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这次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运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更显著，甚至给人一个错觉，好象现在在中国经济需要扩张的时候，需要刺激需求时，主要靠财政政策，而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紧缩时，似乎主要靠货币政策。实际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扩张功能和紧缩功能。为什么现在人们有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这次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比较显著，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货币政策特点以及这次运用货币政策过程中时间的掌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两大政策体系，但是作用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作用更多是起动员和风标引导的作用，而不是靠财政政策本身去实现经济增长，或者它本身去实现经济的收缩。为什么这么说？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比重，了不起20％左右。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什么都不干，都放到投资领域，刺激投资需求，能够在整个投资需求总盘子里占多大比例，起多大作用？所以说财政政策更多是告诉社会我政府从政策层面现在是想扩张还是想紧缩，而不是靠它本身直接去实现经济扩张，或者是经济紧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财政政策引导下，最后要想实现扩张，或者是实现紧缩，必须还得落实到货币上，货币必须出去，或者货币必须收回来，所以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多是导向，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更多是保障。98年开始采取紧急的财政政策，当年特别国债一千亿。从98年一直到02年，中国的物价指数基本上是零物价，甚至是负物价。这么力度大的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下去之后，经济没有见到活跃，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回升，物价水平也没有显著的上扬，就是因为99年、00年、01年货币当局是谨慎的，所以当时我们讲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当局不往外放票子，信贷规模上不去，意味着整个社会企业和民间收入、需求上不去，所以物价水平、总需求扩张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总是有限的。
　为什么03、04年经济增长明显恢复速度，我们说除了财政政策积极的引导扩张之外，非常重要从02年货币当局放松银根，增大了货币供给，扩大了信贷规模，货币供给速度明显增加，尤其到了03年上半年，02年就明显加速，银根明显松动，信贷规模迅速扩张，03年上半年情况更加突出，03年6月30日，信贷规模放出去的总量已经相当于02年全年放出去款的总量还多出30％，而02年放款的速度就已经是前些年的基础上明显加快了，这样就拉动了03年的物价指数、总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包括04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政策的角度也不一样，即使在扩张时财政政策也主要是导向性，不能靠它本身直接实现，在财政政策拉动下，要想实现这个政策目标，最后货币政策一定要配合。
　我们知道这一轮的经济增长，03、04年经济增长，最终是货币政策配合的结果、支持的结果，这一轮如果收缩，首先也应该是从紧缩银根开始。因此在03年2月，当时央行已经感觉到02、03年1月份放出去的票子增速太快，就准备有所收缩。但是2月份之后，紧接着就是非典，到底打击有多大，没有把握，这个时候我们不愿意也不敢雪上加霜对经济增长进一步遏制，怕一下子就掉到衰退的陷阱里。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明显反弹，央行的考虑进一步明确，所以在03年9月份开始，央行紧缩性的政策就出台了，央行要求各银行提高一个点法定准备金的比例，直接冻结的资金面是五千亿，从03年9月之后一直到现在，实际上央行就是一路紧缩性的政策不断出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每一步出台的力度都不大，0.25、0.27，直接每一步涉及到的资金面规模都不大，几千亿，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始终朝着紧缩的方向走，措施是连续的，间隔时间都不长，每一个措施的力度并不大，为了减轻振动，但是方向和连续性是一贯的，告诉人们央行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基本态度是谨慎的，更多的担心是通货膨胀。
　去年年底的时候，央行各种措施不仅是控制信贷规模，同时开始调整了利率。98年以来，利率都没有动过，去年年底调了0.27％，算了一下，直接资金面几千亿，间接面可能更大一些，但是央行告诉大家一个信号，央行对货币的谨慎态度以及我的政策措施，不仅要控制信贷规模，我可能今后还要运用价格杠杆，来进行综合调控。这是货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给人们的感觉，连续性、目标的明确性以及相应作用的突出性。
　另外一个方面，同时财政政策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的财政政策没有逆反，没有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为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我们只是减少了力度。过去财政赤字是三千亿我们可能减到一千亿，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目标没有放弃，还是扩张性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阶段财政体制的改革、新税制的改革提到议程上。财政政策是两大方面，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其实中国更多是关心财政支出政策，我们对财政收入动用不多，而成熟的法制社会，选择公共财政体制下主要争论财政政策分歧是收入政策，所以大选时争论的焦点是增税还是加里。就财政政策来说，也有扩张性的也有紧缩性的，增税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属于紧缩性的收入政策，属于紧缩性的，增税就是将老百姓和公司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了，总需求就减少了。减税是属于扩张性的。
