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幕式致词

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关心乡村建设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首先给大家鼓鼓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的事业肯定是越干越好。

前不久去香港，那些企业家们听了我讲的乡村建设后说，我们得帮你筹点款，把这件好事情办起来。我说，那好，企业家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就得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最近从香港回来以后参加了一个论坛，有一个资产号称多少亿的私人企业家找我说，你这件事情我听了特别有兴趣，你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供点机会。昨天我在清华大学讲课，一个在重庆搞房地产的企业家说他也想学卢作孚，搞乡村建设。在此之前，北京那些全球五百强的外企，一边开财富论坛，一边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把我请去了。你们看看今天来的这些教授们，听听我说的海内外的支持，这个事业不是正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吗？所以，尽管至今还有人说三道四，但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第二个事情，在说之前，请大家跟我一块喊口号，还是两年前的那三个字，“我是人”，喊三遍。什么叫我是人？我们先得会做人，如果还是晏阳初当年批评我们“愚、贫、弱、私”，那就表明我们没有学会做人，而今天，遇到困难了不能害怕，有了问题敢于暴露，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算学会做人。

今天我们开会做什么？大家干了一年的合作社了，这是个“组织锻炼期”。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主观的，有些问题是客观的。这个培训班与以往不一样，这次大家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敢于自我暴露，敢于自我批评，那才叫做人。什么都说好，不许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能进步么？

这次大家来干什么？不是让教授来给大家满堂灌，讲一通合作经济。这次，我们每个合作社的负责人都要讲讲自己有什么经验，特别是要讲讲有什么不足，有什么教训，有什么问题。大家来会诊，来讨论。所以这次我先跟大家说清楚，我们不要怕丑，不要怕暴露问题。如果没有自我批评、自我反醒的精神，如果没有反思，就做不成一个真正的人。

孔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大家管我叫老师，说温铁军干了点好事。可你们知不知道，我曾经做了多长时间的自我反思，才有今天这种看法。我上次来在翟城的老百姓面前讲过，我不是农民出身，我祖上那辈甚至是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我的祖上不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拒绝认同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平等，那他们就是阶级敌人，该被革命消灭的。我父母都是解放前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老大学生，解放后算社会的中层；到我这一辈，把亲戚都算上，也是中美英苏各大国的博士都有。我们作为中产阶级该不该反思？该不该“三省吾身”？该不该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深刻反思，我怎么会走到农民中间？我该好好的去当我的上层知识分子，该跟别人一块去鼓吹剥削有功压迫有理，甚至去鼓吹给地主资本家翻案。为什么我没有那样？因为我要做人。真正做人，就要有社会责任。企业家们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也得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难道只挣钱就完了吗？为什么海内外那么多企业家主动提出要帮我们筹款呢？我并没有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他们帮我筹钱，只不过告诉他们我在如何做人。

这次培训和过去所有的培训都不一样。为此我要求乡建的同志们，合作社的农民朋友们，从现在这次培训开始，记住我讲的这句话：人人都要把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反思当作座右铭。谁都别觉得别人批评你不好。如果大家都觉得别人批评你是帮助你，那我们这次培训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是评功摆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能进步吗？刚才我之所以敢站在这个台上把我三代人的自我反思都告诉大家，就是为了自我解剖启发大家进步。不反思能有进步吗？不自我批评能有进步吗？

培训具体的安排你们听小潘和小仙的。知道我要求他们什么吗？我说，这次培训对你们也是一次锻炼，也是一次学习，也是一次自我批评。你们当然有欠缺，有不足。所以我要求乡建学院这些年轻人每个人都得上来讲。第一个上来的是小潘，他来主持，带大家来唱歌，给大家讲一讲。得把小知识分子的话语放一边，咱们就看看什么话最能跟大家说到一块去。

拿自己开刀，作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可不是轻而易举的，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今天开始的这个培训班的特点就是自我批评，同时要开展批评，看谁能够真正学会做人。

我这十分钟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只把这次班跟别的有什么不同先说说。如果我的这番话大家听进去了，我希望大家把它落实到这次培训当中。

二、学院要带头自我批评——对史河口合作社的点评

（乡建学院第一期学员史存义在家乡组织了史河口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陷于解散的边缘，大部分社员已退社。）

史存义办的这个史河口村合作社在短期内没有成功。但我们不能说它失败，只能说它开始走的第一步不太稳，有一些毛病。我同意刚才何慧丽老师（中国农大）说的，不能把责任全算在史存义一个人头上。这一点袁小仙在分析他的问题时也已经提到了。

