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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阶段及其战略选择
演讲者:王一鸣(论坛特邀专家)    时间:2004-06-24    阅读:588次   
 
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
第六十一期
 
新的发展阶段以及战略选择
 
主讲人:王一鸣 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我们需要怎样考虑?从79年到03年,中国经济持续了24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是9.4%,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平台明显的回落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98年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98年到03年我们的GDP增长率是8%,经济增长的平台明显回落了。    到03年经济增长又回升到9.1%,因此我们说现在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去年我们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达到108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可能还不止1000美元。按照世行的计算方法,我们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接近3000美元。但是按汇率计算,我们人均GDP还是1080美元,这也说明我们从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从社会结构来看,是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阶段加速转型,这个转型过程正在发生。
    从体制改革上来看,我们也同样处在一个转变过程当中。如果说前20多年,也就是02年十六大召开以前,我们还处在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初创阶段,那么从十六大召开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完善阶段。
    从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来看,新的阶段显示出很多新的特征,我们分别从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人民生活等几个方面来看这些新的特征:
 
    第一,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应该说,工业化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三次产业结构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明显下降,从78年的18.1%下降到去年的14.6%;二、三产业在GDP增加值的比重明显上升,二产从78年的18.2%上升到去年的52.3%,三产从23.7%上升到33.1%,接近10个百分点。
    另外,工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最近两年来看,重工业增长明显加快。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重工业的比重是下降的,为什么呢?政府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应地加快了以消费品为主导的轻工业发展。在整个90年代,重、轻工业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但是97年以后,重工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8年的60.2%提高到02年的62.6%,到03年上升到64.3%,去年大概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4个百分点,今年1到5月份仍然呈现这种发展态势。从去年的情况来看,重工业的很多部门,比如冶金、有色金属、钢铁,石化、汽车等,增速都在20-30%,投资增长几乎接近100%。当然今年有些行业投资过热,国家也在进行宏观调控,但是总的来说,重工业增长加快的态势是很明显的。
    重工业的迅猛发展有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也就是说,国际资本在向中国转移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步伐。80年代初期、90年代,国际资本以港澳中小资本为主体,主要的投资领域是鞋、帽、服装、自行车、食品这些行业,这与我们当时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消费品短缺。    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主要是重化工业,特别是重型加工工业,这就促进了中国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动力是来自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居民消费结构由以吃、穿、用为主导开始向以住、行为主导地位的消费结构转换。无论住宅还是汽车,它的关联产业都是重工业,住宅建设对钢材的需求非常大,对铝合金、钢材、水泥的需求非常大,从而带动了钢铁、化工、汽车、机械、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而且成长性很强。今年1到4月,北京轿车的销售量是14万辆,轿车进入家庭的速度非常快。因此,需求结构的变化拉动了对供给结构,这种关联影响也是很大的。
    现在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者在特征上有什么不同呢?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时学习苏联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与我们现在这一轮重工业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在发展动力上并不一样,现在政府并没有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的动力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需求成为主要驱动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居民消费、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形成了一种互动。由于重化工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会形成比较大的中间产品的需求,那么它对关联产业的带动性更大,因此这一轮重工业发展的市场规模和容量比以往要大得多。另外,重工业产品的消费门槛高,消费周期长,一般要20到30年的消费周期,因此这一轮工业发展带来的持续时间也比以往要长。从发展动力和资源配置来看,这一轮工业发展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民营经济成为这一轮重化工业的重要投资主体,投资主体不纯粹是政府,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现在华北地区建钢铁厂的势头非常迅猛,很多都是民营投资。长江三角洲这一代最近正在进行整顿,它在起步阶段也是民营投资,当然有政府在后面起作用。以前我们搞百万的钢铁厂都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而且周期非常短。因此这一轮的工业发展具有更强的内在动力,民营经济成为更重要的内在投资主体。当然,民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盲目性,所以更需要政府加以合理的引导,现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也正是为了引导这一轮的投资。
在发展环境上,这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是在全球化重化工业发展开放的环境下来推进的,而且与国际化的转移不期而遇,同时还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我们现在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把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引进技术与增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依托高新技术来提高我们的重化工业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重化工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交织的,重化工业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它要求规模,不像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可以小规模,重化工业有一个规模经济的门槛,这种规模经济往往需要以城市区域作为它的载体,所以重化工业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这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很快,城市化率在97年是31.9%,到03年达到40.5%,六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扩张,城区面积迅速扩大,这也使得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带动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按照国际理论的标准,城市化率超过30%就属于加速阶段,所以我们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正好与城市化不期而遇。