　中国到0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国的税制是94年改革过来的，从包税制转为分税制，94年改革时，中国的税大概是33种，当时合并为18类，又分为三大档次，一类是国税，一类是地税，还有一类是共享税，当时分税制94年改革时，说句老实话现在回过头检讨，将地方和企业搞的比较惨，比较注意保证了中央的国税，给的地税不稳定、小，而且征缴的成本比较高，比如说农业税、所得税，所得税是地税里的大税，一个是企业所得一个是个人所得，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亏损的，而所得税的打税对象是利润，利润多所得税才多，所以当时企业所得税给了地方，就等于是画饼充饥，没有什么用。当时个人收入普遍不高，达到起征点的有限，而且征缴成本特别大，我们也没有道德约束，没有主动报税的习惯，我们也没有会计信息披露的机制。还有比如说经营税，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开洗浴中心、歌厅、饭馆的积极性高，因为开起来就有钱。还有土特产税。
　地方税里这几块基本上没有稳定的大税，按照这个税制下来，十年之后，到了04年，去年7月份，中央财政超收部分达到了五千亿的样子。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94年新税制改革时中央财政全年的总盘子，94年税制改革的设计者就没有考虑到十年之后按照这个税制超收部分相当于现在全年总税收的盘子。这表明了一个问题，企业赋税太高，而地方的利益，财政收入和所承担的财政责任不相匹配，04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重新调整和改革税制，肯定是减税，而且是减国税的倾向。但是如果是减税的话，在中央财政政策里是属于扩张性的。去年1月1日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开始执行，中央和地方可能有争议，因为过去出口退税是中央出，现在是国库和地方出，地方是小头，但是地方也不干，所以现在哪个地方出口多那个地方的财政倒霉，所以现在地方都希望出口企业不要在这里出口，因为涉及到退税多。但是不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矛盾，但是对企业来说是增快了出口退税的速度，规范了出口退税的程序。
　还有增值税，我们知道是流转税制里的大块，过去增值税是生产型的，比如说我生产矿泉水，我买这个商标、买水，中间购入的产品买进来我要花钱，人家给我开票，这是增值税发票，水卖出去的总产值，我要抵扣掉买入的这部分价值，新创造的附加值这块征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生产设备购入这部分没有抵扣，只是抵扣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现在改为消费型的增值税，不仅购入原材料、中间产品要抵扣，固定资产生产设备购入这部分也要按照一定比例逐渐的抵扣到增值税里。这对企业来说就是减税，免的部分更多了，这项措施已经作为振兴东北工业区的一个政策措施，去年下半年在老东北工业基地开始执行。
　再看所得税，现在我们已经入世三年多了，要求内资和外资公平竞争，过去内资企业所得税33％，外资企业17％，这是非国民待遇，现在要公平化，拉下来，到底在哪个位置上还没有定，可能是在24、25、26里选一个。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对广大内资企业来说是减税。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的改革，实际上总的倾向是减税，而我们知道减税的政策倾向对整个宏观调控的功能和作用来说是扩大性的。这一轮的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更明显，而由于财政在这个时候恰恰酝酿新的体制改革，是减税，所以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紧缩功能，反而表现出更多的扩张政策效应。这是好事，经济在非正常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才能双紧或者双松，就是急刹车或者是突然爆发，一般情况下尽可能这两个政策体系松紧搭配，使经济起伏的程度得以缓和，减少国民经济的振荡。宏观经济的有效性跟微观经济不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增长一定要均衡，所以说这是进步，否则两个政策同时，要起同时起，要落同时落，这就属于双紧双松大起大落。现在表明我们宏观调控有了一些办法，或者说有了变化，这是这一轮宏观调控第二个特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显著一些。
　第三个方向的特点，各种行政和经济政策综合运用过程中，土地管理政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说句老实话，这一轮的宏观调控，紧缩性的效果，你说是结构调控也好，点刹也好，你说是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显著也好，所有的功能加在一起，都不如土地，这次是各种手段综合在一起，但是土地政策更关键，大家学习经济学知道，土地是一个要素，要素的配置属于微观范畴。这次是各种宏观手段使用过程中，其实作用还不如这次政府直接插手控制、清理、整顿一个微观的土地要素配置所起到的宏观作用更明显。土地这次清理，为什么作用这么大，是起了一石二鸟的作用。
　这次清理冻结土地之后，所有的投资周期都跟土地相关联的，它将土地一冻结、一清盘之后，投资的周期自然就停车了，影响了开发商、投资者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缓解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第二个作用土地冻结整顿之后，开发商不能如期拿到土地的产权证，就不能拿到银行抵押，就不能贷出相应的款项，实际上土地一冻结一清理，要求开发商、投资商自有资金的门槛就要提高。过去大量的开发行为是拿着产权证到银行贷款，现在要开发可以，但是你自有资金的比例一定要相当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商、开发商的资金流。所以这次的土地清理、整顿，影响了投资周期、影响了资金流动，从这两个方面，实物投资和资金运行抑制了开发商、投资商的投资冲动，所以这次宏观调控真正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清理土地，做的早也很连续。先是03年底04年初四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各个地方严格控制修建马路、广场的大小程度，多少万人以上的城市不能造多大面积的广场，多少人以上的城市不能修多宽的马路，看起来是对马路广场的控制，实际上是对占地的控制。后来我想，因为是公款当然要管。
　接下来七部委又联系下发文件，要清理乱占乱用耕地、未经审批越权审批的项目，当时政府正式批出去的各类开发区五千多家，占地粗略的估算一下，是3.6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台湾岛3.8万平方公里，我们差不多批出去一个台湾岛，真正开发启动的是43％，但是不是白凉着，钱已经花下去了，基本上没有公司行为，都是政府行为，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啊，各地的市长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建设打包向银行贷款，这一贷款可不是一二个亿，要么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贷，很多地方的市长已经将十年、十五年之后市长的财权透支了。因此对土地的清理是有一定道理的，控制一些项目。然后又是七部委联合清查春天检查出来的项目现在的情况，这对围绕土地开发和项目用地问题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控制作用，这对投资周期、投资商的资金运行产生了直接甚至是致命的影响，起到了非常想到的宏观效果。
