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转型经济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之谜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现象鲜见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也难以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长期持续。从图1可以看到，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就一直维持在32％以上的高水平，并且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之势。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中，短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容易解释的：对于远离稳态的经济而言，由于资本回报率较高，这两个比率自然就会较高。但是，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因为，在对居民行为和生产函数做了合理的假设后，这两个比率是应随人均GDP 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于是，很多经济学家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可持续性发生了怀疑（例如张军（2002））。他们认为，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长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其关键理由有二：第一，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不断上升，这说明每单位资本形成导致的产出增加在下降，即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减；第二，进一步看，在一定的假设（主要是规模报酬不变的C-D 生产函数）下，根据某些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在下降。就是说，中国经济本应该进入却没有进入一个收敛路径。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这些特征并非绝无仅有，上个世纪70—90年代东亚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曾显示出大致相同的特征。而扬（Young ，1994）早就对这种增长模式提出了质疑。扬在计算了东亚经济的TFP 之后指出：“（东亚经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与GDP 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据此，扬认为东亚依靠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对于扬计算TFP 的方法和其中隐含的前提假设，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参见郑玉歆（1996）的总结）。这里仅须指出这样一点：无论是TFP ，还是资本产出比，其计算乃至含义都依赖于对总量生产函数乃至经济增长模式的识别。例如，如果总量生产函数为AK形式：y=Ak，即经济处于内生增长的状态，假设技术进步A 不变化，则产出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均保持不变且完全相同。此时，按照TFP 的一般计算公式可得：g[，A]=g[，y]-g[，k]=0.但是，众所周知，内生增长却是完全可持续的。所以，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扬的计算忽略了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干中学”。而干中学是典型的AK增长模式之一。

　　勿庸置疑，中国也存在着“干中学”式的增长——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新兴部门会因增量资源配置向其倾斜而获得快速增长，而且传统部门在同新兴部门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从而存量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然而，即使经济转型引发了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要知道，在一般的内生AK增长中，资本产出比k/y 是恒定的。还有，中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也须解释，因为在内生增长的经济中，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为常数k/g[，k]/A.（注：当然，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技术进步A 的变化来回答，但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一般。而且，采用这样的解释又将使我们陷入技术进步是否发生乃至TFP是否提高的不解之争中。）

　　事实上，无论是新古典理论还是内生增长模型，一般都忽略了经济中总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及其重大影响。这种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总人口参与率变化；第二，既定总人口参与率下劳动人口在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就业比例的变化。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人口学中经常论及的“人口红利”（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如果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机会的话，那么，总人口参与率也将上升；其最终结果就是人均产出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这种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增长率应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关。

　　如Bloom and Williamson（1997）所指出的，“人口红利”是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仅从人口角度也解释不了许多经济现象，例如，劳动人口的人均工资将随着总人口参与率的上升而下降，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也未必会增加（注：假设生产函数为C-D形式：Y=K[α]（βL ）[1-α]，其中0＜β≤1，为总人口参与率，则劳动人口人均工资为ω[，i]=Y/βL=（1-α）（K/L ）[α]/β[α]，通过对参与率进行一阶求导知，人均工资随参与率上升而下降。人均产出增长率g[，y]=g[，Y/βL]+g[，β]的两个构成部分中，前者是收敛的，因而会抵消后者的上升。）——这同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均工资和收入的提高是矛盾的。特别地，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发生逆转，包括储蓄率、人均产出等经济指标将迅速收敛到起始的水平。蔡昉、王德文（1999）曾经预测，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储蓄率在2020年左右将下到30％甚至更低。这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经济水平会回到人口红利前的起始点？

　　就经济总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二个方面而言，它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总人口参与率的变化，只要存量劳动力能够由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经济也会因劳动力转移后边际产出的提高而发生持续增长。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这种效应或许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样重要：其一，正如人口总量变化未必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一样，要使人口红利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关键是看新增劳动力是否能够在经济转型中获得在新兴部门的就业机会；其二，对于农业劳动人口比例过大以至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中国来说，存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应该比仅仅在“边际”意义上发挥效力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具有大得多的影响力。

　　我们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即使不考虑“人口红利”，而只将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转移过程作为分析的基点，并且，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典型的、甚至不包含任何技术进步的C-D 函数，其结果也将是整个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呈现出可持续的内生式增长。

　　在此过程中，储蓄率、投资率以及资本产出率等指标都同投资的增长、劳动力的转移密切相关。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持续时间和转移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则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需和必然。

　　除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外，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现象——与长期经常项目顺差相伴的长期资本项目顺差，即所谓的“双顺差”现象也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因为，如果说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因素（比较优势、劳动分工）和/或国内需求不足（储蓄大于投资），因而在理论上还可以解释的话，那么，与之相伴的资本项目顺差就难以合理解释了。众所周知，导致我国资本项目顺差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的长期净额增加，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相伴则说明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实物意义上的资本流入，而仅仅是金融意义上的投资。换言之，国外投资者在将外资兑换为人民币之后，只是就地推动了国内的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结合——在这里，国外投资者仅仅是获得了一个使用国内生产要素的权利。

　　对于这种并未引起实物资本输入的资本项目顺差现象，应该从金融层面予以解释。对此，李扬（1998）曾经提出了“游资假说”和“金融部门效率损失假说”。在确认这些假说合理性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假说——国内外金融部门间的“效率互补”假说：在吸纳国内储蓄方面具有较高效率的国内金融部门，却在储蓄资源的分配即投资上存在着效率缺陷。此时，需要有一个能够高效率地分配储蓄资源的国外金融部门，以使国内储蓄能够经由它再次投入到国内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去。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是中国20余年来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而长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则是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互为因果的必然现象。因此，资本产出比和TFP 在衡量这种由劳动力转移推动的经济增长绩效上，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地，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内生结果，它不仅反映了已转移劳动的资本深化过程，更是资本宽化、即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持续发生的结果。鉴于非农就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在2003年底还只有51％左右，我们可以推论：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持续，那么，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

　　基于上述分析，环绕劳动力转移以及相应的高储蓄、高投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投资高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好与高投资相伴的金融风险。因此，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应当成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金融改革而言，尽快改变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创造风险分担的社会化机制，防止风险过度集中于少数金融机构，显然最为关键。

　　第二，尽管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在经常项目顺差条件下）并不带来实物资本转移的外国直接投资（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常常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在国内金融部门的效率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它们所隐含的风险重新配置效应依然为国内劳动力持续转移过程所必需。因此，任何影响这种资金和实物流动的风险都将影响到劳动力转移。

　　第三，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不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一般而言，高增长和高技术型的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但这样的产业能够显著地提高转移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所以，改革金融体系以适应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将极大地提高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内生增长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