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终结与保卫美元的战争 之三

――世界经济的分化与美元霸权的终结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在这篇文章的之一、之二两部分，我们已经探讨了美元霸权面临的现实危险和产生这种危险的深层次原因，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从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长期变动趋势的角度，进一步论证美元霸权必定终结与美欧冲突必定进一步加剧这个问题。

 

 

    在二战结束后长达50多年中，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基本格局是，投资与贸易活动基本在西方国家内展开。在上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美欧之间跨越大西洋的分工，70年代后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崛起，又出现了美欧跨越太平洋与印度洋，和东亚地区的分工，隧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1991年冷战结束，在其后的十多年中，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了新的剧烈变化，所以今日之变，可以说是50年之所未有的巨变。

    由于变化的起点是1991年，所以我们选取1992年作为起点年份，与目前能拿到2002年的数据作对照，看看这十年中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2年，占世界贸易比重，欧盟为45·9％，北美16·6％，东亚24·6％，合计87·1％，其他国家占12·9％。

    2002年，欧盟40·6％，北美18·0％，东亚26·1％，合计84·7％，其他国家占15·3％。

    三大区域合计贸易比重略有下降，主要是欧盟下降了5·3点，而北美和东亚上升2·9点。

从三大区域的贸易比重格局看，似乎变化并不大，但是从贸易差额的结构流向看，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幅三大经济体间的贸易差额拼图：

    1992年欧盟对东亚有620亿美元逆差，对美国有58亿美元逆差，是双向逆差；

    美国对欧盟是顺差，但对东亚有510亿美元逆差，是一顺一逆；

    东亚对欧盟和美国是双向顺差，顺差总额1130亿美元，其中对美510亿，对欧盟620亿。

    从1992年的贸易结构看，如果贸易差额代表着各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则可看出，美国对欧盟保持着竞争优势，对东亚则居劣势；东亚对美、欧都具竞争优势，只有欧盟对美国和东亚都居劣势。实际上，从整个80年代看，英、法、意、西等国都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持续逆差，欧盟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德国，在80年代中贸易顺差也从80年代中期的500多亿美元一度减少到只有200多亿美元。欧盟虽然经济发达，但是被国家边界分割成十几个中小国家，企业难以成长为世界级大企业，欧盟国家中最大的企业与美、日比较，也只能是二流企业，因此在与美、日的经济竞争中节节败退，国际市场份额不断丢失，这是推动欧盟要进行经济与货币统一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第二幅贸易差额拼图：

    到2002年，欧盟对美国转为顺差875亿美元，对亚洲为逆差970亿美元，是一顺一逆；

    美国对欧盟逆差875亿美元，对东亚逆差2425亿美元，是双向逆差，与1992年欧盟的情况换了位。

    东亚对美欧仍是双向顺差，分别为2425亿美元和970亿美元。

    十年的变化就是，美国从一顺一逆变成双向逆差，欧盟从双向逆差变成一顺一逆，东亚双向顺差情况不变，对美欧的顺差规模从1千亿美元增长到超过3千亿美元。

    1992年，美国对欧盟的顺差本来就不大，说明美国对欧盟的经济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到2002年欧盟对美国的顺差已达875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贸易差额从逆到顺，并且在十年中急剧扩大，从一方面看是反映了欧盟经济整合的成功，提升了欧盟国家的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是美国已经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道路，主动放弃物质产业发展，主动吸纳来自欧洲物质产品的结果。 1992年，美国来自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占当年全部贸易逆差67·8％，来自北美地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逆差占8·5％，其他则来自于南美诸国。而在2002年美国5071亿美元贸易逆差中，东亚比重下降到47·8％，欧盟已占了17·3％，加、墨两国则占了18％，欧、亚、加、墨合计占了美国贸易逆差的83·1％，说明美国的虚拟经济依靠东亚的单一支撑已经不可能继续生存与发展，还必须吸纳来自欧盟与北美地区的物质产品净剩余才行。

    东亚地区对美欧顺差的国别构成变化，是过去十多年中国际贸易差额结构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以美国和东亚贸易来说，1992年日、港、韩、台四经济体在对美顺差中高踞91·5％的比重，但是到2002年直落到45·1％，而中国1992年对美还有3亿美元逆差，1993年以后开始转为顺差，到2002年在东亚对美顺差中已经占到41％，从十年间的增量比重看，中国则已高居68％，说明十年中美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扩大，主要是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从美国的进口结构看，1992～2002这十年中，东亚地区所占比重从41·7％下降到34·2％，下降了7·5个百分点，其中日、港、韩、台和东盟的比重合计下降了13·3％，同期只有中国从5·3％上升到11·1％，2004年又进一步上升到13·4％。

