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心——历史与现实

　这里所谓中部，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即指处于我国中部地带的省（市），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川东，以及冀、晋、陕南部相邻地区。

　从历史看，这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发祥之地，历来为传统的农业大省。从现实看，始终是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心所倚。具体表现为：一是我国农产品供求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部。这一地区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之首，常年粮食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成，棉花占3成，油料占一半，肉类占4成以上。二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部。这一地区农业人口最为密集，现有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达70%以上，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成。三是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部。这一地区农村矛盾最为集中，传统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劳动力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少地区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

　特别是社会稳定问题。回望历史，中部从来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动乱之地，最终导致王朝兴替。观照现实，农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多半发生在中部。从1993年四川的仁寿事件肇始，到最近安徽发生的池州事件，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基层干部保稳定如履薄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日趋严峻，已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秩序的重大隐患，但存在地域性差异，主要集中发生在中部。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包干带来的“小阳春”之后，似乎好景难继，出现所谓“中部凹陷”现象。农民成为最大的困难群体，而广大困难群体的存在是激进主义的土壤，也是邪教滋生的土壤，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同时，全国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部地区，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中部农民问题。大批农民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形成了庞大的劳务大军，掀起了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却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待遇不公，心态难平，流动性强，亲情缺失，物质与精神生活受到双重压抑。特别是新生代民工，与父辈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盖房子不同，他们“宁肯游荡在城市，也不想再回农村”，往往易受诱惑，生发事端。“民工潮”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民工潮”又是一把双刃剑，存在引发社会动荡的隐患。虽说当代的政治抗争一般发生在城市社会，但在中国，城乡社会的稳定是密切相联的，这集中反映在中部农村。中部农民问题一头关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一头又影响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两者存在互动关系，决不可等闲视之。

　　二、载体——县域经济

　　中央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意义深远。特别是对“三农”问题，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果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出现了“三增”效应，即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实惠，深得民心。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的第二个“小阳春”。事实说明，中部崛起首先要着力做好“三农”这篇大文章。我们考量“三农”问题，出台惠农政策，心中要装着中部，首先研究中部的实际，着重考量中部的需要，优先解决中部的问题，即“三农”政策的立足点主要应放在中部。

　　那么，中部怎样才能崛起？中部地区“三农”的文章到底怎么做？

　　首先要抓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这个载体。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强农富民是不可能的，中部崛起是不可能的。“三农”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哪里？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怎样才能落实？要有一个载体，要有一个抓手，要有一个平台。有人说，这应是城市化；有人说，是农业产业化；有人说，是招商引资，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但这些都依托于县域经济。因此，依我看，这个载体，这个抓手，这个平台不是别的，而是县域经济。县域是我国功能相对完备的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基础的行政管理层次。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举足轻重，中部尤其如此。中部地区80%的人口、60%的GDP和绝大部分的国土资源都集中在县域范围。中部崛起的希望在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在县域经济。即使沿海地区，大中城市比较发达，但不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主要还是靠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从江苏来说，同样如此，苏南经济就强在县域经济，苏南城市化就快在大中小城市相结合，城镇结合，特别是县城规模的扩大。

　　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农村抓农村，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把农业、农村的发展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之中，统筹考虑，统筹安排，始终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而县域经济是统筹发展最基础的层次、最关键的环节。

　　中央对“三农”工作不可能抓一项项具体的措施、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应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促进省、市两级抓好县域经济。全国2000来个县（市），中部500多个，分分类型，分类指导，一批批抓，实实在在抓上五年、十年，肯定大见成效。我想，在国家层面上应该也只能这样来抓。

　那么，如何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主要是“四个一”：

　　一条具有特色的路子——县域经济发展“贵在特色，难在特色”，只有突出个性，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主导产业，才能形成差别化竞争优势。否则，就难以跳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怪圈。但为什么特色难觅，优势难显？大家都知道，农业结构的调整，特色产业的培育，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贵在坚持，需要长期的积累。特别是中部地区基础薄弱，更需毅力与韧性。而眼下“三浮”（浮躁、浮夸、浮华）之气弥漫，“五多”（会议多，文件多，批示多，检查评比多，迎来送往多）之风盛行，上级要求面面俱到，各条线都有指标，让人难以从当地实际出发，按群众的意愿、自己的思路，坚持不懈干下去，从而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软硬兼备的环境——近年来，“民工潮”为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增收的重要来源。但“打工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要努力使农民从“异地转移”为主，逐步向“就地转移”为主转变，才能使县域经济繁荣兴旺。可以说，实现这一转变之时，将是中部崛起之日。这就要双管齐下：其一是放手鼓励民间创业，推动农民从“务工潮”向“创业潮”转变。哪里民间创业活跃，老板多，哪里经济就繁荣，活力就强。浙江崛起的秘诀不外乎两个字——创业。外出打工，见识了市场经济之世面，经受了市场经济之风雨，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技能，有的还掘到了第一桶金，有志于回乡创业者不在少数。其二是大力招商引资，紧紧抓住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目前，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三缺”（缺土地、缺劳动力、缺能源），产业转移呈现加速趋势。而中部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短缺的是资金、技术、项目。两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可否考虑沿海与中部省份结对挂钩，以“两个转移”（产业、劳务）为切入点，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东中之间，特别是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之间梯度转移，现在是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因势而为，前景广阔。