　第四个方面的特点，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里，地方政府起了非常大的淡化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调控周期性作用的功能。这是一个进步，当我们对待经济调控时，宏观经济运行时，如果要上，不能各级政府同时一拥而上，肯定经济过热。如果要下，也不能各级政府一哄而下，经济肯定过冷。经济问题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多方博弈，一定要从各自的利益、立场上多方博弈，经济的起落程度、波动幅度才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大起大落。象过去计划体制下，大跃进的时候，一年可以增加100％多，第二年可以下降100％多，这就不是正常的经济运行了。所以我们说多方博弈，各自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不同的要求，这应该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不是说中央和地方保持一致，在经济利益上多方博弈，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
　为什么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主要是随着体制改革，市场化的过程中，各地方利益的独立性越来越明确，各地方利益的差别越来越显著，在这个时候地方首长不能不从很大程度上考虑本地发展。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和中央政府的经济目标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目标首先是稳定、均衡，如果物价上涨、经济过热，如果出现通货膨胀，老百姓骂谁啊？不可能骂地方首长，肯定首先骂中央，因为谁能印钞票谁才能制造通货膨胀。所以如果通货膨胀严重，社会是将板子打在中央屁股上，从中央的角度来说，责任是宏观上要均衡。而地方不能印钞票，也没有资格制造通货膨胀，出了通货膨胀也不用他承担责任，但是反过来地方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凋零、失业率高、民不聊生、市政建设落后、整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差，老百姓首先找地方首长。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中央这级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问题，对地方承担包揽的项目越来越少，一个地方的经济和一个地方百姓生活到底怎样，越来越大程度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越来越类似于一个企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不是贯彻中央指示最大化，而是当地财政收入最大化，对市政建设对当地福利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资格和本钱。实际上地方政府把给中央的国税、给当地老百姓必要的支出、上缴给中央的部分看成的成本，除此之外都是收益，所以他要拼命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目标，收入最大化，特别是地方收入发展速度快，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在这样的趋势下地方政府首要任务不是贯彻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而是在不违背行政指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地方经济发展。
　政府和政府之间是行政关系，只支付行政成本，而地方政府和当地经济之间是市场的，进入有市场壁垒，退出也有市场壁垒。所以我们说目标不一样，退出机制也不一样，因此它的行为目标对宏观经济的要求自然不同，所以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曾培炎同志04年开会，各地的领导同志都来了，当时中央的判断是全国并不过热，但是某些地区某些行业过热。但是各地的领导来之后两句话，第一句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和判断，符合现在的实际，全国的经济增长并不过热，某些地方过热。第二句话，我们那个地方和全国一样，并不过热。发达地区说了，我辛辛苦苦贯彻了五年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你现在要把我们打回去，这不是否定了我们过去五年的努力吗？落后地区说了，发达地区五年下来，才刚刚见了点起色，我是神经末梢，我这里还没有见到起色，就开始紧缩，我还有日子过吗？所以这不能简单的说谁对谁错，利益关系是反复博弈的结果。复杂的市场经济，可能就是要尊重多方面的利益，反复博弈公平游戏的基础上，才能更健康更协调。
　最后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将第二大单元里的第四个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讨论。关于下一步宏观调控和体制变化的几个热点问题。因为关于未来，所以争议很大，大家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我在这里更多是讨论，提出问题。
　大家都说04年是宏观调控年，05年是改革年。什么意思呢？04年短期内的调控措施，第一主要是从需求方面，控制投资需求，真正要解决问题，恐怕从需求方面入手是不够的，要进一步从供给方面来解决。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但是失业率这么高，经济增长同时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在降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失衡一系列矛盾，包括闹电荒、油荒，已经这么大的需求量，包括钢铁，这么大的消耗量，但是GDP的总量比日本、美国低多了，但是我们的消耗量不输给他们，能不能支撑？比如说钢铁我们现在占世界的35％消耗量，我们现在的工业化才到哪里啊？那么多亿的农民家庭，现在很多地区的农民家庭里没有什么铁家伙，除了锅和菜刀。等农民家里都电器化，买上拖拉机，住上钢筋水泥浇铸的房子，用上不锈钢的家具，那时中国的钢铁消耗量得多大，全世界的铁矿砂都不够用。所以光从需求来解决是不够的，要从总供给，也就是利用能源的效率，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而供给方面往往是长期的，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需求管理是短期的，今年可以见效，而供给管理方面，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共同作用和培育。所以今年更多是从过去的短期调整深入到长期化的调控，从需求管理进一步深入到供给管理，可能要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改革的措施，否则很难做到。
