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05年前三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GDP增长为9.4％，表明我国经济仍然在一个稳定快速增长的水平，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2％表明，我国经济仍然在较低水平增长，仍然是“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
然而，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总需求比例不合理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在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长这三分天下中，投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2005年前三个季度达到53％左右。投资在GDP中仍然超过了大半壁江山，消费和进出口加起来的总和还少于投资。一般来说，一个大国的国内消费应该占到GDP的70％以上，美国是占到80％。由此看来，投资在我国GDP的结构中远远偏离了合理比例。

　从投资领域来看，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的18％，增长22.2%，还是保持在固定投资中的很高比例，似乎有违今年宏观调控之初衷。在制造业的投资中，过热行业的投资仍然占很高比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同比增长76.8％，虽然有煤电油运的短缺问题，但是如此高比例的投资增长，是否会带来新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是否意味着这一轮调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下一轮调控的就要开始？这样不和谐的投资结构不利于宏观调控达到真正的效果。

　而从城镇和农村的投资比例来看，农村人均投入924元，城镇人均投入12185元，是农村人均投入的13倍。这样大的投资差异，会更严重地拉开城乡差别，导致城乡发展更大的不平衡。

　从消费角度来看，12.1％的社会消费实际增长，说明消费水平呈快速增长趋势。数据显示，农民的收入消费弹性远高于城市。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100元，有67元将会成为消费支出，城市收入增加100元，只有29元会用于消费支出。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是加大消费在GDP的结构的比例，改变当前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最具潜力的因素。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是10245亿，占GDP总值的78%。我注意到，去年我国全年进出口第一次突破万亿，但是今年前三季度就突破万亿。去年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今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就达到683亿，是去年全年的2.1倍。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不但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还会带来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过高的外需依存度会增加不确定因素。

　所谓“价格水平下降”

　对价格水平下降的担心主要是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但对价格水平下降要做具体分析。而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由粮价的变化导致CPI的回落，而这并不是大面积的商品价格下降，不会形成带来危机的“通货紧缩”；还应注意到，许多产品的价格下降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所致，并不一定是生产过剩。而有些过剩供给的产品从1990年代就存在，不应成为现在价格水平下降、导致现在通缩预期的理由。

　至于将来价格水平的走势，笔者认为并不很清晰。价格水平的未来变化要看两股相反方向压力的“对冲”大小而定。即使CPI将来有所下降，它是否会伴随经济衰退的“通缩”，也应做仔细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可能的政策分析

　我认为，近期的政策应该是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控制信贷，控制货币发行量。适当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从投资资金的总量上起到约束过度投资的作用，也“指导”银行促进企业在微观投资领域和产品的控制上减少“过度”投资，减低过剩产能的积累，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危机状况发生。

　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可以在城乡投资比例的调整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要动用利率工具，提升1年期贷款利率的作用可能更大。通过强行整体提升贷款成本，迫使贷款方因为资金成本的压力而减少部分银行贷款，进而控制盲目投资和资金浪费。最后把扩大利差增加的利差收益用作银行坏账准备金，降低新增贷款可能增加的坏账率，这等于每增加一笔贷款就预提了一笔坏账准备金。当然，贷款基准利率要提到多高才能有遏制作用，也是一个不容易设定的政策目标。

　如果要启动消费，对于农村来说，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可能是近期推动农村消费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财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对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对刺激城市的消费可能会有直接效应。但要从根本上推动以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还有待于公共财政政策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体系，使消费者在增加了当前的消费之后而无后顾之忧。形成生命周期理论描述的生活模式，消费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部分。

　从长期来说，要根本改变GDP结构中三大动力的比例，有待于从宏观层面上转变投资增长模式、投资体制和银行体制的根本改革，有待于从微观层面上控制投资结构问题。如果能采取合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可能会收到既控制投资又改善通缩，既增加老百姓收入推动内需消费增长，又减少对国际市场和外需消费的依赖，从而真正达到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