我们之所以把一个不那么成功的合作社作为第一个讨论的案例，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我先做自我批评。他的这件事不成功，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史存义回去动员老百姓入社和动员已经比较成型的东台头合作社合并到他新办的史河口合作社时，用的是什么说法呢？就是告诉老百姓说，他来乡建学院培训，乡建学院的院长温铁军讲了，如果咱们能把合作社搞起来，政府就能给咱们三十万投资。东台头合作社的社员一听，就想既然你有本事拿到三十万，那干脆我们跟你们合并了。他用我在培训班讲话中的一个提法，就把一个已经比较成型的合作社纳入他刚办的史河口合作社中。所以我说，他回到史河口村，去把别人的合作社动员过来，也把自己村的老百姓在短期内发动起来，跟他在这里得到的信息有关系。否则他怎么就能把合作社办起来呢？他在2003年才从东北回到史河口村，在本村没有什么基础，还没建立起威信。

我们做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从自己的问题入手。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能用这种物质刺激的方式，说你们回去把合作社搞起来后就能得钱。这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要得到政府的资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必须先做自我批评。史存义回去后把我说的政府可能资助合作社这样一个信息变成了他统合其他合作社，动员老百姓入社的一个手段，这是有问题的。

也因此提醒在座的各位，你们不要把这个信息当作一个主要的动员借口。我们不要怕刚开始时人少，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不理解。开始时规模小一点，或者搞起来以后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有人要退社，恰恰是正常的。对于史河口村合作社这个案例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思考。想想你自己那个合作社，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应该怎么搞。

我应该作自我批评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给史河口合作社一万元资助的时候，就知道它没有注册登记，所以没有帐号，只能把钱汇到史存义个人的帐户，因此应该对他加强监督。否则这钱打到个人帐户里面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怎样花钱的？如果不加强监督，不抓紧了解情况，那是工作不到位。去年有人向我和乡建学院反映史河口合作社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及时地去监督，到今年春天才派人去调查了解，结果已经晚一点了。如果及时去处理，及时去帮助，也许不至于出现在这样的结果。

所以，应该由我代表学院先作自我批评。归纳三条：

第一，我们没有提醒说你不要把政府资助这个信息当作动员借口，否则大家可能目标不正。为了得到上级给的多少万而来组织合作社那就错了，方向不正确。

第二，史河口合作社的问题我们早就听说了，但没有及时帮助，没有及时去调查。

第三个问题，我们去史河口村调查时待的时间短，工作方法也不是那么细致，了解得也不够详细。

所以从乡建学院的角度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作自我批评，来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对史河口合作社应该怎么分析？

我们先得看到的是合作社的监督制度问题。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作用，这不仅仅是史河口村一个合作社的问题。刘老石提醒得很及时，他去过的另外一个合作社，监事会也是形同虚设，也没有发挥作用。因此请大家认真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监督制度上的缺陷。

第二，财务制度上有缺陷。刚才小仙介绍说，史河口合作社开始时还有财务手续，到后来手续就不健全了。由于这次调查不深入，所以没有摸清楚为什么原来财务手续相对健全，后来就没有了财务手续，就乱花钱了。这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总之，第二个方面出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也值得大家去考虑。你所在的合作社有没有存在财务手续不健全的问题？我看不只一家，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其他的合作社也有财务手续不健全的问题。

第三，按章程的规定，合作社的成立与解散都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史河口合作社要解散的时候没有程序，没有按章办事。其实这个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章办事，有的社员交的入社费多，有的入社费少，这样的话怎么要求每一个社员的权力是对等的？所以说开始组建的时候就有问题，就没有按章办事，因此到了大家说要解散，也就没按章办事了。因此第三个问题就是有章不循，有制度不执行。那么这个现象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个别的呢？这也值得我们讨论，值得我们反思。所以大家不要把晚上的分组讨论当作是聊天，好好想想你自己那个合作社有没有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

三、怎样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5月27日上午的讨论的总结

(27日上午对史河口合作社、胡寨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翟城合作社和栗家庄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讨论)