    我们看一下长三角的情况,它的面积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6%,但是它的GDP却占到20.2%,也就是说,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正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交互作用形成了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现在要产出接近三万亿的GDP,如果按国际标准来说,就是有四千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区域。前一段时间我们去苏州,苏州计委主任跟我们说他很发愁,每天有很多外商向他要土地,虽然苏州的资本已经很密集了,但还是有大量的资本向这个地区转移,为什么呢?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不仅仅看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他更看重的是一种产业配套的环境,他要求50公里的经济配套,由于苏州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配套环境十分成熟,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苏州的人力资本供给非常充分,不仅有熟练的工人,还有营销、管理等各个层面的人力资本。
    其次,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分享外部效益,有产业的、集群的配置,使得外部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新文化,同行之间的信息交流非常充分。在浦东开发以前,上海在92年以后,以每年大概2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城市,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尽管我们说开发浦东,但是真正的扩张方向是往浦西,为什么呢?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外部成本,如果跨江,成本就会提高很多,而且浦西本来就是上海的产业基地,配套的环境很好。现在上海正在搞168平方公里的工业密集地,浦东的开发主要还是集中在黄浦江沿岸。因此,工业的发展跟城市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
    另外一块就是珠三角,(图)这个圈的半径是50公里,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都市圈,国际上公用的就是50公里半径,为什么确定为50公里呢?因为它用了很多城市的剖面,城市中心产业密度、资金密度、人口密度在50公里这个截面上出现的陡降,所以50公里的半径是国际公认的空间半径。珠三角也处在这个范围,珠三角的GDP大概有一万亿。我们现在也会谈到“大珠三角”的概念,就是把香港、澳门也归入进来。
    再来看深圳、东莞,东莞是电子产业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有人说96%的组装件在这个地区都能找到,为什么东莞的电子产业这么密集呢?因为深圳的土地成本偏高,劳动力成本偏高。国际资本通过香港进入深圳,在选择区域范围的时候,肯定要选择成本相对低廉的,这就自然而然的往北推移,在东莞这个地区形成一个高密度产业集群。
    因此,这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很多新的特征,在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发展机制等反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重工业具有资源消耗高,环境排放大的特点,它会迅速增加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排放量,迅速地加大我国的资源需求与国内供给的缺口,比如我们去年进口原油9千多万吨,今年肯定要突破一亿吨,由于油品价格上升,因而使得重工业的成本也大幅度提升了。
    二、重化工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的特点,它会带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使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迅速回落。我们现在就业对经济增长已经下降到1%以下,会形成所谓的“高增长、低就业”的状况,尽管GDP增长很快,但是失业率增长也很快,实际失业率比登记失业率要高得多。
    另外,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产业之间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这它会影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占有不同资源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重化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垄断特点,所以资源占有量的不同也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
    因此,转型期的特点对我们怎样摆脱传统工业化模式,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市场化改革从建立这种体制框架进入到完善和全面的体制创新的新阶段。
我们现在的体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还有缺陷,有哪些缺陷?首先,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的体制轨道在运行,但机制还很不健全,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完全消除,但那个时期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些积极成果也随着这个体制的消失而流失了。比如说那个时期的农村公共卫生,尽管是低水平的,但是比较健全,现在都没有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在显示优越性的同时,其固有的矛盾也显示出来了。
    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取得的历史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改革是不平衡的,很多领域是相当滞后的。比如土地制度,为什么现在土地的占有量特别大?这就跟土地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产权不明晰。还有社会保障制度、金融部门、垄断行业、社会公共事业、教育文化领域、政府管理体制等,应该说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改革是滞后的,是不平衡的。我们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基本框架也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但是支撑这种框架的重要支柱还需要完善,比如我们在很多领域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在信用制度方面,现在假冒伪劣盛行;在生产要素市场,尽管我们的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还是存在双轨制;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我们经过了几次政府机制改革。
    我们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认为基本方向是这样的:改革要由体制外培育非国有市场主体向体制内建立新型产权制度推进。以前属于国有经济的这一块怎样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包括现在提出的混合式所有经济、股份制,要向这个领域进一步推进,由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由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领域推进,由微观管理体制向政府管理体制推进。
    我个人认为深入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的代表人,而是全社会所有经济的代表人,因此我们要从偏重于国有经济改革转到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上来。
    我们以前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这没错,因为当时国企的问题是传统体制的一个集中体现。但是如果我们老是局限在这个范围,老是考虑怎样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那就容易忽略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个问题。