    中欧贸易也是如此，2002年中国与欧盟贸易中，中国为顺差97亿美元，只占东亚对欧盟贸易顺差的10％，但是2004年中欧贸易按欧盟方面统计，中方顺差已达780亿欧元，约合1000亿美元，仅仅两年就扩大了9倍，已接近东亚地区对欧盟的全部顺差，说明东亚与欧盟贸易顺差的扩大，也主要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

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过去十年中，东亚对欧、美的经济竞争优势，已经从日、港、韩、台的竞争优势，开始转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

 

 

    对1992年以来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数字研究还说明，在区域间国际竞争力优势转换的同时，区域经济整合是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

    前面已经指出，在二战后到1992年以前长达50年的时间中，西方发达经济体通过不断的产业内投资、分工与贸易，逐步整合成一个在北方国家内的水平分工体系。虽然西欧国家在战后50年中走过了漫长的区域经济整合道路，但是从西方经济的主导潮流看，仍是在整个西方经济内部展开不断密切的分工关系，这从1992年以前，西欧国家的内贸率长期停滞在60％以下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先是1992年欧盟扩大和宣布了“马约”，后是1993年美、加、墨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到迅速的分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时期。

  1992年欧盟签署“马约”时，内贸率（指对区内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与全部进出口贸易之比）已经接近60％，欧元启动前的1999年达到61·8％，欧元启动5年后已急剧上升到80％。

    1993年北美自贸区创立，前一年即1992年，美、加、墨内贸率为41％，到2002年已上升到46％。如果从三国间的互相出口看，内贸率上升更快，从1992年的43·7％上升到2002年的56％，但是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拉大，进出口统算的内贸率就只有46％了。

    直到目前东亚地区还没有签署类似欧美那样的地区经济整合协议，但是整合速度也很快。1992年东亚内贸率为46％，1999年上升到50％，2002年已上升到54％，即前7年上升4个百分点，后3年又上升了4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2005年可能将达58％。

    由此可以看出，就三大区域的经济整合而言，欧盟最快，东亚次之，北美地区最慢。

    东亚地区的经贸整合有如下三个特点：

    （1）以东亚各经济体各自的贸易总额为100％，日港韩台和东盟对东亚区内的贸易比重都是上升的，只有中国是下降的。1992～2002年，日港韩台对东亚地区内贸率从40·3％上升到53·7％，同期东盟国家从53％上升到56·6％，而中国却从67·8％下降到48·2％。说明日港韩台面向东亚的经贸整合速度最快，东盟速度慢，但起点高，对东亚的整合程度也最高。中国则是因为面向美欧的贸易增长快，引起对东亚内部贸易比重下降。

    （2）东亚经贸整合具有围绕中国整合的特征。过去10年，东亚各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都在下降，对区内各国的贸易比重也是有升有降，但对中国的贸易比重无一例外都在上升。与中国的经济整合也分成不同情况，整合速度最快的是港台，从出口看，在港台1992～2002年的新增出口中，对中国大陆的比重，香港是52％，台湾是51·8％，其次是日、韩，日本为43·6％，韩国是45·6％，东盟各国平均为10·3％。在同期内东盟国家的内贸率也是上升的，从1992年19·1％上升到2002年的24·2％。可见在2002年以前的10年，日港韩台在东亚的经济整合，主要是面向中国的整合，而东盟则是面向日港韩台的整合。但最近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东盟与中国的经济整合开始加速。200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还是中方顺差，当年为205·8亿美元，2004年已变成中方200亿美元逆差，双边贸易增长率高达35·3％，其中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率为38·7％，进口增长率为33·1％。

    （3）以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总值为100％，十年中日本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中国的比重显著上升。1992年日本对东亚贸易占东亚内部贸易的比重高达46·9％，到2002年下降到36·9％，下降整10个百分点。反观中国在东亚内贸中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30·2％上升到2002年的41·1％，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并且超过了日本，说明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以上概述了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基本特点，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个大变局？这个力量今后会如何变动，将决定着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方向、规模与速度。

