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虽然和过去比，我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如果按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人。因此，我国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不断缩小和发展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次，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尚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劳动力就业市场化，使一些人成为待业、失业的低收入人群，同时有些能力较强的人群利用市场机遇率先致富，更有少数人利用特权和体制的弊端，以权谋私变成暴富。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一般认为如果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改革不到位，医疗费用高，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唯一的保障是土地，随着经济发展，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出现群体性抗议和纠纷；还有各地经济发展经常以环境为代价，等等。
不过就我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来说，主要的还在于我国总体的收入水平低。以大家常引用的一个数字，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是20%的人拥有为例来分析，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2.6万亿的80%是10.1万亿，2004年人口总数13亿人的20%是2.6亿人，我国所谓的富人在银行里的储蓄平均起来每人也只不过是4万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不到5000美元，和发达国家的富人比较起来只能说是中产阶层。所以，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而成为暴富的人之外，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为穷人，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才成为问题；也因为有人穷，为了生活，即使污染、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也有人要做。所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全体国民继续积极努力增加财富，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要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政府也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不管在任何国家和社会，穷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富人则除了劳动力外，还有资本。要使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富人在利用市场机会来创造个人财富时，给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以及政府集中力量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达到上述三个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调整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发展这样的产业，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会最大。所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这样，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不断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资本不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同时收入提高了，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就业，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沿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而且，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只要练好内功、做好管理就能获利，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政府才能不干预市场的运行，真正转变职能，关注教育、卫生、社保、环境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固然在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不能持续。而且，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会拉大。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富人或者与政府关系很好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建立起来的企业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补贴的钱只能来自不投资于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靠收入低的人群来补贴富有的人群的投资，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这些企业还会通过贿赂、游说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政府可以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
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不仅能够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的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的增长，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曾提过，但是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但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完全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价格是低的，给了一些人利用特权、体制弊端成为暴富的机会，也使得投资容易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结果政府就不得不再靠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所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选择产业、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通过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是“十一五”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我国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有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各个地方在“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应该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发展，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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