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与乡村建设的概念
何为“乡村建设”？分析这一概念，首先应了解何为“乡村”？
在人们的用语中，习惯于将“乡村”与“农村”等同使用，再如费孝通先生还使用“乡土”一词（如称乡土中国、乡土社会）。著名的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将“乡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等同起来，他认为：只一个村不能算是个农村社会。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须包括一群农民家庭、自数个至十余个的村、一个集镇、及集镇与其周围各村所形成的集镇区。这样一个农村社会就是“乡村社区”，它“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中坚，而以集镇区为其范围。”[3]在这里，“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而与“农村”是一致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4]美国学者R.比勒尔等人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农村’一词指的是人口稀少、绝对面积不大、比较隔绝、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其它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农村’一词至少有三种各自独立的含义，即：（1）生态方面的；（2）行业方面的；（3）社会文化方面的含义。这三种含义，不用说，有相互牵连的关系。”[5]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乡村”与“农村”是有区别的。如秦志华认为，“乡村与农村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农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地区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但是，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不仅表现在二者的范围有所不同，更表现在二者刻划对象的角度不一样。农村的概念，是一个产业区域概念，指的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地区。乡村的概念，是一个管理区域概念，指的是乡政权管理的地区。”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社会活动方式的区域差别；农村是与工商业相对照而言的，标志着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别。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乡村的范围要比农村的范围大一些。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6]
还有学者在比较了国际学界对“乡村”概念给出的职业定义、生态定义和社会—文化定义后，认为“它是一个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要给出一个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所以，主张以“乡村性”概念来取代它。[7]
笔者倾向于上述第二种意见。第一种解释适合近代以前的情况，因为此前乡村与农村并无严格的区别。但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村”概念带有较重的产业特色，“乡村”概念则具有更宽的兼容性。第二种解释揭示了此差异。第三种解释有走极端之嫌。
那幺，何为“乡村建设”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几种主要的观点。
1.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按杨懋春的说法，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开始于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及宴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开始是较农民认字，以后发展成全面的、项目众多的、注重生产工作的乡村建设。”[8]此外，当时还有河南省镇平县的“乡村自治运动”、山西省的“村治运动”等，而为今人最熟知的则是山东省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一词始用于何时？据有学者的研究，“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山东乡村建设院”。据该院首任院长梁耀祖的解释：山东乡村建设院之所以用“乡村建设”一词，是由于当时乡村遭到持续破坏，而全国8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要解决中国问题就要从乡村入手。所以，“欲谈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建设。”[9]对此，梁漱溟也曾有一个自述，他说：“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彼时在北方如王鸿一先生则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等等皆是也。民国十九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诸同人来鲁创办类似于村治学院性质之学术机关。我等来鲁之后，皆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这一个名词，含义清楚，又有积极意味，民国二十年春季即开始应用。”[10]按朱汉国的研究，梁漱溟虽然在19931年正式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提法、并创办《乡村建设》旬刊，但从理论上对他的乡村建设方案作系统的论述是从1933年开始。[11]此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并相继撰写了《乡村建设理论提纲》（193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县政建设实验区邹平县实验计划》（1933）、《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1937）。
何为“乡村建设”？梁漱溟的解释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12]，其内容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组织建设三项，其次序为：“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13]
江恒源认为，乡村建设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于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其设施有“三大纲”：一为文化的，即全区普及教育、改良风化以及清洁卫生健全体魄之事属之；二为经济的，即全区改善生计之事属之；三为政治的，即全区团体组织公共治安公共建设之事属之。[14]
晏阳初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认为：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其内容包括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便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15]
以上是当时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几位学者的解释。而亲自推动此类活动的政府人物的看法则与此有所差异。如在山西全省推动“村本政治”的阎锡山认为，要收到“政治得良好之结果”，应“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以“看住”每一个人的行动，使每一个人都能执行他的政令。而“欲行政治网密，非先编制行政系统不可”。[16]他的村治思想是军国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一方面将行政网加密和下沉到村，利用军国主义统治方式“看住”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剥夺社会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儒家“王道”和“人心”的道德教化变外在的“看住”为内在的自觉自律。[17]在广西，桂系军阀推行的乡村制度是乡村政府、民团和国民学校三为一体的基层结构，从表面上看，只比山西多了一个官办的、成系统的“学校”，但实际上农村比其它地区要多了两条绳索，被三条自上而下的绳索捆牢。[18]