今天上午听了几个合作社的情况介绍，在点评之前，我不妨说点其他的事。上次来参加翟城村农民夜校的时候，米书记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翟城村在过年的时候，平均两天就死一个人，大约死了三十个人。翟城不是疫区，没有传染病，两天死一个人，难道不够严重吗？接着他呼吁翟城村每家每户保留半亩“保命田”。他是个老同志，对问题的实质感觉得很清楚。大家分户经营以后，大量地使化肥农药，让城里人吃咱们这些有毒的食品，现在咱们开始害自己。因此米书记呼吁每户留半亩保命田，不使农药，保自己的命。米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们已经开始害自己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城里人害我们，压低我们的价格，然后我们再害他们，最后再害我们自己。这是人类社会吗？还能这样搞下去吗？

我给你们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叫伊藤的日本农民，二十年前，他的弟弟还小的时候，日本官方的农协也是在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化学化。农协卖农药，但并没有把农药的毒副作用跟农民说清楚。他的弟弟误喝农药死了，之后他就恨透了农药，坚决不加入农协，成了被多数人不理解的农民。政府批评他，农协批评他，周围的老百姓也批评他。可他说，我就不使化肥农药，哪怕我的产量和收入低。他坚持了许多年之后，日本东京的首都圈消费者协会发现了他。首都圈的这些消费者想让他们的孩子下下水田，因为他们觉得日本是靠稻米起家的，而日本的孩子已经忘了稻作农业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不敢让小孩子下郊区的水田，因为那里面都是化肥农药，孩子下水田回来后身上就起泡。他们听说离东京两三个小时的车程的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叫伊藤农民就是不使化肥农药。结果首都圈的这些消费者就对他说，我们带着孩子上你那去，让孩子们到你的水田里去踩踩泥巴，让他们知道我们日本的祖先是靠种稻米起家的。这就去了，去了就吃他的东西。由于他不使化肥农药，大家吃他的产品放心，首都圈消费者协会就说：我们只买你的东西，甭管多贵。这一下就把伊藤变成了日本最知名的农民。可他容易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受了多少委曲，挨了多少骂。

最后，他的两个儿子上了东京农学院。这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继承了父亲的农业，把周围的农民组成了一个有机生产协会。这两个年轻人带着大家，把每一步应该怎么做，比如，遇到虫子该怎么办，产量不高怎么办，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等等这些，编成了全世界第一部有机农业生产标准。所有参加了该协会的农民都执行这个标准。这就把事情搞大了，搞大之后政府也来了，农协也来了，贷款也来了。日本各大媒体都在报导，大家都来订他们的货。没有二十年的努力，二十年的不理解，二十年的反对，他们就没有今天。

所以我说，今天让大家坐下来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以为这是不好。外界不理解我们，给我们很多困难，没关系，我相信大家顶得住。我们要奋斗的不仅是一年两年，甚至可能不是十年八年。你们得忍得住，忍得住批评，忍得住不合作。有人说农民都看眼前利益，晏阳初先生到咱们翟城来是一九二六年，他那时批评愚穷弱私，八十年过去了，愚穷弱私解决了吗？没解决。翟城成立一个合作社，才短短一年，解决得了吗？也解决不了。

我讲这两个故事表明，中国和外国农民和市民都认识到了使用农药化肥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前景应该说是非常光明的，我们需要几年的功夫，才能真正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把有机农业做起来。我们要忍受至少两年低产和低收入，必须不使农药，否则土壤脱不了毒。然后我才能告诉城里面这些消费者：我们办的这些合作社，农民忍受了两年的低产，失去了眼前利益，为了你们城里人作出牺牲，农民现在让土壤脱毒了。至少可以保证我们的合作社生产出来的土豆、地瓜、花生、萝卜这些蔬菜产品脱毒了。你们可以放心消费。不必要去申请什么商标，我们就写上“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监制”。也不用打广告，你们没看一天到晚老来报纸电视台报道我们吗？那都是给咱们打的广告。咱们省的就是这些成本。

但是，大家要先忍得住，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才能告诉他们说我们办的合作社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以后乡建学院会把这些过程都记录在案，比如说你们讲的那个梨树套袋，你们讲的怎样不使农药。有了这些纪录，我们可以告诉城里人说，你们想不受毒害吗？你看我们这些产品是怎么来的，从开始怎么困难，老百姓怎么不理解，我们怎么把老百姓给组织起来的，为了你们，农民是怎么忍受低产的。现在我们搞成了，该你们拿钱了。下一步，比如两三年之后，如果我们都忍住了，我们有了一个基本队伍，我们就成立市民文明消费协会。城里人想健康消费么？你们得首先承诺你们愿意善待农民，我们才允许你们入会。农民入会交一百，城里人得交一千。别以为是求着你们城里人买东西，以后会倒过来的，城里人会求着农民给他们好东西。他们得入会，得交钱，这钱就是给我们合作社有机农产品的定金。

