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主流受阻，由于部分力道下旋，随之沉渣泛起。洪水季节在都江堰的飞沙堰处就能观察到此种现象。“主流受阻”与“沉渣泛起”这道自然景观是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活动状态的真实写照，很值得研究。

       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受阻”是民心使然，通俗讲就是“私有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所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鼓吹“私有化”道路的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笔者不反对私有制，却不赞成“私有化”。私有制作为个人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它的存在与发展应该按照邓小平经济理论处理，只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群众愿意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成，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但是，“私有化”却把私有制看作事物的理想状态，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总之，“私有化”理论是一个可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但是，当其“私有化”理论变化为实际行动且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之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在“改革”的借口之下，纷纷粉墨登场。人民不答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选择画上了一个句号。现在回过头来，认真反思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必要的。

        国有企业改革没有错，“民进国退”的改革方向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民进国退”是不是让少数几个“民”与“官”勾结起来“进去”瓜分国有资产？！因为主张“民进国退”，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会上一位博士生代表3位研究人员发言。发言内容是用“博弈论”研究国企改革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路径选择。大会发言1人只给15分钟，他因为代表3人发言，讲了30分钟，我举手第一个提问：你们证明了这么久，无非是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勾结起来瓜分国有资产，风险最小，效益最大，这玩意还需要证明吗？可能我提问的方式不太严肃，引起哄堂大笑。会议结束，我得到主持者不点名的善意批评：对年轻人和新生事物要宽容一些。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是资本主义制度创立过程最基本的运行机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对西方经济学恐怕只能择善而从之，否则没有出路。因为西方学者和政客们自己都觉得那一套行不通了，比方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强调“双赢”，这就是证明。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劳动力市场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买方市场。面对普通劳动者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低于道德底线的“血汗工资制”的悲惨境地，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但没有一丝同情心，反而到处吆喝，到处叫卖：劳动力工资低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是出于义愤，笔者2002年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竞争优势吗?”的商榷文章。反驳者挖苦道：这种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都不懂，还在写文章？知道什么是比较优势吗？这样，迫使我不得不向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请教，又写了一篇“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比较优势吗?”的申述文章。亚当.斯密当年（1776）拿英国、美国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1776）正是“国有乾隆、谷不生虫”（《环珠格格》台词）的康、乾盛世，而广州的老百姓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英国也很富裕然而死气沉沉，可是，当时并不富裕的美国却最具生机与活力，因为美国劳动者工资最高。亚当.斯密得出结论说：劳动力工资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而劳动力工资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败的象征。至于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纯粹说的是社会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说，比较优势原理要求对外开放，不要闭关锁国；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说，比较优势原理要求合理分工，不要大而全和小而全。比较优势原理与劳动力工资高低是八竿子都打不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后来，因为温家宝总理亲自出面帮助民工讨工资，才唤醒经济学家们的社会良知，站出来为中国劳动力工资低打抱不平。可是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一方面感叹“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另方面又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作例子，要求学界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

        “主流经济学家”对劳苦大群太过麻木不仁，源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对，世界观不对，方法也不对。

        第一，“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不对，是指他们完全站在老板立场上观察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劳苦大群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就承认当前的分配政策仍然不公平，如果站在老板立场上观察问题，就认为成现在的分配政策最公平。实践和理论都在拷打我们的社会良知。不用说劳动者劳动1年不但得不到工资反而倒贴的恶劣事件，就说劳动者只得工资，老板独占收益，公平又何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们即使不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观察，管理和技术人员是“大资本”，普通劳动者总该是“小资本”了吧？普通劳动者为什么就没有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目前的分配政策不改变，两极分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无法逆转，劳动者依附于资本、靠社会施舍和救济的地位就没有结束的时期。

        第二，“主流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不对，是指他们非此即彼、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中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宰经济学话语权的时候，社会倡导“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现在有人主张把公平放在突出位置，也就是主张“公平优先”吧，他们害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于是站出来力挽狂澜，提醒人们别忘记效率，不要搞新的平均主义。

        抽象地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平均主义一般是指处理劳动者之间劳动报酬的一种分配办法，而劳动者和老板之间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平均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公平优先”的倾向，这是一。其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平均主义是指西欧各国曾经推行过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面对的是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即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担心公平过了头，完全是无的放失。其三，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的“平均主义”否定对象是特权理念和特权制度，面对的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即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这种要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人们才明确意识到的，试问，谁才害怕这种“倾向”并感到了压力？其实，“效率优先”不对，“公平优先”也不对，效率与公平是可以同时兼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相生相克关系。