2.作为“建筑活动”的乡村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批判的展开[19]，人们慎用“乡村建设”一词。而到1980年前后，当人们使用这一词时，却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即仅将它看成是一种“建筑活动”。最典型的是，当属“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它提出：“在乡村广大区域中进行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项建筑活动，通称为乡村建设。具体地说，乡村建设包括：（1）农民住宅和农民需要的各项生产性房屋建设；（2）村庄和集镇建设（简称村镇建设），包括道路、桥梁、供水、排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学校、文化馆、影剧院、医疗所、幼儿园、供销社、商店等文教卫生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乡村建设工作是包括上述规划、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总称。”[20]它所介绍与研究的“中国乡村建设”也全部是上述建筑活动。该着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介绍和评论，也主要是从“建筑活动”出发的。[21]
3.海外的“乡村发展”理论
在海外，人们一般是用“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 ）或“乡村变迁”之词而非“乡村建设”（Rural Building）。美国学者罗吉斯等人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在美国乡村社会中，有七个方面的转变直接冲击了乡村社会制度。即：（1）人均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人口下降。（2）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3）农业生产趋向专业化。（4）在美国转变为一个大众社会的过程中，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5）随着大众传播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地方群体的重组，农民的社会关系更加开放。（6）乡村制度中出现集权化趋势。（7）乡村社会组织的变迁还包括初级关系重要性在降低，而次级关系的重要性在提高。[22]
海外有关乡村发展的理论，按台湾学者蔡宏进的介绍[23]，主要有“乡村发展的认定与设计论”、“现代化过程与乡村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农业与工业在乡村发展中角色及相关性的理论”、“乡村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角色的理论”等四种。对“乡村发展”这一概念，有以下几种解释：
世界银行所下的定义是：乡村发展是一策略，拟用为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利益延及在乡村中寻求生活的最贫穷团体，包括小农、佃农及无土地者。它很强调乡村发展的目标在增加生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动员可用的土地、劳力及资本，同时也注重消灭贫穷及所得的不均等。发展的层面则顾及生活的价值与品质。
David A.M.Lee 及D.P.Chaudhri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经济与社会条件百病丛发，且各种问题都纠结在一起，于是对乡村发展提出整合性的观念，把整合的乡村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之目的看为包括：（1）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其基本安全及对食、衣、住以及就业等的基本需求；（2）增加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它部门的互惠关系；（3）提出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众都参与发展的计划；（4）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
Inayatullah 在其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一书中，把乡村发展的意义着眼于三方面：一是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二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三是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过程。
Raanan Weitz在《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低度发展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当前最着重在经济增长与人力发展理论的研究。
在亚洲国家，最常用的一个有关乡村发展的定义是：提升乡村人民控制环境的能力并藉以增进益处。其重要的发展指标约有七项：（1）生产力的改变，如每甲土地的产量；（2）就业及失业的改变；（3）收入及财富分配的改变；（4）权力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指乡村人民对地方性及全国性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之改变；（5）地方阶级结构的改变；（6）对控制较大环境的价值、信仰及态度的改变；（7）对接近福利服务之改变。
蔡宏进则认为，“乡村发展”不同于其它的发展概念。就地域范围言，其发展计划实施与受惠地区主要在乡村，广泛的乡村盖及所有非都市的地区，包括村落、集镇及其外围的开放土地。发展内容的范围则甚广泛，包括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教育性的、娱乐性的、宗教性的等各种不同生活层面的发展等。
4.笔者对“乡村建设”的界定
在上述数种对乡村建设的解释中，“建筑活动”一说显然过于片面，而民国时期军阀的村治政策却太重于政治化、专制化，让人能接受的解释是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说及当今海外学者的“乡村发展”说。
应当提及的是，在国内的乡村建设实践中，除了上述意见外，还有“村建（或村级建设）”、“村级组织建设”、“乡镇党委建设”、“村镇建设”（这是对作为建筑活动的乡村建设的另一种说法）、“小城镇建设”等说法。很显然，这几种表述与“乡村建设”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较大的距离。
在这里，笔者将“乡村建设”看成一个这样的概念：在相对于城市的乡村地区，进行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在内的综合建设和发展。从学科定位来说，乡村建设是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领域，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来共同研究和探讨。
二、乡村建设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古代中国，乡村社会不曾进入学者的视野。有学者曾指出，过去“所有史册及著作，甚少论述一般乡村人民及乡村社会之结构、发展与变迁者。富内容、成系统之此种文献更属绝无仅有。”明朝徐光启着《农政全书》系唯一例外，但也只是关于农业经营技术与政府农业政策，甚少涉及农民行为与乡村社会之组织等。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才开始改变。随着20世纪二十年代后留日、留美等国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学成归国，或多在自己家乡或本村倡导乡村新建设，或在各大学任教，但能以所学社会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乡村人民、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24]此外，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先生号召北京的学生下乡调查，了解第一手材料。这深深地影响到一批人，毛泽东及其好友在湖南曾两度横穿全省，了解当地情况。[25]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研究的一个高潮。但这一研究在1949年后出现了断层，直至80年代才出现转机。[26]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研究迅速发展，不断深入。这里，笔者拟对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乡村建设实况的相关成果略作简述，下面所择仅是其中四端，而不是其全面。
1.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研究
