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公平现状分析及解决对策研究
作者：石 健 发布：2005-10-24 阅读：2444次
“夫霸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管子•霸言》）
一、中国当前社会不公平现状分析
在探讨社会不公平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个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又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个差距不断加大。在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又表现在横向和纵向的不公平上，横向主要是产业间的不公，第二产业收益落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又落后第二产业的产业分配局面一步步定格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体系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拉大。农民不如工人，工人不如“卖笑者”， “笑贫不笑娼”的另类解释可以在这里验证；纵向的分配不公是东部和西部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收益更多留在了东部，西部只是一味的“输血” ，而营养又远远没有跟上，东西差距也在一步步拉大，而在地区差异的城乡居民的分配不公又是最突出的表现了。
二、社会长期不公平可能带来的结果
1、抵御重大公共危机能力的消弱
社会不公平和收入不配的不公首先带来的就是抵御重大公共危机能力的消弱，当我们面对2003年那场“非典”时期，试想那如果爆发在一个不发达的省份或者地区是，普通低收入的民众如何能够向北京那样抵御 重大公共危机，但靠援助或者救助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实质问题。这将是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大后，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抵御重大公共危机成本的巨大化。
2、社会发展成本的加大。
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失衡可能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就是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尤其长期将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后，随着这种局面的长期得不到解决后，社会和经济动荡 必将爆发，此时社会发展的成本将不可避免的加大，额外的社会成本和经济的外部性都将来耗费大量有限的生产要素，这必将减少了投入正常的社会发展的需求数量。
3、国家政治体系构建的成本加大与收益失衡
而以上两个由于社会不公引起的结果最终导致的结果将是国家政治体系构建的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构建的基础就是能够为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提供一个外在的管理和引导体系。可在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局面下，国家政治体系必须面临着改革或者变革，这对于中国追求稳定发展的长期战略将是致命和不能接受的。尤其我们在从国家政治体系构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均衡角度出发，政治体系构建的宗旨首先是“不与民争利，而是让利与民”，但是每一次国家政治体系的构建必将是一个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追求改革和变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均衡。
所以正是这种国家政治体系构建成本的巨大，也不可能接受我们进行政治体系的重建。
三、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1、分配体系对过分强调发展呈现出滞后性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是引起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就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没有搞清楚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能真正地解决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只是为了缩小差距而缩小差距，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也很难真正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2、国家政治体系构建带来的附加成本
首先政府体制缺乏制衡机制，行政权力转变成不平等收入的“神奇魔杖”。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一直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计划经济的惯性仍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仍不完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并不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而是作为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利，向企业寻取租金，提供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同时还想方设法阻碍政府体制的深化改革，努力维持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不断寻找制度的空子获得非法收入，聚集财富。“权钱交易”成为部分政府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
“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人们都会争取进入行政权力大的部门，一旦进入就会想方设法使用权力，获得大量非正常收入。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利，处处设卡。那些处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其次行政垄断，加大了垄断利润成为不平等收入的“合法利器”，进一步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构建成本。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的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促进市场竞争，但在某些行业政府的行政垄断仍然严重干扰甚至限制市场的作用，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以中国电信为例，在没有引入其他电信运营商之前，电话的初装费需要5000 元，而随着中国联通等公司的成立初装费就取消了，可见垄断利润之高。这些行政垄断部门和企业中的成员，将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转化为自身的高额收入，甚至有的成员还将企业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1年行业收入水平前四位的是金融保险、电力、电讯、交通运输，这些行业职工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高出30％左右。
行政垄断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行业中的员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无论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垄断利润，获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而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获得市场竞争后的正常利润，员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在收入分配之初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场化的因素成为他们收入差异的主导。
再次，社会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领航员”。
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面对不同的机会，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
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着大量资源，于是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总是得到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却由于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总是处在收入水平的底部，而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很难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机会不平等成为决定这两部分人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背道而驰。
最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的发展是社会不公的“绊脚石”。
牺牲农村来换取城市的二元经济体制，是我们中国今二十年发展的主基调，以远远低于成本的农村生产要素来换取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这种牺牲农村的发展体制，我们带来的附件成本开始一步步显现，“三农问题”的长时间无法妥善解决，不当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更对我们的社会能否安定也是一个问号。
四、解决社会不公平的良方何在
1、完善国家政治体制构建是“第一剂”良药
针对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冲击，政府只有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从配置资源的各个领域退出，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行政权力转化为不平等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在推行政府体制改革时，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因此，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政府必须坚定目标将改革推行到底。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彻底清除计划经济残留思想的影响，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逍遥法外，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
2、消除行业垄断是一副必备“猛药”
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只有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才可以打破垄断利润，使所有人处在相同的收入分配起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目前存在行政垄断的行业都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涉及的企业、员工众多，因此改革要循序渐进，一下拿走所有人的超额收益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3、实现社会发展机会均等是“常备良药”
要想改变机会不均等带来的人们收入的不平等，仅仅依靠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呼吁，或者期待机会拥有者主动放弃一些不平等的机会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各项制度的完善，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这也正是政府的职能所在。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
4、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是长期服用的“大补丸”
首先，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是面对农村经济，积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大量减免农村税费，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实现农民增收目标。同时在落后地区加大公共支出制度，通过补贴、救济来实现“先输血、后造血”的发展思路。
其次，完善落后地区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财政补贴和商业运作，对渠道、多元化的解决落后地区基本的社会保障。比如对农村商业保险从私人商品向公共产品的创新转变等等。
最后，必须完善法律体系，保障国家政策制定的利益走向和社会收益的有效实现，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公平实现的可预见性。
结 论
只有通过最深刻的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公平的现实和现状，从源头上－政治体系的科学构建上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才会真正走上一条良性之路，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和实现“三个代表”的目标才会成真。
参考文献：
1．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6版
3．李世杰，《发展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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