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

 

 

    从2003年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经济以平均9·5％速度高速增长，比“十五”前两年和“九五”时期明显加速。近三年不仅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增长的结构特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就是出现了重工业的高速增长，2004年与1995年比较，工业产值中的重工业比重已经从56％上升到67％，同期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在16～20％之间，大约比轻工业高出5个百分点。

    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重工业中重点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2004年与2000年相比，煤炭产量增长了10亿吨，发电量从1·35亿度增长到2·19亿度，钢产量从1·3亿吨增长到2·7亿吨，水泥产量从6亿吨增长到9·7亿吨，汽车产量从207万台增长到507万台，等等，其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同期工业增长率。

    重工业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投资的巨大推动。“十五”前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超过了“七五”、“八五”和“九五”这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额，而投资项目的主体就是集中到重工业。从目前的投资项进展目情况看，在“十一五”规划期内，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还将再增加1·5亿吨，到2010年总产能将突破5亿吨，大约是目前全球钢铁产能的一半；发电机组装机将达到9·4万亿千瓦，5年增加5万亿千瓦，比世界第一电力大国美国还高出1·7万亿千瓦；汽车生产能力将达到1500万台，成为居于美国之下的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

    为什么工业增长会转入重工业为主呢？是因为我国的居民消费开始转入了对住宅、汽车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居民消费总是先解决吃和穿的问题，然后解决住和行的问题，吃饭与穿衣主要靠轻工业提供，而住宅和汽车则要靠重工业提供。例如，10层以下的楼房，每平米需要30公斤钢材，10层以上还要增加30％的用钢量，如果是钢结构的建筑物，每平米的钢材需要量在400公斤以上，汽车则每台需要一吨以上的钢材。2004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的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从76·7亿平米增长到149亿平米，即4年增长了几乎一倍，汽车社会保有量从1600万台增加到2800万台，增长了75％，其中轿车从625万台增加到1597万台，所以当消费进入到住和行的阶段，就会对重工业形成强大需求，从而出现工业增长重心从轻到重的转移。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居民住和行的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后，消费需求结构又会出现向服务业的转移，而服务业的发展已经不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增长来支撑，就会进入到所谓“后工业化社会”，到了这个转变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任务就是基本上完成了。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就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离完成工业化的目标已经不远了。当代工业化国家的重工业比重一般在四分之三左右，中国目前已超过三分之二，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向基本上完成的目标急速推进，当然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13亿人口中，还有9亿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刚超过30％，而在工业化完成阶段，一般来说城市化率应在75％以上。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显著滞后于工业化，今后还有很重的城市化任务，因此到真正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重工业阶段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提升期。重工业的特点是产业的中间部门急剧扩充，因此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产品的附加值也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汽车等大型耐用品的生产需要比较复杂的产业体系才能支撑。家用电器如电冰箱、洗衣机等，大约只有200多个零配件，只需要几十公斤金属材料，而一台轿车有上万个零件，需要一吨钢材，一百多公斤塑料，汽车要行走，还需要燃油、道路等外部条件，这就需要上百个产业部门的配合才能向居民提供，所以居民消费进入到汽车阶段，就会拉动冶金、机械、电子、化工、石化和道路等上百个产业部门的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等重工业部门，都不是向居民直接提供消费品的部门，而是为提供汽车这类大型耐用品所必不可少的基础部门，所以被称为是“中间部门。据世界银行统计，从总产出结构看，一个国家在人均GDP500美元以下的时候，生产农、矿产品的初级部门比重一般在50％左右，生产最终消费的部门比重在30左右，而提供生产资料的中间部门比重在20％以下，而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初级部门比重下降到10～15％，最终消费品部门在35％，中间部门则会上升到超过50％。

    重工业是资本、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产业链条的延长，对产品的加工深度以及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也大大增加，所以日本人把日本60～70年代进入重工业化的时代，也称为是“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的时代。

    从国家实力形态看，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骨骼”和“肌肉”，所以重工业高速推进的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长骨骼和肌肉的时期。工业是国防的基础，飞机、坦克、导弹和军舰都是只能由重工业部门来提供的产品，所以任何国家强大的国防，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重工业基础之上，反过来说，没有强大的重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中国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也进行了长期的重工业建设，但那时是建立在长期牺牲全体国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是“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发展道路，因此是难以持久的。今天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可以长期、持久地发展，直到走向全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而有了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发展国防也就有了可靠保障，在这方面，美国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在1892年工业规模超过了当时世界第一大国英国，但直到二战前，美国的坦克数量只有几百台，军用飞机只有一千多架，但是在二战中，美国把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转变成战争能力，军用飞机的数量超过7万架，坦克数量则远超德、日，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国防军工也是拉动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前30年的例子不用讲，就是在最近的重工业化浪潮中，国防军工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例如据有关报道，近5年来中国机床数控化率的提高速度正在明显加快，其中有接近一半的比重是被国防工业拉动的。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重工业化阶段，也给中国的国防提出了新要求。轻工业主要是解决吃与穿的问题，因此主要依赖地表以上的农业资源为原料，而重工业主要是解决住和行的问题，依靠的能源与矿产资源，所以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时代，工业发展的资源需求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移到地表以下。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但是地表以下的能源与矿产资源的蕴藏量并不丰富，再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条件就更不乐观。例如，我国人口为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为世界第三，但是主要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的世界排名都在80位以后，这样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就使得中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1992年中国已经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4年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5亿吨，石油进口依赖率已经超过40％。1994年中国又从初级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当年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为39亿美元，而2004年已上升到767·5亿美元，十年增长了19倍，也比同期贸易增长率高出4倍。

