适应新经济、新世界的学问家、战略家和方法论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就没有区别，因为两者又毕竟是有区别的，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将它们加以区别的必要。但是，这种区别一定的微妙的区别而绝不是本质的。这就如同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微妙区别与内在联系一样，或者说是经济观与经济方法论的关系一样，当然是不能分割的了。

    世界凡有联系的事物都是不能分割的。比如时间和空间就是不能分割的，否则在经典力学之后就不会有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产生。其实，物质质量与物质能量也同样是不能分割的，否则物质质量与能量也就不会有“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存在。伟大的物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爱因斯坦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一点应用于他所研究的领域里，才创立了“理论物理”之说。

    其实，不仅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界限是模糊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物理学与经济学同样是模糊的。谁能说经济社会不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谁能说经济社会不是由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时间和质量、能量物质构成的？经济社会缺乏时间、空间和缺乏物质质量、物质能量吗？缺少了上述物理学意义上的东西，人类经济社会又是靠什么东西来运转？

    难道仅仅是人的意识吗？即便人的意识、思维模式、智能、智力和以智力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是“第一生产力”，而谁又能否认这些所谓的推动力、生产力不是由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守恒与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或者说释放出来的？谁又能说我们不能用力学原理解释经济现象，用力学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不是能量过剩的表现？

    有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存在，那就是我们的一些企业、一些政府、一些国家的经济工作之所以会发生亏损和搞不上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的企业、政府、国家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东西来看待而没有把它们看成是系统的一个分系统。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认识。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产生，恐怕就与这种缺乏联系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存在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联系的，更不要说经济学与管理学、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内在联系了。而笔者之所以要些这篇文章，目的就是要让人们从联系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区别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要忘了区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联系，而不是“为了区别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