        第三，“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也不对，是指他们凭主观想象、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西方经济学最讲实证分析，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既然信奉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弄几个案例搞个实证分析呢？广东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财富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民工的工资10多年基本不动；不少地方出现了“民工荒”。请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这种社会经济现象该怎么解释？

至于“主流经济学家”说“鼓吹增加工资”，老板就会抽走资本，到越南去投资，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越南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到处吆喝：越南人工资低（不值钱）是他们的优势。我们可以断言，那是越南人民的灾难，绝对不是福音。当今世界，财富增加靠牺牲子孙的利益（非可持续发展），靠牺牲社会的利益（负外部性），靠牺牲劳工的利益（血汗工资制），这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是“过街老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唬谁、蒙谁呢？

         中国经济学界“沉渣的泛起”指的是“挺郎派”（“左派”）重提的“国有化”思潮。重提“国有化”思潮被界定为“沉渣的泛起”，源于以下3点理由。

         为了重提和坚持“国有化”，“挺郎派”（“左派”）总喜欢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GDP年均6·8%的增长率来证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外国，我们没有去过，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说中国自己，我们都是过来人，有点发言权。

         第一，面对1959—1961“三年灾难”的几千万饿殍，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怎么还能说出口？

         第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读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可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走过的历史啊！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邓小平不只一次地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基本没有改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再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是能当衣穿？还是能当饭吃？空讲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除了“自娱自乐”能证明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国有化”是历史的产物，撇开意识形态不说，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国有化”的理论分析是一脉相传的。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市场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政府对市场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叫“无为而治”，在西方叫“经济自由”。工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活动打破了地域局限，市场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大，单个企业无法化解市场风险，经济危机频繁发作，“国有化”已是历史的必然了。所以，恩格斯虽然无情地讽刺那种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论，但他还是承认国家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凯恩斯也反对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但他认为国家所有制是挽救现存社会制度免于灭顶之灾的唯一办法。

        任何决策有利也有弊。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一个汽车高速公路和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再加上一个通讯技术的个性化，市场不确定性问题缓解了，国家所有制的两个致命弱点曝露出来了。一个是低效率，因为国家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混淆了社会分工，低效率是必然的，西方叫“滞胀”，东方叫“短缺”；另外一个是监督失控，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结构是市场活动主体左手握“权”，右手拿“钱”，社会对活动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西方叫“寻租”，东方叫“腐败”。非“国有化”又成了历史的必然，是曰“否定之否定”。

        这些就是“国有化”由兴起到衰亡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退民进”政策出台的大致背景。“挺郎派”（“左派”） 为了重提和坚持“国有化”，若再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转而求助“种族理论”。坦白地说，“挺郎派”（“左派”）堕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始料未及。

       无耻至极的学理基础指的是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1995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所宣扬的反动理论。为了说明现代经济发达的动因，这位福山在书中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二战时期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制造的“优等民族”、“劣等民族”谬论的翻版，可是，我们可爱的“挺郎派”（“左派”）居然说，福山的这一整套学说“确实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随之，他们广征博引证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就是“人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人民出路是什么呢？他们说，要么“劣等民族”充当“优等民族”的殖民地，要么由国家出面把“劣等民族”的人民统治起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殖民地条件下的“真诚”、“信任”、“自愿合作”，我们的祖辈已经见过了；国家所有制条件下的“真诚”、“信任”、“自愿合作”，我们正在领教。就以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为例。从1997年开始，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圈钱”政策有什么“真诚”可言？时间到了2000年，国有企业在商业银行的1·3万亿呆帐、死帐不还了，借钱不还还奢谈什么“信任”？再看“下岗分流”吧，面对政府的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工人劳作一辈子，几千元人民币就“分流”了，这就是“自愿合作”的结局？换言之，政府“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自发形成、信任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所以，如果真要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劣等民族”，那也是拜帝国主义和“官本位”所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化”是“官本位”的物资基础和表现形式，这也就是“劣等民族”的劣根性得以延续的根据！

        根据不同的理论研究任务，现象描述和抽象思维两种研究工具都可以运用，两者之间本身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是，如果以为现象描述就是“挂豆腐帐式”的现象罗列，不讲逻辑，那就大错特错了。“挺郎派”（“左派”）为了证明国家所有制的必然性和不可或缺，居然用民间企业发展需要政府供给人才和提供公共设施来说事，稍微有点理论素养的人就明白，这是胡搅蛮缠，不值得给予评说了。

            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经济学的传统和灵魂，提出这样的命题似乎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因为我们今年申报并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叫“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批准号05XJL00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就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活动主体，具体是指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

         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经济学的传统和灵魂，这样命题根据何在？经济学经历了“斯密革命”、“马克思革命”、“凯恩斯革命”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革命，这是经济科学界的共识。斯密的奠基之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也可以改名叫《国民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为什么这样说？》，是曰“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不过是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的奠基之作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他也是把工人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的。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经济学的传统和灵魂，这样说大概不为过。