　　这样，双管齐下，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宽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渠道。而劳动力就地转移，即使开始时工资低一点，但对农民来说更实惠，顾得上家了，夫妻分离、“留守小孩”等问题不再牵肠挂肚。

　　民间创业也好，招商引资也好，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环境。在硬件建设上，应加大对中部地区交通等支撑性项目建设扶持的力度；在软件建设上，对中部地区来说，树立“诚信”的形象最为重要。优惠政策当然需要，但离开了“诚信立县”，一切俱空。

　　应该指出，现在的投资环境比当年沿海地区规范多了，但市场竞争激烈多了，优惠政策也收紧多了，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当前，国家正在考虑是否保持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可否来个反向思维，中部地区对本土企业的税收等政策向外资靠，这样既解决了国民待遇问题，不影响外资的引进，又有利于引导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减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国企业税收高于多数国家，有区别地减税是促进创业、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杠杆。

　　一个权责对称的体制——应赋予县一级更大的自主权。现在的倾向是权利上收，什么方面重要，或者出了问题，部门就借此机会要求加强垂直领导，就考虑上收，而事权则层层下放，两者严重不对称。同时，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层级过多，特别是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县一级的自主空间更趋收缩。在行政体制进行重大变革之前，建议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中央对省、省对市考核的最主要指标之一，这有利于改变现在“重本级城市建设，轻面上农村工作”的倾向。同时，坚决变收权为放权，市对县的经济管理权限应全部下放到县，省里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之外也一律下放到县，并加快推行省对县财政直管的新体制，增加县级税收分成比例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一个优秀稳定的班子——建立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作风正派、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这是县域经济发展关键之关键。而现在县委书记、县长干满一届是少数，往往才进入角色，甚至连板凳都未坐热就调动或升迁了，群众说当官的像走马灯一样。这就难免心浮气躁，加重短期行为，难以静下心来思考，埋下身子干事。

　　三、和谐——稳定之基

　　中部的“三农”问题，在着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上，要统筹考虑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开展新乡村建设。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乡土中国的建设。这是“城乡统筹”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现在讲新乡村建设，其内涵比过去丰富多了，应该把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城镇与乡村统一规划，协调发展。9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仍将长期生活在乡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而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第一站多数是本县城镇，门槛低，易适应，是农民进城的现实选择。因此，新乡村建设，要把县城——乡镇——村一起考虑，从一件件实事做起，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为核心，引导农民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在拓宽农民增收空间的同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探索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农民收入将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差距难以缩小，但农家生活虽然简朴而不失温馨，只要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自主空间，农民还是会有满意感、幸福感的，城乡社会还是会和谐的。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乡镇体制改革问题凸显，而中部地区的紧迫性更为突出。从2004年以来，湖北省的乡镇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引人注目。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探索，有的做法是过去不敢想的，改革氛围很浓。这反映出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关注经济到关注政治，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实际上，“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没有真正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扩大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自身的权益。现在有的地方正在进行诸如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乡镇长直选等探索，有些做法可能与现行规定有出入，但只要没有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就应支持这样的探索和试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大制度创新，都是经过反复试验才逐步完善、取得共识，并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确认的。

　　——从法律上确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自主权“永远不变”。在我国历史上，治农而载入史册者，首推土地与税赋两大制度改革。温总理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明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即赋予农民对土地永久的承包权，实行实际上的“永包制”。希望温总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的理念能早日付诸行动，上升为法律，据此修改《土地管理法》，从法律上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永久化，并使之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继承权、转让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同时，今年全国多数省（市）已免征农业税。“永包制+免税制”，是兴农安邦之策。中部地区农业人口密集，外出民工规模庞大，若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法律保障，权势者就会打农民这亩把地的主意。而若农民工一旦失去在家乡的土地，这个“保险带”被割断，就可能沦为无根漂泊的“流民”。不难想像，有“皖军”、“湘军”、“川军”之称的民工大军中，哪怕有一部分人成为“流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情景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迫切需要从法律上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承包权，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