    二战前国际产业资本曾向殖民地国家大规模流动，并成为世界产业资本运动的主流。二战后产业资本则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导致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体系和南北国家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贸易体系，即“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形成这种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有着深刻的时代经济与政治背景。

从经济背景看，二战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早就有商品输出，但其主要市场还是在国内，生产也是以单个国家为主进行，对殖民地国家的产业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原料。而战后由于资本规模扩大和分工体系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开始突破单个国家边界，走向世界体系，由此形成了“水平分工圈”。

    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体系之所以并不函盖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产业资本停止了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也首先因为经济原因。由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体系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着很大差距，因此无法进入到发达国家的生产体系。

    此外，冷战结束前50年，世界不仅有南北国家间的经济对立，还有东西国家间的政治对立，由于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靠近东方国家，因此东西对立也给南北对立加入了强烈的政治因素，使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进行产业投资感到不安全。等等这些因素，都构筑了南北经济间长期存在的巨大鸿沟，阻断了国际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通道，其结果是使南北经济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不断累积。

    日本和“亚洲四小”是在二战后完成工业化起飞的经济体，在起飞前期，他们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用人均GDP衡量为5～10倍，从当时的情况看也不小，但是在他们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发达工业国向起飞国家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二战后国际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停滞，集中表现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外资企业在各起飞国家中的出口份额一直都很低，例如，外资企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几乎为零，“亚洲四小”不到10％，东南亚“五小虎”在80年代中期起飞，外资在出口中的比重也不过20％。

然而，冷战结束，南北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鸿沟被打破，几十倍的要素价格差出现在西方产业资本面前，资本的牟利性决定，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要与南方国家的低价格要素相结合，形成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洪流。

    所以，推动世界经济大变局的主导力量，是国际产业资本要与发展中国家低价格生产要素结合的转移要求。

    用这个观点可以看清楚目前许多问题。例如，中国目前利用外资的外资是不是太多了，贸易依存度是不是太高了；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趋势；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必然走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等等。

    如果用战后50年日本和“亚洲四小”起飞的经验看，中国目前的外资利用度和贸易依赖率的确是高得太多了，但是时代变化了，中国经济起飞与日本和“亚洲四小”所处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不仅与日本和“亚洲四小”一样，有巨大的外部市场可利用，而且有巨大的外资要进来，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直到现在仍然与发达国家有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可能要等这个要素价格差缩小至少10倍以内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转移才会逐渐停滞下来。由此看，中国的外资利用度与贸易依赖率在今后长时间内还会继续上升。必须看到，中国贸易依赖率的上升，主要是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2004年中国的出口依赖率为35·9％，但是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7％，如果扣除外资企业部分而仅算国内企业，出口依赖率就下降到15·4％，与日本在工业化高峰时的出口依赖率基本是一样的。

    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所导致的国际经贸大变局，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幸福”的过程，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借助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发达国家却由于产业外移，引起就业率下降，工人工资降低，福利待遇减少和劳动时间延长等困境。在这个国际经贸大变局中，对发达国家来说，得利的是转移出去的产业资本，还有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商品的贸易资本，而损失利益的则是难以对外转移产业的中小产业资本，和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对外采购的中小零售商，以及丧失工作和福利的劳动者。所以，在产业资本大转移时代，必然也会引起发达国家的大产业资本、大贸易资本与国内中小产业资本与劳动者阶级的分裂与对立，形成这个时代特殊的国内政治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中损失利益的集团，与从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中获得利益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对立关系。

    但是，在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的利益诱惑下，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洪流是挡不住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面临着国内中小产业资本和劳动者阶级的反抗，一方面由于产业资本外移面临着产业日益“空心化”的困扰，唯一的选择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新的调整，从发展虚拟经济中找出路，让劳动者阶级从金融、贸易等服务产业的扩张中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以及从大量进口廉价商品中让国内居民获得实惠。所以，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与发达国家相继走上虚拟资本主义道路，是当代不可改变的历史大趋势。

    如果贸易差额反映国家物质产业的竞争力，则美国对欧盟和东亚都处在竞争劣势，东亚对欧盟和北美都具有竞争优势，欧盟对美国有优势，对东亚是劣势。

    欧盟对美处于竞争优势，这个优势的形成，有经济、贸易与货币整合成功的效果，也有美国自动走上虚拟资本主义道路，主动放弃物质产品生产的问题。

    美国自1993年创立北美自贸区以来，北美地区内贸率一度上升，但2002与1999年相比，北美地区的内贸率已经下降了0·5个百分点，是产业转移阻断了北美地区的经济整合,因为美国从加、墨两国的进口还不如从中国增长的快。1992～2002年，美国从加、墨两国进口在其总进口中的比重上升了2·9个百分点，从中国进口比重却上升5·9个百分点。