这些天的培训，要把我们这些骨干都变成有长远眼光的人。如果你们变不成，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败。如果你们只有短期目标，都是顾及眼前利益，我就根本没有资格去告诉城里人我们提供的是最好的东西。我怎么敢说呢？难道我不要我的名气了？我走到那里别人都给我们捐钱，不就凭我的社会声望吗？现在我的名声靠什么？靠你们。如果你们认识不到这些问题，工作做不到位，有一个人提供了假的产品，让别人挑出一个毛病来，我们整个体系就毁了。我现在面对的是你们几十个人，你们背后是几百上千人，将来可能是上万人，那么容易管理吗？为什么反复强调制度？只要建立了制度，就一定得执行。如果你们带不了头，做不了榜样，怎么能够让社员执行呢？如果社员不执行，整个制度就会垮台。那是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啊，谁给自家地里施农药你们知道吗？

所以这次咱们提出的问题大家要好好讨论讨论。咱们得看长远，从我们这些骨干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农民朋友做起，把咱们这些事情做好了。你们想想日本农民伊藤，经过二十年的奋斗，最后他成了日本最著名的农民，最有名的农场主。你们得学学这种精神。短期内有困难、有问题，我们非常理解。可你们也别觉得别人提出的批评是指你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它当成我们大家都有的共性的问题。所以，我一上来先说制度的问题，接着说执行的问题，在结束之前跟你们说，短期内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要着眼长远。我们要习惯接受批评，要习惯不理解，要习惯被指责。伊腾被人指责了二十年，今天才成功了。我们才被指责了几天？

有问题，不被理解，甚至是批评，没关系，我们着眼长远。史存义的合作社解散，还不了钱，还不了谁的啊？还不了我的。史存义现在能还六千多，三千多块钱瞎了，我找谁要去？就不要了嘛。我给你们办合作社的钱，说老实话，就是准备你们瞎了的，是准备承担损失的。无论是给了一万、还是给了五千，甭管给多少，我从开始就是打算瞎了的。你们以为我挣钱就那么容易啊？不也得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那不是一分钟一分钟讲出来的吗？我今年五十四了，半辈子的积蓄我怎么就轻易地拿出来支持你们搞合作社？为了着眼长远！有风险先拿我的钱去顶。什么叫风险？风险就是瞎了，我就准备瞎了，没打算拿回来。如果你们成了，三年之后再还给我，我再去支持别人。你们要理解了这种思想，就算没有白参加咱们这么多次培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翟城村老李说的话，“八十多年前晏阳初就说咱们愚穷弱私，八十年之后咱们还是愚穷弱私”。你们作为合作社的领导人，作为骨干，自己的愚穷弱私至少得减一点，要着眼长远，着眼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今天上午开了个头。别以为我们拿几个合作社的问题说事，对不起，这根本不是对你，我们是对所有人。大家谁也别觉得委曲。如果谁觉得委曲，觉得人家的批评或调查对自己伤害了，那咱们上午的培训就瞎了。千万别这么想，咱们该想这都是对咱们最好的帮助。咱们刚刚开始，才干一年，离不开监督，更应该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一片良苦用心，我们是着眼长远的。

四、合作社是弱者的经济组织——对丰岩综合经济合作社的点评

（重庆綦江县石角镇丰岩综合经济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6月，乡建学院学员刘万伦为理事长。）

这里有几点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任何一个合作社都需要有带头人，这个带头人的特点和这个合作社的特点高度相关。小潘在点评里提到了，刘万伦是个活雷锋。刚才你们也听了王德显的发言，虽然他没有得过活雷锋奖状，但他把合作社一些开支和成本自己消化了，等于是奉献了。所以，第一点就是合作社的领导人是应该有领导最起码的特征，那就是需要有一些奉献精神，大家才能够真正形成合作社的文化。这也就回答了那位福建的小伙子的问题：弱者的联合能跟强者对抗吗？强者是很难形成合作文化的，而弱者当中则往往有很多像刘万伦、王德显、马宜场、杨云标这样有奉献精神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只是白白奉献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做人的准则，都要有做人的道德，而这些东西无论用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刘万伦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这个社会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刘万伦这样的活雷锋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度评价吗？不值得我们正面去理解吗？