这是近些年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界所日益关注、并已升温的课题。自1998年以来，国内外曾先后召开一系列的以该主题为议题的大型研讨会。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1998年10月、2001年3月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研讨会”[27]；1998年，国家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中心联合举办“中国村民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7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2001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中国农村乡村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2001年6月，《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课题组召开“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200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举办“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学术研讨会”；2001年9月，国家民政部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这些专题会议外，近年的中国政治学年会中也有较多论文涉及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在200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多篇论文讨论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问题。
近年来，围绕这一领域所发表的论文难计其数，而出版的有关村民自治的著作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自1999年以来不到四年间，后一方面的著作即有：辛秋水主编《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王仲田等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郭正林着《中国村政制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王振耀等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王振耀着《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张厚安等着《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对22个村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卢福营着《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白钢等着《选举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徐勇等主编《乡土中国的民主选举：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研究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胡荣着《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肖唐镖等着《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李连江主编《村委会选举观察》（2001）、许宗衡主编《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以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为视角》（2001）、肖唐镖等着《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孙秋云着《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民族出版社2001）、于建嵘着《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王汉生等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肖唐镖主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仝志辉着《乡村关系视野中的村庄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贺雪峰等着《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范瑜等主编《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刘亚伟主编《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刘亚伟主编《给农民让权——直选的回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吴毅着《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二十余种。
除了上述对村民自治研究的论着外，还出版了一些从整体上讨论乡村（及县）基层政治的著作。如，荣敬本等着《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张静着《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李凡等着《发展与创新——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史卫民等着《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程同顺着《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黄平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荣敬本等着《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东方出版社2002）等。
从上列会议和论着的主题可见，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对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出现了主题深化与扩张并存的局面。如，村民自治的研究，不仅继续关注其一般面上的问题，还在向村委会选举、村治的过程与变迁、村两委关系、村治的社会背景（如宗族等）、村民自治的后果、乡村关系等问题深化与拓展。而对乡村基层政治的整体性研究，实际上也承接了村民自治所提出的系列课题，如，对乡镇长直选和人大选举制度的关注，对县乡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反思乡村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如对农民组织能力、农民协会等专题的争论。不过，尽管如此，并不意味这方面的整体研究水平已较高，正如有学者所承认：“基层组织研究领域的分析方法、分析工具的进步和理论提高十分逊色。”[28]存在“研究问题不深，缺乏长期的跟踪观察与实地调查”，“对策性研究远远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定量化分析较欠缺”，“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等明显不足。[29]
2.农村经济研究
与乡村政治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对“九五”期间国内农村经济所研究的主题，有学者认为主要有：（1）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中政府干预问题研究；（2）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保障体系的研究；（3）中国农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研究；（4）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研究；（5）农业产业化理论及实践的研究；（6）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研究；（7）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化问题研究；（8）耕地保护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9）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与控制问题研究；（10）扶贫政策研究；（11）农业组织与制度创新研究；（12）WTO 规则与我国农业立法问题研究；（13）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研究；（14）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研究；（15）沿海地区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16）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30]此外，近年来实际上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着城乡居民收入在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差别、农民负担的深层背景、农村财政等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着。如关于农村财政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员在关注乡村债务问题、城乡之间在财税收支上的不公平问题、农村税费改革。[31]