       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主流”和“沉渣”经济学家都丢掉了经济学的传统和灵魂。“私有化”是为私人垄断资本（钱）辩护和效劳的理论；“国有化”是为官僚垄断资本（权）辩护和效劳的理论；“私有化”与“国有化”的结合就是“新公有制理论”；“新公有制理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石；权贵资本主义威胁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私有化”与“国有化”两派有时也相互撕打、闹得十分厉害，但他们在勿视和践踏劳苦大众这一点上到是配合得十分地默契。这就是本文提出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初衷和动因，也是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作为国家课题申报的初衷和动因。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涉及的范围太宽，此文说不清楚，这里只说工人问题，因为工人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直接相关。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象社会舆论说的那么严重。笔者过去调查了解的情况也有偏差。今年因为要完成课题调研任务，我们又到成都市和德阳市的4 个已经改制的中小企业调查，应该说他们改制的过程比较正常。他们是这样操作的：企业总产中，政府初始投资部分为物权，扩张部分为产权，产权是物权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历年的沉淀，所以国有企业净资产在与社保部门处理好退休和将要退休职工的问题之后，就由国资部门与企业职工按照一定比例分割，国有部分再由企业职工出资买断。国资部门与企业职工的分割比例大约是25：75；职工内部综合考虑工龄、职务、基本生存条件等各种因素后进行分割，股份比例一般是1：6，最高的是1：17。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工人成为股东之后怎么加快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职工要向开明的资本家学习怎么当老板，不要以为当了老板，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妨碍企业的经营决策。其二，大股东与小股东特别是与新进职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些大股东即领导干部已经退休了，股本没有退，随着企业总资本的扩张，他们的股本也扩张了，每年的红利就是几万或十几万，而新进职工每年只能拿那么几千元的工资，新的“劳资矛盾”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前几年通过“抓大放小”政策，用行政办法把社会的紧俏资源和上游资源控制在国有大型企业的手中，所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对内淡化了职工的改革意识，对外掩盖了国有企业的致命弱点，其危害和后遗症无可估量。现在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实质性改革恐怕只能等待机会了。

        政府是否需要直接干预市场应该说没有多少歧议，问题在于怎么划界。比方说，对农业的高额补贴一直是美国政府与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贸易纠纷，人们埋怨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采取双重标准。美国政府行事的双重标准原则的确使人厌恶，唯独这一条值得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政府学习。从生产力角度说，农业是个弱质产业，从生产关系角度说，农业关系社会稳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必须进行直接干预。中国这一届政府加大了直接干预市场的力度，不但免了农业税，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费用，还把“三农问题”放在“十一、五”规划的最突出的位置上，说明政府的职能不是要不要直接干预市场，而是怎么干预市场。

         政府需要直接干预市场，但我们不能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的错误，不该政府干预的事情，政府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放，应该政府做的事情，却以“改革”的名义当作包袱扔给了社会。我们再也不能玷污改革的名声了，要恢复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改革不是指向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一把利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制企业主是否承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不能强求；现存国家所有制企业是否承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是考验政府是否言行一致的大是大非问题；否则就把社会主义这个招牌取下来，免得混淆视听。

        承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当再有国家所有这样性质的企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不难统一。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职工的工资既是劳动力维持自身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本钱，也是职工对所在企业投资的本钱。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投资兴办的任何企业，只要招人，那个人的工资就是他投资的本钱，他就是企业的合作伙伴，就是企业的股东。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投资办的企业内部的职工持股会，不是美国企业那种职工持股会，因为美国企业职工的股东身份是自己掏钱买的，这里企业职工的股东身份是因为他是人并得到工资。这才是与以“物”（资本）为本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彻底决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所谓“原罪说”是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都不程度地存在着偷税、漏税、走私、坑、蒙、拐、骗等各种违规行为，一旦成了规模，资本家就“金盆洗手”，社会对他们应当宽容一些。对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过程，笔者赞成“原罪说”。原因很简单，除了社会转轨过程制度本身不完善之外，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社会的运行机制不公道，非国有经济如果没有“原罪”，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对他们网开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从严就是了。

        可是，国有企业进行的产权制度改制，所有的“原罪”一件都不能放过。无论他地位多高，职务多大；无论是过去犯下的，还是现在犯下的；不管他们逃到何处，都要尽我们的能力把他们缉拿归案，即便是死了，也要“鞭尸”——公布犯罪事实。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全民”的心，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利用公权把“全民”的财产（纳税人的钱）据为己有，天理不容，国法不容。“原罪说”此路不通。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