    欧盟要搞经济货币联盟，搞欧元，目的是为了提高对美、日的竞争优势，其迫切性可以从1992年对北美和东亚的双逆差中看出来。但是1992年以来，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资本大转移，欧盟通过经济整合打击美、日行，但对付不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今年6月10日欧盟与中国经过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协议，但是又立即引发了欧盟内部的争端，由于大量已经到港的中国纺织品受新协定限制，不能摆上欧盟各国的货架，部分北欧国家如德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强烈要求修改这个新协定，而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却坚持要履行新协议，有人把这场争端形容为是欧盟国家的“南北分裂”。欧盟的前途本已被法、荷公投失败蒙上了阴影，如果“南北分裂”继续深化，则欧盟与欧元的前途危危可岌。

    欧盟各国围绕是否应对中国输欧纺织品设限的争吵，其实质是欧盟国家还要不要全面保持欧盟产业竞争力的反映，实际上，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已经只占全部出口的16％，去年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已经首次出现顺差，为156·7亿美元，今年前8个月又大幅度增加到445·5亿美元。可以预计，在未来的中欧贸易中除纺织品外，电子、机械乃至汽车也会出现中方的顺差。德国是欧盟中最强大的国家，去年再度蝉联世界出口冠军，贸易盈余高达1580亿欧元，但即使强大如德国，去年对中国的贸易还是有115亿欧元的逆差，而整个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高达780亿欧元。从欧亚间不断扩大的逆差看，实际是产业整合也被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所阻断，想从振兴物质产业中夺取全球优势的打算就成了泡影，所谓“里斯本”道路就走不下去了。可以预计未来欧盟的内贸率也会象北美自贸区一样，出现停滞和下降趋势。法、荷公投失败是因为民众没有从经贸与货币整合中得到实惠，原因不是原来的打算不好，而是世界变化了，但欧盟的行动路线却没有调整。欧盟痛定思痛，会反思为什么强势美元会给美国带来好处，而却给欧洲带来痛苦，结果是最终也走上与美国相同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把物质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转向生产金融产品，否则欧盟就没有前途。

    如果欧盟也开始走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则从目前金融市场的健康程度看，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就比美国有利得多。例如，欧盟各国的居民储蓄水平远高于美国，欧盟各国股市市值对GDP的比率普遍低于100％，而美国则超过200％，其资产泡沫比欧盟国家高得多，因此相对于目前的美国，欧盟将很容易创造资本市场的繁荣。

    欧盟国家全面转向虚拟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四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向东欧和东亚进行大规模产业资本转移；第二是欧盟国家的贸易基本转成逆差并不断放大；第三是修改“马约”，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上限；第四是放松对欧洲资本市场的管制。有了这四方面变化，欧盟就可以创造资本市场的繁荣，并从“财富”效应中创造出消费繁荣和较高的经济增长。

    从这四个条件看，欧盟的产业转移已经在进行，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说规模还不够大，速度也不够快；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也比美国要严格，例如欧盟国家已经普遍推行的新“巴赛尔协议Ⅱ”，就对国际资本的运动有许多限制，而美国目前对这个协议拒不执行；在财政赤字方面，欧盟有严格规定，但德、法、意、荷等国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了3％的上限，并且都提出应对这个规定进行修改；在贸易赤字方面则变化更大，从欧盟主要国家看，英国和西班牙从80年代以来就是连年赤字，90年代初，法、意两国曾一度从贸易赤字转为黑字，但近两年又转为赤字，而且增加得很猛，目前只剩德国一个国家能维持长期贸易顺差。此外根据有关报道，去年亚洲至北美、跨越太平洋的东向货运量比上年增长了14%，亚洲至欧洲的西向货运量则增长了16%，说明欧亚贸易逆差有比美亚贸易逆差更快的增长趋势。这四方面变化或快或慢，而总的趋势是正在朝向虚拟资本主义道路。

    东亚的经济整合会继续提速，还会围绕中国继续进行整合。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年中国对东亚逆差1266亿美元，对美欧顺差962亿美元，当年还有320亿美元的顺差。东亚内贸率的提升如果维持近年水平，到2010年将超过65％，东亚经济联盟和亚元就呼之欲出了。