3.农村社会研究
在国内，对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比政治学研究起步要早。如果说对农村基层政治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拓展时期，那幺，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是一个深化的问题，即对九十年代中期及其前业已展开的课题进行持续的深化研究。有学者在回顾“九五”期间农村社会研究时，指出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有：（1）实行家庭经营后家族、宗族及非正式组织生成、功能、作用和影响问题；（2）乡镇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3）农村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4）小城镇发展；（5）农村宗教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6）农村教育的投资机制及其发展特点等。[32]陆学艺先生与樊平先生在《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对同期的农村社会问题作过更详细的评述。[33]他们认为，在此期间农村社会学“增加了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口述史的研究，农民分层研究和村级组织研究继续深入，村落类型研究有重大进展。”对农村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1）农村非农化与乡镇企业问题；（2）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3）农村基层组织与公共权力问题；（4）城乡一体化问题；（5）村落类型问题；（6）家族与宗族问题，等。在以上诸端领域中，大多已取得较为明显的研究成绩。如关于农村教育，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其中的诸多问题：教育的城市和精英取向与农村需求之间的不一致[34]，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分布、居民受教育机会、个人教育投资和负担等方面的不公平，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35]等等。再如关于城乡一体化问题，在新近的作品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及其弊端[36]，城乡一体化建设[37]等问题。
4.乡村治理研究
自九十年代中期后，国内农村研究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取向，是将“治理”概念引入进来，进行“乡村治理”的研究。这种取向的出现，既与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学派“村治”研究传统的复兴有关，也与国际学界对“治理”与“善治”的讨论有较大的关联。[38]这一研究取向在农村研究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能将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面向统摄进来，进行综合性研究。
近年来，研究乡村治理的论文渐多，而直接以“治理”为论题的著作尚不多。据笔者所知，目前仅有前已提及的几部著作：《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对22个村的调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选举与治理》、《村治中的宗族》和《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以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为视角》。但它们都是仅对村级治理或其中片段（如两委关系）的研究。
不过，虽未冠以“治理”书名、但以乡村治理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著作却有一些。如：（1）熊景明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它从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宗族、土地、农民收入、农民负担、村庄建设、粮食、计划生育、婚姻家庭与妇女、乡村教育、贫困与扶贫、信贷、消费、城乡差别与民工潮、农业技术推广、农用物资、农村卫生等二十个方面，将乡村建设与治理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写实性描述。不过，它注重的是结果性的治理状况，并未涉及治理的过程及其机制。（2）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与《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对乡镇政权及其运行状况的研究。（3）李昌平着《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张晓冰着《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两书都是以乡镇党委书记身份、根据自身在乡镇工作的切实感受与经历而撰写的著作，所以，对于了解部分乡村治理的过程、机制与后果有较好的效果。（4）白沙洲着《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明镜出版社2001），它在详细描述农民的现实景况中，广泛地涉及到乡村治理体制内外的状况。（5）曹锦清着《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他在“走马观花”中描述了乡村治理诸多方面的现象。不过，总的说来，能反映各地乡村治理现状（包括过程、机制等）及其变迁的著作并不多见。
三、结论
从前两节的分析和简述可见，近一个时期以来，尽管乡村建设研究所及的面向日益扩张，其中的讨论也日益活跃，但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学者对乡村建设之类的基本概念尚未进行基本的讨论，进而建立相应的共识。受此影响，基于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观察与反思的理论性论着也尚未出现。更进一步地说，就当今中国乡村建设实践本身的观察与理解而言，其中有待厘清的问题尚多，比如，近二十余年来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其运作机制，各地乡村建设的区域性比较，农民的生存状态及其意愿等问题即有待深入的实证研究。鉴此，笔者在《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书中所定的主题，便是描述农村改革二十余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江西乡村建设与治理的阶段性变化与现状，分析其运作机制与变迁背景。由于受原调查主题的限制，它主要涉及政治与经济的建设，且以政治方面的建设为重，共含四编，即“乡镇组织编”与“村级组织编”、“农村经济编”、“乡村稳定编”。很显然，它也不是对乡村建设诸问题的全面讨论，所及的仅是其中的部分内容。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界必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中国经验的论着问世。
*本文系笔者新着《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之“导论”的修改稿。
注释：
[1]如：温铁军、熊景明、黄平等，《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网》2003年6月；肖唐镖，《宏观体制与政策对乡村建设与治理的不利影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公共财政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2002.10.武汉）论文，后载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肖唐镖，《二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与治理：观察与反思》，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4期；肖唐镖，《转型中的乡村建设：过程、机制与政策分析》，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6期。
[2]值得关注的是，自2003年7月，《士柏网》与《中国农村研究网》联袂推出《乡村建设》讨论专题。
[3]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49、58页。