第二点是：合作社的理事监事要合理取酬。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供刘万伦和你们丰岩合作社参考。合作社的这些理事监事们应该按劳取酬，不应该大家拉平，不管你付出多少，都按一个标准领取报酬，这不符合合作社的原则。打个比方，如果今年我付出一百天的劳动，按照规定我应该得二百块，那么我得了以后，我可以把它用在合作社的事情上，或用于孤寡老人的照顾，或者用于文化活动。我的意思是这应该摆在桌面上。我拿了合作社应该给我的个人报酬，但是我个人奉献，又把它捐出来了，那是明面的。

我上次在河南大学给学生演讲，学校给了我一千五百块钱，我拿到手后就在信封上签上“请把此款转给河南大学的三农研究会，用于学生下乡支农调研”。其实在任何一个大学，只要是学生社团请我，我讲完以后都会把我的报酬收下来，当即转给大学生社团，用于他们下乡支农调查。这个并不是说我不要报酬。我要报酬，但要了以后就用于公益事业。所以我说，刘万伦，你想当活雷锋完全可以，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不能不要报酬。如果你要了以后，用在合作社的事务上，这是你的奉献精神的表现。

其实，我不鼓励我们农民这样做，但我鼓励知识分子这样做，因为我们挣的是老百姓的钱。学校的钱主要是国家财政给的，来自老百姓税收。作为教授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农民朋友们，你们属于低收入阶层，你们该挣的还是要挣。就像我们乡建学院规定的，农民来了食宿免费，可来的知识份子和城市志愿者每天要交食宿费。对于社会上处于强势的群体，我们必须收费。对于社会上处于弱势的，我们免费。这是公平合理的。所以我说，刘万伦不按劳取酬是不对的，这不是合作社文化。合作社文化就应该是按劳分配，按劳取酬。这是第二点，也是个人看法，当然你未必同意，那也没关系。

第三，合作社是什么？这就是小潘提出的第四个问题。合作社主要是一个经济组织，否则它无法生存。我们在初创的时候还没有被别人重视，很不起眼，但是如果你发展起来了，你面对的是强手如云的市场竞争。我们既要有赵院长（河北农大经管学院）讲的开放心态，又得体现合作社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我们的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是在有收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做的。明天我请冯老师（中国农大）给你们讲讲国外的合作社。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做公益事业呢？是在政府给合作社百分之百的免税的情况下。政府才有权要求合作社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纯收益用于公益事业，用于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素质。这绝对不是说它们不是经济组织。它们首先是经济组织，而社会、文化、公益等事业是在经济合作有了收益，并且在国家给予免税待遇的条件下才做的。

最后说到注册的问题。合作社应不应该工商登记？这个就得衡量了。在很多的地方你工商注册后就是企业。企业要照章纳税，税务证、营业证这一套你都得有。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合作社应该是免税的或是低税的。现在合作社可以在民政局注册。民政注册后，你就是一个事业单位，不用纳税。所以我提醒一下各合作社的同志们，由于工商注册的成本可能高，如果可以不做工商注册的，咱们就不做。如果要在民政局注册，可能要把你的合作社的名字改成专业协会。我们改就是了，对内还是合作社，对外可以把名称变成某某协会。

五、合作社实践中形成的三个基本经验——5月27日晚上的总结

我问问在座的各位，从开始咱们搞合作社到现在，尽管困难很多，你们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觉是强了还是弱了呢？实际上，“做人”的感觉是明确了，咱们在座的这批人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农村中的强者。合作社不是弱者的联合吗？怎么就出了一批强者呢？那是因为你们得到锻炼，在做人的这个感觉上觉得自己强了。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组织起来从弱变强吗？我们就是农村的弱势农民中自己加强自己的典型。

因为我们要提高自己，由弱变强，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次的交流，尤其是不要小看自我批评。其实我们坐在一起交流，是要把弱者变成强者，只有对自己的问题有了认识，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看来咱们这次最大的进步是明白了怎样把自己变成强者。我们必须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了，这点是我们最大的进步，这比什么都强。尽管我早上讲的时候是要大家作自我批评，但晚上总结的时候还是想说我们最好的那个方面，最能够让大家觉得自己有所得的那个方面，就是你变强了，是我们真正组织起来了。

