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远一点儿，就可以把这一轮的经济周期看得清楚一些。自从１９９３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后，中国政府就在为“软着陆”努力。到１９９７年，这一努力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通货膨胀降下来了，而经济增长没有降下来。

　　但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通缩阴影又笼罩中国，主要表现就是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当时总体形势是，个人消费不振，企业投资欲望不强，银行惜贷，经济增长乏力。为此，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１９９８年以后，国家发行了７０００多亿的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的基本意图是：由国家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用财政投资带动企业投资，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汽车、房地产这两个龙头行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最后通过投资增长带动需求的增长，期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达到经济良性循环。

　　经过几年的“七上八下”（经济增长在７％～８％之间），到去年，这一政策收到明显效果，社会投资大举跟进，甚至出现了局部过热，而随后就是这一轮的治理整顿和调控。从这种分析看，中央政府的主要意图和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用汽车、房地产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最后一个意图却未能实现，这就是最终需求即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大的方面看，现在我国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１５个百分点。最近几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持续较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０年占７３％，２００１年占４８％，２００２年占４０％，２００３年占３８％。真正能促进需求增长的应该是人们收入的增长。而作为主体消费人群来说，人们收入的增长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工薪增长；二是就业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方面情况。

　　一是工薪收入情况。虽然国家总的统计显示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年年都有增长，但中华英才网不久前的调查却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高科技、消费品、医药、房地产、物流、政府机关等多个行业，以及不同城市、不同学历的薪酬水平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平均薪资水平较上一期调查下降了１４．７％。如果把农村人口也算进去的话，情况就更不乐观。我国现在有近一亿农民在乡以外务工，去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２６１８元，其中近５０％的收入来自非农业。而来自广东省总工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５０％的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不到８００元。珠三角地区，农民工１２年来工资增幅只有６８元。这些人群的消费能力极为有限。

　　再从就业的角度看，我国目前面临着空前的就业压力。据统计，我国就业岗位４年来从７．０６亿个增加到７．３７亿个，每年增幅为１％，而这些年我国经济年增长至少在７％以上，这就是说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动就业的高增长。据有关部门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明显的弱化的倾向。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国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长约２４０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只能增长１００万个。城市失业人口从４年前的６７０万人增长到目前的１０００万人（不包括下岗人员和农村流动人员）。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从１９９５年以来下降了７０％以上。

　　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是就业和收入增长有限，吃到蛋糕的人并没有增加多少。投资欲望大，消费欲望小；投资能力大，消费能力小，几乎与１９９３年那一轮经济过热如出一辙。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量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经济”。

　　也有人认为，投资的增长最终还是会拉动需求的增长。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去年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但终端产品的价格却在下降，包括汽车、彩电、冰箱、空调及其他电子产品。以棉花为例，去年棉花价格上涨了７０％，棉纱涨２５％，布匹微涨，成品不涨。这就是经济学家困惑的价格传导失灵之谜。这样发展的结果是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又引起经济问题，如基尼系数。

　　所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们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ＧＤＰ的快与慢上，过多地把精力放在经济总量的多与少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忽视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当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围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实际收入（不是人均收入）进行时，我们才能走出目前的经济怪圈。有专家指出，去年经济高增长，但去年的贫困人口也在增加。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说的那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最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