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学者论证许多现代的思想都源于我们中国的老祖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这种论述也遭到一些人反对，用“不成系统”、是观点不是理论来否定这种论述，甚至更有极端者一鸣惊人地提出四大发明也和中国人无关而是外国人发明的。最近热播的韩剧《大长今》中就说针灸是韩国人发明的。
经济学方面的学说史，西方的经济学思想早至色诺芬，再向前就少有记载了。但是，若以色诺芬为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开端标准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思想则是一点都不逊色，只是在后来的延续上有问题而已。
而国人思想往往不延续与国之学者中崇洋心态不无关系，国人素有“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就经济学来说，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一统天下，几乎难以看到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而一门学科思想体系的形成是离不开后人对前人思想的系统归纳总结的，如果没有人总结当然不能形成理论体系，凭空创出一门学科的事儿是十分少有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应用过几处中国古代的论述，比如关于“众口难调”的论述、“珉贱而玉贵”的论述等等。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古代国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思考深度和智慧一点都不亚于洋人，许多思想现在看来依然闪烁着光芒令人叹服。
《终结》一书以洋人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为基础，其后的需求量常数论、预算序列论、盈余经济论、价格决定论等等都是以此展开的。《终结》一书不仅仅以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为基础，而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需求两分法，将需求归结为“必要需求”和“非必要需求”两个大的层次，使其更恰当地应用在经济学需求分析上面。然而，层次需求理论早在中国春秋时代的管仲就明确提出过，这可比maslow大师早了去了。当然，maslow是现代心理学理论大师，理论体系完整，而管仲的层次需求论只能说是一个观点，故而说《终结》一书以老马的理论为基础，而不是以管子的观点为基础的。但是，现在看来，没有在《终结》中写上管仲名句实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岳麓山读书的时候，爱周末玩个人一日游，那时知道长沙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有一个“贾谊故居”，当时比较破旧。现在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贾谊（前177年～前174）是俺们河南洛阳人，西汉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据说十八岁即能诵诗署文，精通儒家经典，22岁任博士，同年升为太中大夫，同僚之中，无出其右，时任长沙王太傅。撰《过秦论》、上《论积贮疏》，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国家政治的方略，极为汉文帝赏识。能在贾谊供职的长沙读书而归洛阳其家乡定居工作不亦巧幸乎？
贾谊的《论积贮疏》非常有名，现在的中学生的教材里都有节选，现多视为一篇中国古代“重农学派”的经典著作。一些地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还将之列入古汉语考试的必读文章。仰其名，链接抄附于后。
《资治通鉴》上第卷十三“高皇后二年”一段中对《论积贮疏》的纪录是：“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其中的“衣食足而知荣辱”半句是不是在《汉书·食货志》中遗漏了则未曾考证。
贾谊的这个重农学派的经典论述之所以有名，文中亮点与引用管仲名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无关系。 此语出自《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亦有引用。
《论衡》中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问：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管仲的“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现代人的理解中是见仁见智，既有从经济学重农思想方面理解的，也有从政治学治国安邦视角来翻译的，还不乏从法学方面解读的，也有从心理学需求理论角度诠释的。而以《终结》一书中的需求两分法来看，以心理学层次理论诠释最为得体，因为管子的这个名句就是一个十足的“需求两分法”观点。“仓廪”“衣食”属于安全生存层次的必要需求，而“礼节”“荣辱”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非必要需求。一个“实”一个“足”，明确表明了低层次需求是可以满足的，是典型的需求有限论，否则就不会有后续的礼节荣辱需求的展开了。贾谊的点评“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更是说明了“足”的存在和意义。
心理学家林秉贤教授在其一篇名为“消费者需要和欲望研究”的文就认为管仲的观点是典型的“需求两分法”：“管子则把人的欲求分为两大类，一是生理性欲求；二是社会性欲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里，仓廪实、衣食足是生理欲求，知礼节、知荣辱是社会性需求。‘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前后贯之，管子指出了一个人欲求的内在心理结构，即由生理欲求、安全欲求、精神欲求和追求完美欲求所构成”。
但在现中学教材当中将贾谊的“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解读为：“生产(物资)有时间限制但是消费没有限度，那么生产能力必定穷尽”，我觉得多有误导，容易使人理解为需求是无限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应该解读为供给速度可能小于需求速度而导致一种供不应求的瞬间供求失衡。无限的需求是无法用供给进行交换而在市场上实现的，因此是无法满足的，这和层次需求的观点是相左的。经济学是不考虑无供给与之对应的无效需求的。故此，我看应以贾谊之“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当作前述的进一步注解，从经济学角度翻译为“生产能力有限，而消费速度过大，导致供不应求”更为贴切。
《论积贮疏》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之论，实则是对基层的必要需求的满足是上层的非必要需求得以满足的条件之高论。“苟粟多而财有余”，一个“多”一个“余”，不仅仅说明了层次展开的条件，说明了需求量不仅是可以满足的、是有限的而非随价格降低而无限扩张的，还明确表达了经济实在“盈余”前提下得以稳定发展的哲理。需求层次论也是经济基于盈余论点的基础，管仲之论既然是需求层次论，贾谊以之导出经济盈余论也完全是情理之中。其实，管仲的“仓廪实”“衣食足”本身就已经是盈余论了，一个“实”一个“足”指出了以非必要需求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只能在仓禀衣食的盈余之上才能发展起来。
管仲、贾谊的论点和现在西方经济学错误的“稀缺”论是截然不同的。古人都知道需求是有层次有限量的、经济是基于盈余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民不聊生则匪盗横行。如果必要需求得不到保障，民众连礼节荣辱都不顾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市场体系建设？贾谊断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而现代经济学人却弄出个经济学是以稀缺为前提的怪论，误将所有权分割当作稀缺而论，实则荒唐。
管仲之论是针对社会治理的策略之论，贾谊之《疏》也是论于“上”听的。这说明，对于必要需求，古代贤士都知道应该由封建国家政权负责，而非由民自行解决。而今之完全市场化人士却不分青红皂白要将包括必要需求在内的一切民众需求统统交给市场来解决，让政府到一边凉快歇息。思想退步以至近三千年，不亦悲乎？
【附文·贾谊《论积贮疏》】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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