再进一步说，尽管天上不能掉馅饼，但大多数合作社手里不都已经有万把块钱吗？多的有几万块。现在大家是琢磨着怎样能贷得出去，怎么能贷得好，怎么能回收，怎么能挣利息，然后咱们怎么分配。这个馅饼已经在你手里了，只不过是大小的差别而已，这就是咱们组织起来的好处。咱们已经有了小的馅饼，就要慢慢做大它。所以说，咱们组织起来已经见到实惠了，只不过有人的预期有点过高，觉得今天组成了一个合作社，明天就能分一千、一万的，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说，第一是我们真的组织起来了，由弱变强了。第二，我们手里有钱了，只不过是少点，或者用得不那么好，因为我们没经验。那么我们下一步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至少有几条经验，值得每个合作社去借鉴。

第一，大部分合作社在生产资料购销方面都办成功了。这也是赵院长说的，合作社往往在共同经营购销上是能成功的，那就是产前你购，产后你销。她提醒咱们别干产中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本来就挺强的，像马宜场那样。我接触过马宜场几次，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很有本事的人，但是他做产中的项目也没有成功。他的养猪项目不能说是成功了。养兔的项目开始不成功，现在算是扭亏为盈，也不能算最后成功。这不是批评马宜场，他非常有能力，也许他真能办成。但是我提醒你们，早在八十年代，我跟世界银行一块干活的时候，世界银行派了一个世界上有名的搞合作社的专家到中国来帮我们搞合作社，他就告诉我，世界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生产合作都是失败的。今天大家听了一天，真正成功的合作社经验主要是在生产资料的购进和产品的销售方面。咱们在产品销售这一块没有多少，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联合购买都是相对成功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面临着私商的进攻。也可能会像王德显他们那样，他原来向社员承诺能以某一价格为社员买进生产资料，但是到进货的时候价格上去了，为了保证对社员的承诺他只能自己贴钱。

一些合作社也组织了生活资料的联合购买，比如，南塘合作社买年货，翟城合作社买煤，这种经营也都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怕你是上信用社贷款，那怕是向私人借款，用于统购生产生活资料，基本都能还得上，而且能够保证有收益。

因此，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第一条经验：联合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成功率比较高，风险比较低，而且收益可能比较大。

第二条是资金的合作。资金互助值得干，而且能干成，但这一条就比联合购买的风险要大。说它风险大，并不是不相信大家，而是咱们借钱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生产的。既然咱们在生产领域的合作百分之九十五会不成功，那你怎么能保证用借来的钱搞生产都会成功呢？

资金互助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制度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有人说政府机关的规划是规划规划，写写画画，墙上挂挂。咱们合作社搞的这些制度，如果也是墙上挂挂，能行吗？人说玩资金如玩虎。咱们要把资金互助这件事情做好，制度是第一位的，财务制度、监督制度、民主制度都要到位。如果这些制度不到位，我劝你先别玩资金互助。

所以第二条经验是资金互助可以搞，但是风险大，解决风险的最主要办法是完善制度。

第三条，咱们大多数合作社都组织了文艺、文化活动，那是我们新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是要让农民活得像人，像人就要快活，农民要的不光是物质享受，也要精神的享受。尽管我们现在可能不那么富裕，但我们要拥有快乐，拥有欢笑。我们不仅要让我们自己欢笑，还要让老人们快乐，让子女们快乐，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说第三条经验也很重要，咱们大多数合作社都有文艺活动，都在搞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这些活动成本低，幸福感高，精神收益大，活得像人的感觉强。

我们刚刚开始在翟城试验区的工作的时候，小邱动员老百姓搞合作社，动员老百姓搞试验区建设，就有老百姓非常鄙夷地说：一天到晚唱唱跳跳就能致富吗？他说得对，一天到晚唱唱跳跳是致不了富，但是一天到晚你出卖劳动力就致富了吗？一天到晚就在二亩三分地上刨食，你致富了吗？分地到户二十多年了，你致富了吗？那凭什么让我今天来、明天你就能致富呢？天上掉不下来馅饼。今天上午翟城合作社的老李说了，八十多年前晏阳初先生说咱们农民愚穷弱私，八十年后咱们还是这样。不光是农民，城里人也有劣根性，都属于愚穷弱私。我们不要小看唱唱跳跳，不要小看老头老太在一起搞的活动，那能改变我们最根本的劣根性。所以第三条非常重要，文化艺术活动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我们得坚持下去。