[4]袁镜身主编，《中国乡村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1页。
[5]转自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秦志华编着，《中国乡村社区组织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1页，正文第2—3页。
[7]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9页。
[8]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第102页。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0]转自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的脚注。
[11]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第66页。
[12]《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0—611页。
[1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147页。
[14]转自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70—71页。
[15]转自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72页。
[16]董江爱，《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1917—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7]董江爱，《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1917—1927）》，第8页。
[18]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29页。
[19]这一批评的缘起与过程，可参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围绕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论争”一章的介绍，第160—199页。
[20]袁镜身主编，《中国乡村建设》，前言第1页。
[21]袁镜身主编，《中国乡村建设》，第57-61页
[22]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11—12页。
[23]本节以下对海外“乡村发展”的介绍，转引自蔡宏进着《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篇第一节“乡村发展的概念、理论与实际”，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23页。
[24]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第1—3页。
[25]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26]对20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国内乡村研究的状况，可参：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十二章“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及周晓虹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导论”。
[27]第二届研讨会由该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系合办。
[28]赵树凯，“问题与治理——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阶段性推进的分析”，载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1页。
[29]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十五’规划”，载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5页。
[30]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十五”规划》，载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页。
[31]相关的详细评论，可参笔者的另作：肖唐镖，《二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与治理：观察与反思》。
[3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十五”规划》，载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编：《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下），第1305页。
[33]载郑杭生主编，《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111页。
[34]李书磊，《教育对于乡村的回馈》，香港：《世纪中国网》2003年1月；熊景明、温铁军、黄平、白南生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载广州：《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转自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网》2003年5月；肖今，《农村现代化的困境：云南某县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案例调查》，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
[35]可参：张玉林，《分级办学制度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城乡教育差距》，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苏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北京：《国研网》2002年5月15日；王绍光、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程方平主编，《中国教育问题报告———入世背景下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和基本对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思考》，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葛新斌，《广东省X 县农村费税改革后教育状况分析——以教育经费变动为中心》，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张谋贵，《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深层分析》，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韩嘉玲，《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发展》，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李春玲，《受贫困所困的教育制度——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
[36]何家栋、喻希来，《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载《书屋》2003年第5期；郇建立，《国家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原载广州《开放时代》，转自香港：《中国研究论文库》2003年5月。
[37]如，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杭州：《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03年5月；郭书田，《论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03年6月；韩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北京：《国研网》2003年5月；肖唐镖，《二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与治理：观察与反思》。
[38]国外学界的这一讨论，可参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系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任 330003 南昌市八一大道 xmpxfk@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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