　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就是资本市场化的加速问题。为什么？这次货币政策之所以起了很显著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体制，中国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基本上都是国家垄断的。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起大作用，实际上背后意味着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政府通过行政力量通过金融控制来实现的宏观调控。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去年五一前后有几大行分文不出，不贷。这个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都是笑话，市场经济啊，占垄断地位的几大行，同时一段时间里一分钱不出，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确实做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谁干的，因为没有发文件。现代社会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国民经济，垄断的几大行同时停贷，这是开玩笑的事吗？确实创造了奇迹。最后一查发现是一路电话打下来。现在一问怎么能这么干，是电话打错了，本来不是这么意思，但是电话打下来就一层一层传错了。这样就起作用了，你想中国的金融体制多大是市场的多大是行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真要有效，必须建立在资本市场，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国现在市场化也有大问题，中国的产品市场化程度、商品市场化程度领先于要素市场化的程度。中国要素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领先于资本市场化程度，中国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落后，当然问题比较复杂，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比较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直接融资才开始搞起来，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没有秩序很乱，现在中国的股市越来越不成为融资市场，融资功能越来越让人没有信心，因为投资者没有信心，怎么融资呢？西方人也说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较长时间，之所以怀疑我们的高速增长，主要是资本市场化程度不够，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多说了。这是一个方面的改革，恐怕成为热点、重点、难点。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就是土地的市场化。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土地的清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能起非常大的作用，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什么问题，说明土地要素的配置基本上没有市场化，是政府行政性配置，只有行政性配置的东西，上级才能改变下级已经作出的决定，因为行政权利的基本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如果土地要素是市场化的，现在要想通过政府行政性清理土地根本不可能，因为土地是我买回来的，而如果是行政性批准的，上级就可以以检查清理的办法，改变下级政府已经作出的决定。所以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恐怕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问题，确确实实要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资本市场化程度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但是土地市场化程度恐怕更落后于资本市场化程度，而且涉及到公平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工农差距缩小问题，当代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工农城乡差距在经济性、历史性的跨越和缩小，实际上一个根本办法，就是依靠土地升值。什么意思呢？过去穷乡僻壤不值钱现在城市化修到他们家门口了，工业化推进到他家门口了，高速公路网络化网络到他家门口了，这家这块祖祖辈辈偏僻的土地突然升值了，这是现代文明赋予的价值，一举在经济上地位就和城里人拉平了，几乎所有现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主要是靠这个，而不是靠发展农业。
　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提出了五项措施，归结起来二大类，第一类减轻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的减免，使农民减少贫困，但是绝对不会使农民富裕。第二类措施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等等，这一系列都是为了提高农业的产出，这能使农民富裕吗？农业品和工业品、服务品不同，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越高，用于吃的部分比重下降了，这意味着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整个市场总需求盘子里给农产品的份额相对是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产品越来越多，意味着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降低，中国有一句古话谷贱伤农，比说一个农民农业技术进步了，他发财了，但是如果大伙儿都掌握了这个技术，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就惨了。所以袁隆平先生确实是巨大的历史贡献，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但是随着推广，可能使农民更穷了，当然只是说可能。真正使农民和城里人缩小经济差距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靠土地资源，将现代化带来的土地升值好处给农民。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土地没有市场化，要市场化土地产权就要明确，而现在不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祖祖辈辈偏僻清冷落后时这块土地是农民的，城里人不来，但是现在热闹了文明进步了，这块土地升值了，突然发现这块土地不是你的，这地是集体所有制，要给开发商怎么办，国家先将土地变更为国家土地，然后将使用权卖给开发商。我前几年就在会议上大声呼吁，这样可能失去缩小城乡差距的最重要资源。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问题确实提到议程上了，但是要市场化就要产权明晰。我反对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主张市场化，市场化配置，不市场化配置肯定是有问题，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单元，到这里全部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