在现阶段看，催生东亚经贸与货币联盟有三方面动力：

    其一，已如上述，目前在东亚地区除中国外，日港韩台和东盟对美欧的贸易都在收缩，而对东亚地区内的贸易都在扩张，即便是中国，由于贸易增长快，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在东亚全部内部贸易中的比重也在上升。由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就会为建立经贸货币联盟准备好条件。

    其二，东亚地区是“美元区”，这是二战后美元独霸天下遗留的格局。90年代以来，东亚的贸易增长，主要是在本地区内的贸易扩张，但是仍必须使用美元，贸易增长就等同于对美元需求的增长，贸易盈余的增加，也等同于美元储备的增加，因此一旦美元不稳定，就会破坏东亚地区贸易的正常发展，并造成外汇储备损失。近年来，美元由于“双赤字”和资本市场泡沫等问题，积累的风险越来越高，已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心病”，一旦美元崩溃，美国经济固然要受损失，但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把损失向东亚各国转嫁，东亚各国则避无可避，自己的经济发展再健康也要受到深度牵累，所以美国人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由此看，美元所酝酿的危机，正是催生亚元的强烈外部动力。

    如果使用共同货币，东亚国家就可以大大减少国际货币与汇率波动对本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冲击，还可以使各国大大减少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相应大幅度增加东亚各国发展经济的可用资金。东亚各国的外汇储备在1997年时只有7280亿美元，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稳定国际收支，各国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到2004年亚洲外汇储备已超过2·4万亿美元，这些为防止货币冲击而增加的外汇储备，不能为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所充分利用，还因为美元的不稳定，增加了许多风险。反观欧盟国家，由于有了共同货币，贸易的主体又是在欧盟内部发生，外汇储备已经从欧元启动前的6千亿美元下降到目前的2千亿美元，近年来还大幅度减少了黄金储备，使经济发展中的可用资金大量增加，这就是货币统一的好处，从而也会促进东亚各国为各自的利益寻求货币统一。

    其三，东亚地区虽然经济和贸易增长率冠于全球，但区内的资本市场却很不发达，特别是以本币发行的债券市场不发达，例如2003年东亚本币债券规模仅占世界债券总值的3％，为1·2万亿美元，也仅是东亚债券总值7·5万亿美元的16％。由于没有共同货币，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以美元或欧元来筹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东亚国家，必须把庞大的资金存放在美欧，再从美欧大量借款，对美欧来说，则可以“用借来的钱把债主子买下来”。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启动对国有大银行的改革，就是准备向美欧等国的大银行转让部分股权，其中工行准备转让的股份为10％，而广发行准备转让的股份竟高达51％！所以，构造区域共同货币，将可以使东亚地区创造的储蓄留在东亚，使东亚各国的筹资更加方便，可以避开国际汇率波动的风险，也可以提高东亚地区的经济自主程度。

    所有这些，都会成为推动东亚地区本币资本市场发育的动力，以及催生亚元的动力。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两国合计，在东亚区内贸易中已占了78％，比法、德这两个欧洲统一的“发动机”在欧盟内部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中国目前的GDP与日本还有明显差距，但是在东亚区内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日本，并且从制造业的产值规模来看，已与日本相差不大，所以中、日两国必定会成为创建亚元的主体国家，只要中、日两国共同携手合作，东亚地区的经贸联盟和货币统一就可以很快启动。欧盟从成立经贸联盟到货币统一用了六年时间，而在此之前为寻求欧洲统一的道路用时更长。从东亚各国目前的经贸联系程度看，已经与欧盟成立前相差不大，再用五年左右时间，随着彼此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完全可能实现经济与货币的统一。中国在东亚经贸货币联盟的形成中，应该也有能力、有条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在前面两篇文章中（即之一、之二）已经说明了美元危机的不可避免，并很可能由于美联储不断加息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美元危机已经逼近了。

    2002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取得强势，与其说是欧元走强，不如说是美元走弱，是因为国际资本对美国资本市场不断增高的风险感到恐惧，开始逃离美国，才导致了欧元走强。由于东亚的资本市场池水太浅，只能容纳少部分国际资本，所以如果美国的资本市场因为房地产泡沫崩溃出现再次剧烈动荡，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还是欧洲。

