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 

　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 

　在我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的确，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在9.7%，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9.5%。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形形色色的赶超战略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差异看作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不得不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和优先发展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初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为了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其他产业则将得不到最起码的资本。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必定会有行政保护。其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建立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而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农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少数几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发展，而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的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换句话说，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 

　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做出正确的反应，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反之，当资本变得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就应该相应变为相对便宜。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还能取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而且，发展中国家资本最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蓄的倾向也会高。所以，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总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最快。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因为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除此之外，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会相当迅速，从而要求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须相应做出迅速的调整。为此，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关于哪些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较优势、新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种准公共品。任何企业固然可以出钱出力去获取这种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传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会方案应该是让所有企业知晓。此外，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过程具有规模经济，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应该充当这个集信息收集、处理和分布的职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作为个别企业选择产业和技术时的参考。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需的相关变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由于资金的限制和风险的存在，单个的企业不会在所有领域进行投资，而有时这种投资活动的不配套会导致结构升级的失败。例如，要从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以轻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基础设施及进出口活动等都要有所变化；而从轻加工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同样需要有相应大范围的调整。单个企业是不能胜任这种协调职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决定朝哪个方向努力，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分析，提供引导和支持，帮助单个企业就其自身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做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实现社会上各个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对那些遵循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来说，作为创新者，与任何创新者一样，他们的创新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表明这个社会的比较优势尚未达到如此高的阶段，或是选择的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其他企业得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新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价值，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创新企业提供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速度将比社会最优的速度慢。 

　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产业政策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相背离的，而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则与变化中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19世纪后期德国依靠“铁与血”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常常被作为政府以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这种政策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当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为英国的60%，比法国还略高，所以，它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铜等产业。 

　二战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遭受更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总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表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条道路，并没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之说，但把它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成功经验和谨慎对待当前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