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热议激评此次税制改革。观点种种，看法多多。尽管这些意见未必都有十足的价值，但这么多人参加讨论，实在是一件喜闻乐见的大好事。尽管有人言之过重地说多数看法“系一地鸡毛性质”（《热议个税，纳税人内讧没意思》，人民网2005年09月02日），但这些议论中却存在着诸多严重误解、误判与误读倾向。及时廓清这些看法十分必要。

第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此次个税改革就是“新时代的均贫富”。（《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新时代版的平均贫富》，《国际金融报》2005年8月29日）人们乐于谈论“均贫富”话题，在于人们身陷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无奈与无助。当国家利用巨大的经济杠杆来调节财富分配的时候，得到改变的并非只有经济政策，还有经济热潮下人们躁动的情结与心态。个税被赋予更多更大超出它本身机制的期待，根本无需用时间来证实就可以说，这显然是个税无法承载之重。

税收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它对于贫富差距的校正，其幅度与范围都是有限的。贫与富差距大格局，是在第一级生产关系中铸就的：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拥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就凭什么在经济活动中获取经济报酬。在有资本参预运行的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的收益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在劳动者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工种，不同行业，不同“领色”，收入也霄壤之别。税收作为调节器，只是在大格局分配之后的小调整。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要期望过了头。事实上，个税改革根本不能改变财富分配的大盘子。打个比喻，第一级分配是“大腿”，第二级分配是“小腿”，你能指望“小腿”扭过“大腿”？也可以理解为，“大腿”决定跨度，“小腿”决定幅度。进一步讲，在国家税源中，个人所得税只是的一个小税种。2004年全国征收个税1700多亿，占税收总量不到７％。所以，税制改革决不可能全面纠正分配不公，也决不可能大幅缩小贫富差距。

不过，也不能小看个税改革，因为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穷人的税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富人本应承担的税负。在一个贫富差距肆意横行的背景下，这种调整还真在民众心目中引起久旱逢甘雨的感觉。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在总体上，中国税负之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国家，据《福布斯》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中国税负排名全球第二高。而国家个税65%来自工薪阶层（2004年），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居然最轻的。

第二种思想倾向是，将个税起征点看作此次个税改革的关键，并进一步认为只有提高起征点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浏览最近以来媒体有关个税改革讨论，几乎每文必议“起点”。从1200元、1500元、2300元、3000元直奔5000元，都被拿出来讨论，新近突破的起点高位是8000元。（《人大教授坦言个税起征点调至8000元最为合适》2005年8月31日东方早报）似乎也不能说是无根无据。

我以为，起点多少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个税，有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前提：一是个税应当承担国家总税收的比例，二是不同收入层中各自负担的份额。从赋税原理上讲，它的起征点必须考虑一个平均家庭平均的基本生活费用。就是说，在基本生活费的额度内，不承担个税负担。有人以此计算出，三口家庭月收入3000元起征个税较合理，可聊备一说。有了这个基点，我们可以计算出个税在国家总税收中担负比重。这个比重，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去年，个税比重约为7％。与此并重的，是不同收入层的税负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基本点，才可能计算出合理的征税起点。藉此，我们有理由呼吁，盯住决定征税起点的这两个关键问题，而不是总关切枝节的技术问题。

另外，那种认为起点越高越好的看法，是对赋税原理的背离。过高了，可能高收入层税负加重，但是可能放走那些本应纳税的中收入层。这未必能够使税收起到分配调节器的作用，可能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种倾向是，过分寄希望于增加富人税负。如何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务责任，提高起征点是近来的普遍看法。但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汪康懋教授另辟蹊径，他以此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为切入点，设计出新的财税模型，通过开征新的、主要面向富裕人群的消费税种，据计算可使税收增加3710亿元。（《专家建议开征博彩税等富人税种，年可收3710亿》2005年9月1日国际金融报）根据这一模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企业所得税降低、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等减税方案使税收减少850亿元，而开征高档消费税、博彩税、烟草税、汽油税等方案可使税收增加3710亿元。这些新增的税种不仅税源稳定，而且纳税人主要是比较富裕者，还能够部分地约束一些不道德或非环保的行为。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建言，对此我并无异议。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忽略了富人们的避税能力。我国目前虽有表面完善的分类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但“富人少纳税”已是不争的事实。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将近1700多亿元，65%来源于工薪阶层，而真正高收入群体的纳税并不是很多。富人“合法”避税的办法五花八门，“非法”逃税的办法更是数不胜数。前者指的是税法漏洞，问题出在立法；而后者指“恶意”逃税，问题出在纳税义务人。

对于提高富人税负万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要低估他们的博弈手法。这里，我们撇开两种富人：一是道德最好的；一是道德最坏的。前者会如数纳税，甚至捐款做善事；后者可能几乎不缴税。我们讲一般富人。金钱，就是权利，“金钱能使鬼推磨”。富人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减小应缴税款。而在台面上完全可能冠冕堂皇。所以我有如下忧虑：“富人多征税难以操作，霸王硬上弓可能付社会成本”。（2005年8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进一步讲，我们的税务管理人员，至少目前还有待大大提高与富人进行纳税博弈的智慧与能力。否则，汪教授设计的开征博彩税等富人税种模型，可能走“变橘为枳”路线。

第四种倾向是，忽视此次个税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而达到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特别是达到贫富和谐。其实，个税不过是每个公民给国家公务员、给政府支付的“劳务费”。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及其公务员为我们提供着社会生活的各种服务，公民必须为此支付费用。合理的个税的设计，必然公正规范着社会成员按照收入多少支付这笔“劳务费”，那末自然有利于贫富之间的和谐相处。

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来说，缓解贫富矛盾，化和劳资对立，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一个社会，如果贫富能够和谐，将为稳定打下基础。我们知道，贫富之间的差距愈益拉大，是中国经济社会目前面临的重要困局。虽然说个税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差距，但个税机制却能有效地对其进行调节，使之趋向于和谐。在建构和谐经济社会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期待个税机制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调节贫富差距，二是降低结构性税负。如果这双重的目的达到，贫富和谐将会向前推进一步。

那位以创新理论闻名于世的经济大师约瑟夫·熊彼特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在他的笔下，一国的财税制度如同神仙手中的魔镜。我们期待税务管理部门，能玩转这个智者见智高者见高的“魔镜”，导演出皆大欢喜的中国当代财税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