    由于发生美元危机后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已经不取决于美国的愿望，因此缓解美元危机、稳定美元与欧元比价的主要途径，就是由欧洲央行出面，象日本那样采取大量投放欧元的办法，来平抑欧元与美元的比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挽救美元的是欧元”。但是从2002年以来的情况看，欧洲央行是采取了放任欧元升值的办法，而不愿意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牺牲欧元的稳定，换取美元稳定，美元危机从经济角度看就没有出路。

    从长期看，塑造强势欧元是欧盟主要国家的既定方针，美元的崩溃会导致欧元走强，正是欧洲与美国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的好时机，欧盟贸易既然已经有80％以上在内部进行，与美元区的贸易大约仅占欧盟国家全部贸易的10％左右，美元的崩溃不会给欧盟经济带来太大的震撼，因此不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欧盟都不可能出手挽救美元。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美元危机中，即便欧盟什么都不做，由于美元的崩溃，世界货币霸权也会自动易手到欧洲，这是目前“美弱导致欧强”逻辑的延续。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美元危机是催生亚元的强大动力。由于在美元危机中受损害最深的美国以外的国家，是属于美元区的东亚各国，而东亚的内部贸易正在高速发展，所以一旦出现美元危机，东亚各国出于自保，会使创建东亚经贸联盟和亚元的工作提速。而如果出现了东亚经贸联盟，乃至亚元，东亚地区的“美元区”就将不复存在，战后长达60年的美元货币霸权就会被最终动摇。因为一方面东亚由于摆脱了对美元的依赖，美元的外汇储备需求必然大幅度减少，因此向美国的商品净输出也会大幅度减少，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失去其主要来源，美国依赖海外供给实现的“需求主导型”经济繁荣就会结束；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巨大的美元储备会被抛向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崩溃形成新的摧毁力。所以，“能够毁掉美元的是亚元”。

    然而，欧元所获得的世界货币霸权只能是暂时的，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亚元迅速登上历史舞台，而对欧洲来说，其贸易的主体在欧洲，并有东欧国家的廉价商品来支持西欧的虚拟经济，不象美国那样高度依赖东亚的贸易逆差，因此亚元的产生并不会对欧盟生存产生重大威胁。如此看，虽然美国必然要打压欧元，但欧盟却没有打压亚元的必然性，更不会与美国联起手来打压亚元的诞生。所以在美元崩溃后世界不会再重现二战后单一货币霸权的形态，而是会形成欧元、美元与亚元三大货币圈。

    我们可以给未来的这场巨变勾画出一幅图景：首先是美国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国际资本逃离和美元贬值；然后是欧洲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后欧元大幅度升值；接下来美元的崩溃又导致了亚洲经贸联盟和亚元的诞生；最后是美元货币霸权的终结和世界进入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的时代。

    试问：美国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吗？

    如果美国已经没有保卫美元货币霸权的经济手段，那么只有战争一条途径。

    美国不可能用战争手段打击东亚，因为东亚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会用政治、军事与外交手段拉拢、分化、阻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会用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日东海油田问题等等来作文章，不断制造东亚地区的安全紧张形势和政治分裂，但不会用军事手段打烂这个地区，这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此外，由于东亚地区是“美元区”，如果没有美元危机，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特别是亚元的诞生，本来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东亚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希望美元崩溃。但是如果出现美元危机，东亚的经贸整合与亚元就可能出现突变性进展，所以对美国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阻断东亚地区的经贸整合，而是在发生美元危机的时候，如何防止国际资本流向欧洲，防止欧元作大作强，这样就会使美欧矛盾会空前尖锐起来。

     美国也不会以军事手段直接打击欧洲，因为美国要的是国际资本，打烂了欧洲，庞大的欧洲国际资本的价值形态就没有了物质形态的根基，美国还是什么也得不到。与二战前不同，当代战争的目的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改变物质财富的流向，而是为了改变价值财富的流向，所以，美国还是会象前两次打击欧元的方式一样，会通过在欧洲周边地区发动战争来制造欧洲地区的不安全因素，打得国际资本调头流回美国。美国目前正在利用伊朗核问题制造对海湾地区再次用兵的借口，已经在伊拉克派有大量驻军，并且不断扬言要将其原有的核战略，修改为“先发制人”的进攻型战略，因此可以预计，一旦美元出现危机，国际资本开始大量逃离美国，就到了美国发动第三次打击欧元战争的时候了，而且这场战争的烈度，会比前两次打击欧元战争的烈度都大。

 

                                    200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