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体制变为分税制，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按七五、二五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 颁布日期:1993.12.15 实施日期:1994.01.01]。而正是这部分地方税款，对于地方的财政开支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或上级财政下拨的各种资金，当地税收增加财源自然扩大，使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突现出地方政府的政绩。
 
     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无条件拨款）和专项转移支付（有条件拨款）两类。“一般转移支付”主要体现为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支出，增加地方财政实力，解决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纵向不平衡问题。这包括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以及1995年开始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专项转移支付”则主要服务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实行的工资、社会保障、环保、抗灾救灾、扶贫帮困等方面的转移支付。由于“僧多粥少”，因此，这些无偿划拨和专项划拨资金当然也是“稀缺资源”，成为各地垂涎的蛋糕，争先恐后“创造条件”来“跑部钱进”。

    一些地方装穷去“跑部”，目的是使自己更有条件争取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一些地方冒富去“跑部”，目的是令人相信自己有财力有条件可以上某些项目并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总之是“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会哭”就代表“会跑”。但是“跑部”如何“跑”才能“钱进”？这个“跑”字里面究竟有多少“猫腻”呢？要支出多少的“成本”呢？哪些个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跑回来的钱是否真正用于实处呢？

    每次人大会议期间，每到年终岁未，各大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部委门前，就聚满了前来“跑部”的地方官员，车水马龙，甚是热闹。据有关媒体报道，此间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员下班后比上班时还忙，有时甚至出现同时接见不同省市进京“跑部”人员的场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员甚至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掌管项目审批权的官员的爱人癖好什么化妆品，孩子喜欢什么玩具。这真是一种怪现状！有学者直指“这是在冠冕堂皇的搞腐败，最起码也是一种无序竞争” [来源：王仕军：《“跑部钱进”与转移支付制度缺陷》《经济学消息报》]。

    早在2000年，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江南时报》 (2000年07月16日第一版)]。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甚至想方设法争取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如土地价格的优惠、税收的优惠（在二五分账之中和地方税之中减免，但可以将蛋糕做大来弥补优惠的损失）等等。因为其他方有项目而自己没有，或有项目而自己竞争不过其他地方，最终损失的还是自己当地的财源。例如，当地增加了一年纳税一千万的企业，当地就增加250万的财政收入（要按地方级别从中央税收中财政返还而定），还有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和带动当地的其它产业和就业等间接的地方收益。所以有些政府官员说，“不讲GDP的就是傻瓜”，这是最好的写照。

　　在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必然着迷于追求GDP的增长，也就必然导致重复建设（其它地方上马的项目他们也要上）、地方保护主义（不让其它地方的商品进入当地参与竞争以保护当地企业）、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损（降低征用土地价格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政绩工程的泛滥（也可以增加GDP）、银行坏帐的增多（用行政干预等方法取得贷款来进行政府的投资或当地企业的投资，但投资效果并不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而更严重的还是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导致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影响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声誉。

    我国连续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超过两位数，增幅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幅度。200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5118亿元，是GDP增长率的近三倍，占116694亿元GDP的47.2%；但中央项目只占14.2%/，增幅-2.7%，地方项目却占85.3%，增幅为36.2%。2004年头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增长53%[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并计算。这实质上都是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式来拉动GDP增长，更是以地方主导为主的投资。而这种以加大固定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方式，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严重问题，如能源资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农业耕地减少、失地农民增多、金融（包括汇率）出现隐患、社会物价上升等等，这也正是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

    例如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实例。铁本自有资金只有10多亿元，却要上投资一百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的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来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知道各地那么多的漂亮工程（包括有贬义意思的“形象工程”）是否全部属于民生建设，那么为什么我国连续二十多年的GDP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而社会保障仍然未能覆盖到农村？为什么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而贫困人口反而增加80万？为什么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而《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实？总的来说，就是为什么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但于民生项目的投入增长幅度是否有同步增长呢？

   这些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的结果，是与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只有GDP的快速增长，才能凸显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而导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也只有GDP的增长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才有财源投入到那些民生项目中；但将有限的财源投入到民生项目中，短期对GDP增长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还可能会影响到GDP的增长而影响政绩。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本应不是“怪圈”的“怪圈”，最终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地方过于片面地追求GDP增长的冲动，造成我国几次的因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过热，需要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但均是以行政性的调控为主而非市场或市场杠杆性的调控，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行政色彩一直未能淡去，这也是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多次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就在这多次的“收”与“放”、“死”与“乱”中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

    因此，现有的税收、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及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必须改革。

    孔善广（1966-），广东佛山南海人，自由研究人员。当过兵，1990年退伍后一直在企业工作。曾任业务员、副厂长、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厂长及公司总经理。95年在职完成成人经济管理大专课程；1998年 “广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家”。2001年起辞去公职，进行理论研究学习和写作，研究兴趣为宏观经济和农村问题。在新加坡《远东中文经贸评论》、《中国城市化》，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2005’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论文集》、《世纪中国》、《中外管理》、《中国商业评论》、《经纪人》、《中国税务报》、《佛山日报》等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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