    第二个中心环节是由过多的干预微观经济转到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上来,第三是由部分群体收益转到社会公众共享改革成果上来。
    我们现在改革的收益率在各个群体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差距是很大的,这个问题需要逐步解决。在新的阶段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市场机制引发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明显收益,也有一部分群体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下岗工人,城镇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失地农民,还有城镇里新出现的贫困群体,这部分弱势群体有所扩大。当然还包括一些领域和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也容易引发由于利益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防止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现在就是居民区也开始分化了,哪些是富人区,哪些是中等收入群体。以后人们找对象就简单了,只要问问你住在哪儿,就可以大概判断出家庭背景和收入水平。这种分化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各种矛盾。
 
第三,对外开放进入了入世过渡期结束和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新阶段也就是国际化。
    这个新阶段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开始明显增强。比如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国际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的宏观调控,因为中国市场的收缩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的、台湾地区等。
    从98年到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是17.4%,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要高出9.4个百分点。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是“扩大内需”的方针,但实际上我们增长最快的是对外部门,为什么外贸增长过快?因为工业的最终商品传递不到农村市场,所以只能出口,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98年是35%,到03年是60%以上了。根据亚行的报告,我们到05年就要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我们对周边国家市场的依赖性会大大加强,而且非常敏感。这种互动关系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种互动也表现在国际资本的继续转移,近两年我们实际利用外资是很高的,从1998年大概400亿的门槛,到这几年500亿的门槛,02年是527.4亿美元,03年是535.1亿,今年大概也要突破500亿。外资企业占我们进出口的份额接近50%,所以资本的关联性也加剧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同时,这种互动性也表现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根据世行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增长贡献率是14%,仅次于美国。
    这个阶段也会有一些新的特征,一个就是入世过渡期结束,我们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也会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国际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如何协调两种资源,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对政府在开放环境下驾驭经济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次,我们与国际的分工关系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垂直分工占主导地位,现在可能要转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一种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产业的竞争优势,保持并提升现有的分工地位,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第三,我们必须走出去,要通过走出去来改善市场环境,因为现在反倾销、技术壁垒已经制约了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改变被动接受国际资本整合的局面,要主动地去整合国外的产业。我们的高技术产品受到限制,怎样到国外去分享科技资源?硅谷在网络泡沫破灭了以后,收购高科技企业的成本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鼓励国内企业去兼并、去购买国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
    第四,我们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通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有效的防范国际经济的风险,增强主动性。现在中国和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我们还在推进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日本、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下一步能不能跟南亚有经济合作的空间?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当然这个新阶段还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首先,随着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市场风险在加大,进入国际经济和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贸易纠纷和摩擦迅速增加。02年我们的出口总额占世界的5.2%,但是反倾销案占世界的16.5%,而且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还有各种技术壁垒的限制,如何改善我们的贸易环境是我们在新阶段面临的问题。
 
第四,我们的人民生活、消费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人民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生存型或者温饱型,向发展型或者小康型升级。总体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在变化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98年是44.7,去年是37.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3.4下降到45.6,这也是支出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总的特点是:住、行的消费比重在明显提高,电子、通信、住房、教育、汽车、旅游在消费支出结构里占有的地位明显提高。
当然,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一些阶段性的特征:
    第一,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居民对教育、卫生、娱乐文化的消费比重在迅速上升。曾经有一个问卷调查,就是问居民“储蓄的第一目的是什么”,70%的人回答“为了子女的教育”。也就是说,未来的支出是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用于解决温饱问题,由此可见,人们消费支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上学,这就是支出结构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模式也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我们老是去搞工业,不去搞高水平的教育产业,这也是很不适应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居民对生产和生活环境质量以及健康、安全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
    第三,由于市场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提高了。由于市场结构的变化,公共性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了。
    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自身权益——参政、议政。
