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经过二十七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面貌，成绩举世瞩目。世界银行发布的材料显示，最近二十年全球脱贫的人口中，中国占了80%。中国能够有近三十年的政治安定和和平发展，是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建立在以上这些成就的基础之上，当局应该是充满信心，继续沿着过去成功的道路继续推进。

　　但占民众绝大部分比例的底层百姓，虽然收入也有缓慢增长，但是远远赶不上高收入人群的增长，以至于贫富差距成倍地扩大。更有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加入到衣食救济的队伍中来。这种方式的增长和发展显然是不能维持的。中共五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二十七年中财富增加了五六倍，但是民众感受到的快乐可绝对没有那么多，相反，倒是怨气和不满情绪空前增长。连发了财的富人也并不满意。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这是值得思考的。当局提出了两个口号：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在这两个口号的指导下拟定未来五年的具体方针政策。

　　经济仍然是核心

　　经济仍然是议程的核心，旨在尽量保持一个可接受的增长率，但是未必要像过去那么高。工作重点将向社会和谐方面倾斜，强调公平胜于强调效率，在经济方面将会注意各地区之间的均衡。新政策有可能通过发展渤海地区，建设京津冀经济区来带动华北和东北。

　　其实比较一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难看出欠发达的原因何在。比如浙江，那儿很少有政府投资，但是民营企业特别发达。西北，东北等落后地区则正相反，国家投资多而民营企业少。不改变这种状况，地区之间的差距很难消除得了。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又牵涉到不少问题。

　　首先是政府有没有民营化的决心。因为民营化确实和原来所有者（政府）的利益有冲突。其次民营化涉及到投资环境的改善，不但有硬件的建设问题，更有软环境的问题。前者提高政府投资可以基本解决，但后者则带有地区风气的特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收入差距根源何在

　　其实，地区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未必一定是严重问题。美国最富的州和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止一倍，而且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变化。在一个流动完全没有障碍的国家内长时间保持一个稳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造成任何值得注意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流动的自由，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致性。恰好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问题。诸如户口制度等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少，但是完全取消至少还得五年。政府服务则偏向于发达地区，边远地区严重被忽视。这又跟目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有关。穷的地方税收少，政府不可能提供和富有地区同样的服务。

　　个人收入差别相当大，是两方面造成的。首先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跟这地位有关的权利的保障程度。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重等级化的社会。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法律保护非常不同。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主要是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起来的。它不但为统治者所需要，而且对民众也变成了一种习惯，已经完全适应了。要改变绝不是容易的事。

　　个人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起点的不公平。命运对于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补救的办法是从义务教育着手。而这方面恰好很不尽人意。另外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目前的政策都不是更多地为低收入人群着想，而是相反，是偏向帮助社会地位高的人。

　　中国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但是百姓对当官还是有浓厚的兴趣，其原因正是有许多资源配置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而是按照权势，或者按照社会地位来配置的。权力在中国经济中还起着重要作用。

　　以法治建设和谐社会

　　因为社会矛盾多，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并不是大家不愿意和谐相处，而是因为有利益的冲突。所以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是正确划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官民之间的利益界限，防止彼此的侵犯。法律正好就是为此而设的。

　　试看今日中国造成不和谐的利益冲突是从何而来。最大量存在的恐怕是拖欠工资。它涉及到几千万农民工的直接利益。之所以这么多的拖欠，是因为有人不怕触犯法律，（拖欠的一个主要责任者是政府）他们有特权。最近发生的占用土地引起的失地农民的抗争，则与法律的落后于现实有关。给农民的补偿是按照农业产出计算，而不考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之后的增值。

　　市场是传播法律的最好宣传者和教育者。依靠市场的力量，中国有可能逐渐走上法治之路。但是经济和政治终究是两回事。依靠经济的力量固然有利于法治的推广，但是如果政治上没有得力措施，依然靠权力行政而不是依法行政，法治的推广就会困难得多。司法是否独立，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相处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苦难，现在有可能进入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如果再有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教育更加普及，国际交流深入渗透，中国最终会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一个政党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对此有理由抱以巨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