    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3、4万美元，这不只是一个价值指标，后面是社会财富的累积。例如，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时期，人均拥有的钢产量都在700公斤到1吨，人均石油消费量都在1～2吨，而中国目前的人均钢产量和石油消费量都只有200公斤左右。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到达增长高峰，为15亿左右，如果人均钢产量为500公斤，就是7·5亿吨，人均石油消费量为1吨就是15亿吨，但是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未来的铁矿石产量最高只有4亿吨，只能满足所需要量的30％，原油产量最高只有2亿吨，只能满足所需要量的13％，因此进口依赖率会大大提高。其他如粮食、棉花和主要有色金属矿产品也存在同样趋势。

    中国为从国际市场获得这些资源类产品，就必须大力发展出口。去年中国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根据有关国际机构预测，到2010年中国还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由于自身的资源特点，决定了必须走深深融入世界市场的道路，90年代初，中国的贸易依赖率还只有33％，但是到2004年已经急剧上升到69·8％，2005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80％。所以，保证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越来越成为保证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问题。

    以前年代由于中国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小，市场和资源都可以不用依赖国外就取得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对于国家安全要求来说，只要有“本土安全”就可以了，因此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国防战略也是“本土防御”战略。但是在进入了重工业化的新时代，市场与资源指向都大大向海外延伸，仅有本土安全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即便国土不会被侵略，但是中国的石油和矿产品进口被中断，对外输出的产品不能及时安全地运达海外市场，中国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还是会被打断。所以，中国的军队必须能保证中国主要海外航线的畅通，保证海外主要销售市场和资源市场的份额不被强权所干扰，总之就是要能保证中国海外利益的和平获取与稳定增长，这就给新时期中国的军队与国防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重工业化给中国的国防建设奠定了新基础，而国防实力的发展也能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提供可靠保障，两者相辅相成，这就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互相促进的新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句名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无意给自给构造什么敌人，但国力竞争中的对手仍然很多，所以用本节标题的话来形容中国目前的情况会更贴切。

    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产业资本出现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转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转移趋势更加明显，去年从地域看，流入东亚地区发展国家的FDI（即国际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欧盟。从单个国家看，去年在吸收国际FDI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已有5个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已连续多年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国际FDI第一的国家，并且在2002、2003两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收FDI国。

    “冷战”结束后国际产业资本出现大转移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世界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存在着几十倍的差距。例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三十到四十分之一，地价则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十分之一，而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很好，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完备，所以吸引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不断向中国转移。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导致了所谓“空心化”的倾向。在物质产业的生产外移后，发达国家纷纷走上了发展服务产业的道路，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都在65～75％的水平，对比中国却是工业比重不断提升，服务产业比重去年仅占32％。虽然从经济总量看，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仅为美国的13％，日本的40％，但是如果比较工业总产值，中国已接近日本，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如果比较单个产品，如粗钢、水泥等，中国则已是美、日的数倍。如果从工业增长速度看，近十年来，中国平均为12·5％，而美、日、德、法、英、意等国都在2％以下，即中国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六倍，按照这个对比水平，再过6～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出就会超过美、日，并远高于欧洲各国。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走上了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例如最近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它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材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材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与此同时，西欧增加了59%，日本增加了67%，而包括中国、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与此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报告说，1995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用于研究的经费从国内生产总值的0.6%上升到了1.2%。中国还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把用于基础研究的科学经费增加两倍以上。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工业是国防的基础，制造产业外移和科技进步停滞，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军事能力降低。例如据陆军物资司令部估计，目前在美国仅有1家供应商能供应制造精确制导弹药所需的302个“关键部件”中的71个。在过去4年中，引信供应商从20家降到了5家。此外，大约10年前有7家导弹供应商，而现在仅剩下了2家；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国内的造船业却在不断萎缩，目前仅剩下一家造船厂，基本上靠军工订货维持生存；30年前，世界飞机市场几乎是美国波音和麦道公司两家的天下，今天则只剩下波音一家，去年在世界民用飞机市场上的份额已下降到36％，目前也是主要靠军品订货维持运转。由于美国的制造业还在不断外移，美国的国防需求必将越来越依赖海外，而国内剩余的企业规模必然会越来越小，产业体系会越来越支离破碎，也会越来越缺乏竞争与效率。曾几何时的世界第一军事大国，最后将只能剩个空架子。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都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靠从国际市场进口又没有充足的资源。以石油来说，目前国际市场的年贸易量只有23亿吨，其中三分之二约15亿吨已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所占有，如果中国到工业化完成期需要进口13亿吨油，谈何容易。世界各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但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在近几年大量进口石油的背景下，石油消费比重却从2000年24·6％下降到2004年的22·7％，还得靠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支撑经济增长，结果是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威胁。如果说石油、金属矿产等还可以部分依赖进口，土地和水资源则必须完全依赖国内，而相对于经济发展需求，土地和水资源的缺口甚至比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给矛盾更突出。这些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矛盾和挑战，都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即2004年），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顺差，为156·7亿美元，今年仅前8个月已出现445·5亿美元的机电产品顺差。在去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16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民用工业强大，国防工业才能强大，民用工业弱，国防工业也强不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对手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起来”。二战前，最先进的科技总是首先出现在军工部门，二战后这个规律起了变化，目前美国战斧导弹中使用的芯片还不如儿童电子游戏中的芯片先进，就是一个说明。这是因为，开发现代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大，而没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养不起一个庞大的科技产业的。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有着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在未来长期内又处在物质产品的高速发展期，因此在科技进步与国家实力比较方面就会占有长期优势，而这种优势，肯定也会体现在国防与军队建设方面，使中国的军队成为世界各国中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200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