今天我们讨论了一天，至少有三条经验值得我们记住：第一，联合购买，甭管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稳赚。第二，资金互助这件事情值得干，但得加强制度。第三，文化艺术活动成本低收益高，值得干。

六、资金互助是今后重点

资金互助的风险大，所以我们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要靠制度约束降低风险。制定制度时就要考虑到那些情况是要被制度来约束的。第一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那种情况，我们应不应该提供非生产性的资金借贷。如果借，要有什么条件？非生产性借贷在农村中相当普遍。我跟冯开文教授在九九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百分之二十几的农村民间借贷是非生产性借贷，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借贷也是百分之二十多。所以应该看到农民生活性的资金需求和生产性的需求频率差不多。

那么合作社应不应该满足农民非生产性的资金需求呢？应该满足；但是不能跟生产性的需求，比如说买化肥或买猪仔之类，一样地处理。首先，非生产性需求往往不能够产生利润。借钱用于孩子上学，什么时候能产生利润？家里有人生病借钱能产生利润吗？它可能使家庭收入下降，要是碰上不治之症，这家就得倾家荡产，怎么指望人家还钱呢？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就要特别强调民主制度。如果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很低，那么要在大多数社员都认同的情况下才能借款。因为风险是明摆着的，那就得大家说了算。绝对不能是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个别的理事说了算。

尽管我们的合作社对农民的生产性需求和生活性需求都要予以满足，但是它们有区别的。对于生产性的借贷，可以按照一般的资金借贷程序运作。对于生活性借贷，特别是应急性的需求，如果额度大风险大，必须通过民主决策，否则你担不起责任。可能这家人说你做了好事，但别的社员怎么看呢？所以民主决策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各位回去以后要把资金互助合作的相关制度好好修订，制定出一个区别对待的原则，解决类似的问题。

第二，我们不可以在收益分配中过份地增加股金红利的分配，因为资金互助的风险很大。我们应该设立风险基金，或叫任意公积金。如果我们的收益越来越大，就应该把收益的相当一部分作为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可以作股量化，归到社员股东名下。社员可以享受股息，占有这块股金的收益，但是不得退这部分风险股，因为资金互助永远有风险。今年咱们收益多，明年可能收益少，如果后年我们亏了，用什么来抵亏？所以我们要留出防范风险的那块资金。通过设立风险股，既满足社员对收益的需求，又壮大了资本的规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这条操作经验请你们务必注意。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曾经有过规模高达两千亿的农民合作基金会。我现在一说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马上就有人问我说，你们跟当年的农民合作基金会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第三条：没有政府干预。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不是政府小金库，这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跟政府没有从属关系。

以前我们的合作基金会，办在乡级的其实是乡政府小金库，办在村级的是村两委班子的小金库。上级下达一个指示说，建一个什么标准厕所，不给钱，先从合作基金会开支。上级下达命令说让咱们种树，林业局给你一批劣质树苗，到你村里就快干死了，种十棵有八棵不活，这钱谁给啊？合作基金会给，越给烂帐越多。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以前的基金会为什么跟政府有关系呢？这也不能都怪政府。

八十年代大包干的时候，咱们把集体资产全分到户。分得干净的地方，连砖头瓦片门窗全分了。但是集体资产分完了，集体债务呢？咱们当年有几百亿的集体债务怎么办呢？也就分到了各户。1985-86年完成了撤队建村，很多地方开始清财收欠，地分给你，债务也分给你了，你得把债还给我。很多农民还不上怎么办？村集体就把它转成了农民向集体借的钱，当时叫做“以欠转贷”。那谁来管这个贷呢？当然不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村两委和乡政府。所以过去的农民基金会的出现，从根上就是贯彻国家政策，清财收欠，以欠转贷的产物。那咱们能不让政府干预吗？不让政府干预谁能把欠款收上来？所以上一轮的农民合作基金会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从根上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此，它败也就败在政府干预上。

因此请大家千万记住，现在重新创办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无论那级政府说要干预，都必须坚决地予以拒绝，而且你们在章程上就要明确规定拒绝任何行政干预。世界上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会以政府资金来扶持合作社。中国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出台合作社法，国家财政拿钱支持合作社也是早晚的事。那么，如果政府给钱，它应不应该干预合作社？也不应该。所以你们要把拒绝任何行政干预这条先写在章程里面。

大家把我以上说的这三条记住，就能基本上运作下去，其它的我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