    因此,在新阶段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需要关注,特别是所谓的弱势群体。目前收入差距还处于扩张的时期,还没有达到顶峰,所以在这个阶段,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关注贫困地区,使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在制定政策、战略的时候,都要针对这个特定阶段所具有的特定的变化,确定战略的调整方向和政策的取向。
    第二需要关注的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它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改革成本是延期支付的,这就容易把问题累积起来,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大大降低。从系统学的观点来说,内部矛盾累积起来,系统的协调性就会降低,超过临界点就会出现失衡,如果不进行总体的战略性调整,潜在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第二,我们已经到了支付长期沉淀的改革成本的时候了。我们要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支付成本,像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每年都要提,但是每年都在积累。比如三农问题,今年我们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农村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这要由政府支付成本。另外我们还要支付很多成本,比如社会保障、银行不良债务,这些都是长期积淀下来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老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出现,加大了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九五”时期,我们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这说明转变增长方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果继续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模式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和要素投入的效率,是微观层面上的问题,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来衡量,也就是要素的效率到底有多高,它更大程度上是怎样用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要提高科技含量,它的主要成果体现为物质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这反映在微观层面是企业的问题。
    发展模式的转型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它的成果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广泛参与性以及怎样公平的分享发展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解决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问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难以维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基础,但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有许多问题是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去解决,还要通过非市场机制去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西方工业国家一般都是在工业化以后才去着手解决发展模式问题,我们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着手去解决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国际上也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印象很深。文章的标题是“印度会缓慢地超越中国”,作者做了一些比较,他说中国的投资率很高,几乎是印度的两倍。我们去年的投资率是43%,印度只有20%多一点,但是印度的GDP增长率接近8%,我们用高过印度一倍的投资率,换来了比印度略高一点的GDP的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我们引进外资的规模是印度的十倍,印度是以国内资金为主,只有50亿美元,我们是500多亿。我们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很大,印度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它比较充分的利用了自身的资源,印度的对外依存度比我们低得多,它的内需市场占主导地位。另外,我们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加工制造产业占主导地位,但是服务业不发达。而印度的产业特点是IT软件、服务业发达,美国有好莱坞,印度有宝莱坞,它的服务业是相对发达的。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滞后,而印度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我们的公共制度不健全,而印度的公共制度比较发达。文章做了很多实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印度的经济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们要进行反思,要关注这些问题。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更趋突出。“十五”时期我们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还是产业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那么调整城乡结构就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我们的城乡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税制、土地制度、户籍管理、金融体制都是不一样的,怎样统一体制,统一城乡分割的市场,统一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促进城乡互动发展,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调整,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城乡结构调整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体制创新,因此城乡结构调整的难度、广度和深度都要比产业结构调整更大。
    第四,我们面临加快推进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矛盾。我们的工业增长很快,但是成本也很高,生态破坏、土地蚕食,但是这些外部成本都被掩盖了。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能源、矿产消耗将进一步增加,生态和资源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在“十一五”时期,在科技体制的两个瓶颈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面临两个新的瓶颈制约,就是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将迫使我们更多的依赖国外资源,我们不仅要面临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的商业风险,而且要面临潜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比如我们原油进口有80%是租船运输,没有护航,万一打仗了怎么办呢?    谁来维护我们的航道安全?以前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说,难道美国会维护中国石油航道的安全吗?不可能!你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远洋舰队,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因为你不能远距离供给。还有水的问题,水资源是不可贸易的,水资源紧缺也制约了我们的发展。
    第二个瓶颈是环境瓶颈,目前环境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而且有些地区还在恶化,最近淮河问题又突出了。我们在保持GDP增长的同时,怎样保持污染排放的低增长或者零增长,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在选择发展模式的时候,不能不把环境作为一个因素条件。
    以上谈到的问题都表明我们处在一个矛盾的交织期、利益的调整期、发展模式的转型期,因此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我们需要大智慧,需要有好的战略设计,不然我们就要付出代价。
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