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五年计划比较，“十一五”规划的最鲜明特点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而要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则必须做到六个“坚持”，其中摆在第一位必须坚持的原则就是“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自1978年起，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27年，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27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9·4％，其中“十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8       ·8％，而近三年为9·5％。这27年中，中国经济也经历了许多次“大起大落”，例如1979～1980年的“洋跃进”，以及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的三次景气波动。以前时期的出现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起伏尽管原因各有不同，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是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所极力避免的情况。

    从“六五”到“十五”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有减弱的趋势。“六五”时期，年度经济率的波动幅度为290％（为最高年度增长率与最低年度增长率之比），“七五”时期为305％，“八五”时期为54％，“九五”时期为35％，“十五”时期为27％，说明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驭经济的能力正在日趋成熟。中国马上要进入“十一五”时期，那么在新的五年中，我们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势头呢？

    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经济增长中已经酝酿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即便是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消费需求占社会总需求的比重也在60％左右，到了工业化后期还会进一步上升到80％。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了高积累、高投资的政策，相应压低了消费需求的比重，但是改革以后进行了调整，消费率也出现了上升，从“六五”到“九五”，消费率平均为61·3％，其中“九五”时期为59·4％，但是进入到“十五”时期，消费率却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2004年已下降到53％，根据今年以来投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情况判断，2005年的消费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50％甚至更低。

    消费率下降的另一方面，就是投资率的上升，“十五”第一年即2001年，投资率为38％，去年已上升到44·2％，今年估计会继续上升到46％以上。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看，2001年为38·2％，2004年为51·5％，今年前三季度又上升到53·7％。

    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有足够的需求拉力，“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再现较快增长的势头，从投资率的不断上升看，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在整个“十五”期间，投资对全部需求增长的贡献高达59·7％，其中近三年更高达62·4％。由于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比2002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所以可见近三年消费对新增社会总需求的贡献只有35·2％，仅仅刚高过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世界罕见。

    投资需求高涨与消费需求萎缩的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是“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家和劳动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成为改革的目标。在1993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为要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体制方面的重大突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初次分配中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分配制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转移分配制度的建设，却没有及时跟上，由此形成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开的局面。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普遍指标“吉尼系数”看，中国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只有0·3，到90年代中期已上升到0·4，目前则已超过了0·45。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生产循环是否能通畅进行的问题。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由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组成，分配环节扭曲，社会再生产的其他过程也会随之扭曲。这是因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扩大储蓄和投资与生产规模，而导致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足，其结果是导致生产过剩矛盾。

    分配扭曲导致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不对称，这并不仅仅是理论分析，而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生产过剩危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爆发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在1825年的英国，当时英国的人均GDP还只有300美元，钢产量还只有50万吨，可见危机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无关，与采用何种分配体制则是直接相关的。

    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由于生产资料也可以参与分配，就难免出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情况，出现投资和生产规模过大而消费规模过小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奇怪。

    从实际情况看，本次投资高潮起于2003年，由于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投资周期平均为5年，所以到2007年将接近本轮投资周期的终点，届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产能集中释放的局面。今年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速度都不低，但许多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不断下跌，贸易顺差也不断加大，这种情况实际反映的就是，在需求高增长的同时，供给能力增长却得更快，已经表现出产能过剩逐步加剧的前兆。到本轮投资高峰过去的时候，投资增长率会出现明显下降，而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条件下，消费规模却难以同产出规模相适应，如果仍然向近三年的情况，只能提供35％左右的需求增量，则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从目前的9·5％，下降到5％左右了，如此，经济增长则难免在“十一五”时期出现再一次“大起大落”。

    所以，党中央关于“十一五”的建议中指出，要保持经济的平稳与较快增长，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此才能“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因此党中央的“十一五”建议把这个问题摆在“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条，是有极强针对性的。

    不仅如此，在“建议”中，还提出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要求，并且对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专门论述，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等等，都显示出对调整分配关系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已经把其作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说收入分配差距只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党政府还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解决，而若在近期内已经可能威胁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则是党和政府必须加紧解决的问题了。

 

                                     2005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